州与各级政府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一个分裂割据，战乱不断的历史时期，又是一个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的重要过渡时期。秦汉以来的中央大一统局面，到东汉末年因黄巾起义的冲击而暂时中断了，继之而起的是割据军阀的连续混战，南北政权的长期分裂。不论是初期的三国政权，还是禅代的西晋、偏居江南的东晋、宋、齐、梁、陈以及崛起于北方的北魏和分裂后的东魏、北齐、西魏、北周各政权，都把很大的精力用于对付外部各政权间的相互攻伐和内部变乱上。因此，中央政府在地方的管理上，既有用于军事防守的都督区及其所设置的军事都督，还有州郡县三级地方政府。北方的北魏政权后期，更在都督区之上加设行台（行尚书台）区。在这样的背景下，州政权在纵的方面，对上，要正确应对与中央政府间的各方面关系；对下，要处理好与所属的郡县政权间的关系。横向上，还要处理好与其处于同一辖区内领军都督的关系。即使在州区内部，自东晋以后，刺史兼都督，带军号成为常态。一州之中遂有州行政职官系统和军府佐职官系统。再有南朝的荆州刺史，常带南蛮校尉，则另增一职官系统而为三。因而，州刺史还要处理好其内部的行政佐与军府佐之间的关系。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州，就像一个氢原子，一方面要承受内外部的各方面压力，同时，又要在各种压力下，聚变释能。鉴于能力有限，本章只讨论州政府与中央政府、都督区以及所辖郡县政权间的关系。
关于州与中央政府间的关系，因此时，州受控于方镇都督，成为这个时期的明显特点。因此，各政权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初期，总是表现为中央集权较强，后期则明显弱化。整体上，表现为以地方分权为主，而个别时期的中央集权又显得高度强势。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地方政府不是中央政府的纯粹代理机关。它们是一个具有很大自主能力的政治系统。一方面，它有义务服从中央政府的领导，是中央朝廷这座权力大厦的根基与台柱；另一方面它又有实力为地方的实际利益而抵制中央（特别是中央的一些不合理要求），而使自己在地方的管理中有更多一点灵活性。正是基于这一点，在中国古代总是把地方政府假定为一种必要的“恶”。中央政府总是在千方百计地把这种“恶”局限在其可控的范围内，而不至于使其危害中央。而地方政府则在尽可能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又能避免完全被中央政府捆住手脚而无所作为。因此，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和其他时期一样，国家权力的重心呈现出两极分布：中央和地方。这两个权力重心，就像一架天平上的两个砝码盘，而权力就是盘中的砝码。谁的盘中权力的砝码最多，谁就能从心所欲，抗衡对方。本章关于这一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论述，实际上就是在讨论这一时期中央与地方间各自的权力砝码。
上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大势，只是就总体而言。但在具体不同的时段，又有其不同的特点。
如中央与地方在行政权的关系上，三国西晋时期，表现为牧守申政，朝廷监控，中央集权明显较强。到了东晋南朝时期，门阀政治成熟，宗王出镇成为惯例，从中央到地方，门阀大族控制了内外权力，皇权总体上表现为驾驭地方无力。北朝时期，由于是北方鲜卑族入主中原，鲜卑人初来的锐气和朝气，使他们有能力掌控地方政府的军事行政等各方面的政务。“方伯守令，皆命于天朝”。北方广大的汉人地区和胡人聚居区，实行胡汉分治。而对地方的控制，则是加强胡人对汉人的地区的管理。州郡县则实行一州三刺史、一郡三太守、一县三令长制度。三长官的设置一为宗室，一为鲜卑人，一为汉人。
在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关系上，三国西晋时期，利权统归于朝廷。地方上，则财分大府与小府。大府为地方各级政府公共开支的财政基础，小府则为地方行政首长自己支配的财利。东晋南朝时期，中央集权的态势大体上表现为：开国之君对地方的控制较强，继体之君则控制乏力的局面。对财权关系的影响则表现为：一方面朝廷对地方政府的各种公共开支及军需开支有大量拨款；另一方面，地方各都督刺史还可以就地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如公田、各种手工业制作、山林川泽之便，进行创收获利。北朝政府则“纳其方贡以充仓廪，收其货物以实库藏”，表现为对地方政府财政的充分把握。
中央与地方在军权关系上，三国西晋时期朝廷以都督控制刺史，以刺史监视都督；州郡皆置兵，军事行政，两权兼授。特别是西晋时期，又以宗王出任地方都督，督控异性。东晋南朝时期中央与地方在军权分配上，主要是为围绕着荆、扬二州的掌握而展开的。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军事上，惯例由皇子控制荆、扬，暂或由异性任职，但多为一年半载，仅示荣宠而已。但是，大量的皇子皇亲出任地方要州都督刺史，又直接构成了对中央朝廷的威胁。为平衡中央和地方的力量，消除地方对朝廷的威胁，野蛮的手法是无情的杀戮，如宋齐政权大量杀戮宗室成员。文明的做法是及时地移封宗王的封地，适时地换防或内征回朝，以消除实力雄厚的宗王对朝廷的威胁。同时，又下诏：“动民行军，皆须手诏施行。”北朝时期，鲜卑人有尚武之风，深知马上得天下之妙诀，紧握军权，掌控地方。地方则保留大量的州郡兵，以备不虞之变。北朝时期地方先后发生了许多各种变乱，这些变乱大多是由地方州郡兵平定的。北周时，为加强朝廷权力，改兵制，建府兵，设柱国大将军。又把府兵命名为侍官，表示了北周政权的良苦用心。这一称呼的政治目的在于，在增加了府兵的荣誉感的同时，又告诉府兵们：你们是皇帝的侍卫军，你们必须完全听命于皇帝，进而达到控制军权的目的。又设柱国、大将军而使都督的声位开始下降。地方上，则改都督为总管，都督府称总管府，从名称上先抹掉都督的声威。不久，又逐渐地把柱国、大将军等军号勋官化，只作名誉奖励，不作实际权力称号。地方则广设州郡，缩其辖区，通过行政建制与辖幅的及时变动，来削弱地方的权力。
司法权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朝廷严把立法大权。一切律令格式均由朝廷具体制定，任何地方政权不能有所染指；各种赦免诏令均自朝廷发出，地方无权进行各种赦宥；死刑核准权；大、要、疑案最终审判权在朝廷。同时，朝廷还不时地插手地方各级部门的司法审理活动。而地方政府则只能在一般性犯罪案件的审理和行刑上有决定权。
在中央和地方的监察权关系上，除了传统的行政系统内监察和行政系统外的御史台监察外，这时还出现了不少新的制度设置。
在州与都督区的关系上，三国时的曹魏政权里，两者之间还保持着相对较强的独立性，互不相屈，常有摩擦。相争的结果，多是州刺史败北，都督全胜。西晋以后，特别是东晋，随着“征镇州郡”班位的形成，府（军府）以统州，州以统郡，郡以统县的统辖机制的确立，州刺史与防区都督的关系一般不再有什么冲突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州与郡县的关系，是纯粹的上下级统领与被统领的关系。但由于地方三级制的形成，此时，郡县的地位大大降低。
三国、西晋中央与地方关系
一行政权上：牧守申政，朝廷监控
三国、西晋时期，中央和地方在行政权的关系上，可用中央居中监控，极力集权；地方权力大增，分权势劲来概括。
这个时期，地方实行州、郡、县三级行政体制。郡、县二级行政长官，仍沿袭秦汉以来的郡太守、县令长称呼，而州行政长官则实行州牧、刺史并称。这和汉武帝始设刺史，直至东汉末，要么单称刺史，要么单称州牧相比，是一个不小的变化。
在行政任命上，州牧、刺史等州中长官，别驾、治中、部郡从事等重要佐吏，郡太守、郡丞、郡尉、郡督邮等郡中官长，县级的县令长等，皆由朝廷直接任命，权力从不下放。其余的州郡门下诸吏，外职中的各种从事，则由州郡长官自行辟除。州牧、刺史对郡县长官只有表荐权。三国以后，由于大部分州牧刺史和郡太守，既任州郡行政长官，又兼带所辖地区军事防御长官，因而这些刺史、太守又大多带有将军号，开府置佐。于是，州郡组织机构便形成了既有行政衙门，又有军府机构这样的双轨体制。其中州郡军府中的门下重吏，如府功曹，外职中的长史、司马、咨议参军、记室参军等重要吏职，也要由朝廷直接任命。而其余众多的军府参军，则由州郡长官自己除用。这种地方主要行政长官由朝廷任命，一般属僚由地方长官自行辟除的制度，是两汉以来任官制度的继续。
政事上，《三国志》卷2《文帝纪》说“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把中央和地方各自的行政职责，讲得再明了不过。“朝士明制度”，一是表明，朝廷主要是确定大政方针，并向各级官吏申明。二是在申明制度的前提下，直接通过法令制度来对各级官吏进行监督执行。“牧守申政事”，则是讲州直接秉承朝廷命令，统令郡守，郡国守相定期巡行属县，严格察督地方对朝廷政令的执行状况。县令长要定期接受郡太守的政绩考核，郡太守要按时向州刺史汇报治绩。州刺史每年要向中央朝廷上计。即使是地处东北的平州和云南的宁州，也要三年一入朝奏事。朝廷则以诏敕令的形式向州郡县下达各项政令。而州向郡、郡向县则以“教”的形式传达各自的地方规制。《晋书》卷44《郑袤传》载：（曹魏）郑袤，“出为黎阳令，吏民悦服。太守班下属城，特见甄异，为诸县之最”。这是郡太守考校县令长。“台阁临下，考功校否”，“岁终台阁课功校簿而已”。“晋制，刺史三年一入奏。”这是州刺史要定期回朝，汇报在地方的政绩，接受朝廷考绩的规定。
不唯如此，朝廷还经常派遣各种使臣巡行州郡。《三国志》卷2《文帝纪》：“遣使者巡行郡国，有违理剖克暴虐者，举其罪。”卷4《三少帝纪》：“正元元年冬十月壬辰，遣侍中持节分适四方，观风俗，劳士民，察冤枉失职者。”西晋武帝代魏不久，就下诏刺史二千石长吏曰：“古之王者，以岁时巡狩方岳，其次则二伯述职，不然则行人巡省，睱人诵志。……今使使持节侍中、副给事黄门侍郎，衔命四出，周行天下。……”曹魏明帝时期，还专门制定《州郡令》四十五篇，具体明确州郡的行政职责。可惜今天只能看到这些律令的目录，而无法知道它的详情。西晋武帝时明令：“郡国守相，三载一巡行属县……见长吏，观风俗，协礼律，考度量，存问耆老，亲见百年。录囚徒，理冤枉，详察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苦。……敦喻五教，劝务农功，勉励学者，思勤正典，无为百家庸末。……士庶有好学笃道，孝弟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还有专门就农桑事务进行督察的朝廷巡察活动。西晋时，每年元会日，各州郡要派出上计吏向朝廷上计。上计中，朝廷要“问方土异同，贤才秀异，风俗好尚，农桑本务，刑狱得无冤滥，守长得无侵虐。……正会后东堂见征镇长史司马、诸王国卿、诸州别驾”，以察方国。朝廷下诏直达州郡，而非只对州部，说明此时虽已实行三级体制，但对郡国首相的行政控制权仍然掌握不放。这种情况终魏晋南北朝而不变。
另外，“自汉季以来，刺史总统诸郡，赋政于外，非若曩时司察之而已”，“皆跨有千里之土，兼军武之任”上书曰。】，“蒙国厚恩，督司万里”，权力很大。《三国志》卷18《李通传》载：“是时杀生之柄，决于牧守……”州刺史擅有生杀予夺之权，郡太守也生杀由己。《三国志》卷12《崔琰传》，裴松之注引司马彪《九州春秋》载：孔融为北海相，“租赋少稽，一朝杀五部督邮”。这种状况是朝廷所不能容忍得。因此，从曹魏时期开始，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尤其是对京师所在州的控制，中央最高行政长官兼任京师所在州或者重要州区的州牧，成为惯例。如曹操，初为兖州牧，从袁绍手中取得冀州之后，已经是汉丞相、魏公，而仍然领冀州牧。曹操死后曹丕继承王位，做汉丞相也领冀州牧。其余如蜀政权的刘备、诸葛亮、蒋琬等领过益州牧。吴政权的孙纟林，以大将军、丞相，为荆州牧等。其余如陆逊、诸葛恪等，也都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担任京师所在州的行政长官。
不但朝廷内官如丞相等官员，直接兼任地方要州长官，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甚至还利用其他一般亲信官员，特别是领兵官员兼任地方行政长官，来加强控制地方。《三国志》卷11《张范传》载：张范弟张承在曹操的魏国府中做丞相参军事祭酒，同时，又兼领赵郡太守之职，而且还干得相当不错。上述丞相兼任地方重要州区的行政长官，亲信佐吏兼任地方郡县长官，这种统辖机制的采用，可以说是曹操在汉末加强对地方管理中的一个重要创新。这在两汉时期是很难看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