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沟口进来，或者从沟里出来，扯猪草、背柴、捡核桃、打板栗，我们放下背篼，跑进水磨坊，有的推磨，有的捅鸟窝，有的捉蝙蝠，有的爬在地板上透过裂口看磨池的机械装置——多么神奇啊，不再是常见的平式水车，而是立式的，形体也要比平式的大若干，气势也要恢弘得多。磨池已经古老，石墙都已看不出石头，被青苔严严实实地覆盖，石缝长满水蕨、水葵、水麻叶。水槽好些年没有供水了，但渗透进的细水从未断流过，潮湿依旧，水荨麻长在木制水槽里，茁壮得滋润，滋润得性感。水麻叶照样有果子，而且比在长石坝看见的要大、要红。有嘴馋的顺着水槽下去采摘，被水荨麻劐起了连浆大泡。也有遇见蛇的，在下面喊妈——蛇缠在水车叶片上朝他吐信子，信子上挂着白沫。
听大人把拱桥沟的水磨坊叫陡立磨，怎么也不明白，是“陡立”还是“斗笠”；是水磨的某种装置保持着“陡立”的姿势，还是推磨的人必须戴斗笠，还是立式的水车像一顶斗笠。可以见得，拱桥沟的水磨坊是一种古老的水磨坊样式，废弃愈久，遗风愈浓，感染力愈烈，暗示着它曾经吱吱唱歌的风度和听歌人的清苦或者欢愉。
一栋古旧的水磨坊的废弃本身只是一个优胜劣汰的个案，但在我们孩子的眼里，却是一个迷。是太远了，还是效率太低？是发生过什么比偷情和上吊更缺德或更恐怖的事，震慑住了人们，还是什么水妖逆龙控制了水磨坊？破旧是站不住脚的理由，破旧可以修复，村子里有那么多的能工巧匠。听大人讲他们去拱桥沟陡立磨推磨的情形，就觉得浪漫，真的戴斗笠、提马灯，没准还唱点什么段子。不过那是民国，解放了，大跃进了，拱桥沟的陡立磨就被废弃了。
拱桥沟的水磨坊不在水磨，也不在“坊”，而在陡立的样式，在废弃的姿态。水磨只是两扇磨盘，“坊”也早已是过去时，只有陡立的姿势依旧，只有废弃的大度耐人回味，不是艺术，但远胜我们今天怀旧造假的矫情。我们在拱桥沟的水磨坊表演《杜鹃山》。我喜欢柯湘。我扮演雷刚。我被称为“女娃儿那头的雷刚”。我站在水磨坊前面的大青石上唱道：“见伤痕往事历历涌上心/受苦人/肩上压的都是豪绅……”
水磨坊就是这样，在昔日的河岸沟谷，在已逝的雨季黄昏，呈现出枯水期的唐诗宋词的意象。意象里有我们孩提时候的影子，有一去不复返的我们最悠闲的时光。在记忆的结晶里，水磨坊是艺术，是颓废与感伤，是怀念与纪念。水蛇、水麻叶、水蕨、水荨麻和麦芽，不再是我们日常生活的静物或情境，而是从我身体里抽象出的独特而长久的基因。
长石坝的水磨坊消失于1979年大坪电站的修建。我去县城上初中路过，远远望去，水磨坊所在的田地，已变成热火朝天的工地。我的母亲站在水磨坊曾经的位置喊我的名字，怎么听都感觉是外婆的声音。拱桥沟的水磨坊是什么时候消失的，我不知道，但消失是肯定的。我记不清我是哪一年最后到过拱桥沟的水磨坊的。估计是78年或者79年。没有目睹拱桥沟水磨坊的消失，就一直感觉它还不曾消失。这样的错觉让水磨坊的荒芜与美丽永久地偏安于我的记忆，哪怕我的感官和生活在所谓新的时代早已变得庸俗、迟钝。
龙安城
龙安城
逆时间的河流而上，走过几个时代驿站，便到了龙安。龙安是一座边城。边城虽小，城门却有五座。东西南北中。穿东城门，过武庙口，上衙门口，一直往西，一袋烟的工夫，就进了西城门。西城门有古城墙相连，一直连到刀锋一样的军事要塞北山。南面是奔流的涪水，北面是险峻的北山。北城门和南城门只是一座古城必须的摆设。至于中城门，想必就是牌坊一类的标志性建筑了。
无须想象，只须记忆（不是一个人的记忆，是历史的记忆），我们就能回到龙安。龙安像边塞的山水简明。衙门（州衙门、县衙门、土司衙门）。寺庙。警察局。学堂。营房。石板街。瓦屋。石板房。参天大树。青苔。龙安极美，极富诗意——涪水在这儿拐弯，弯出一大片开阔地，掩映着碧绿的野草和灌木、水杉和红桦。杉木房掩映在水杉和红桦林里，出入着政府的骑兵部队。
边城自然是野地，是国家的边疆，绕城而过的涪水也是野水，连空气也是很少被人呼吸过的野气。白雪总是覆盖着涪水南岸的药丛山，紫外线格外多的阳光晒也晒不化。云在空气中不是飘而是流，无论白云还是乌云，都只是纯净水。
龙安先前的名字叫“安老”。涪水河谷的一片荒滩。住着古代氐人的后裔“贝”。“贝”崇拜野鸡翎，好酒，能歌善舞。1389年，一位薛姓“州长”为了“开疆拓土”，沿涪水河谷一路追杀，将“贝”赶进了岷山深处，并把州城迁到了“安老”。史书上没有记载“迁都”是否引发过流血冲突，但我想，流血是不可避免的。“贝”是极富血性的族人，有人掠夺他们的土地，侵占他们的家园，他们不可能逆来顺受。流血和归附很可能是岷山丛中最早的肮脏。
1389年到1430年，薛州长一直忙于侵略和垦荒，顾不上修筑城池，龙安不过是用木栅围起的一片营地。木栅外绿草萋萋象，啃吃萋萋绿草的战马膘肥体壮。
想象或对电影场景的记忆能够为我们再现1430年筑城的情景。筑城使“安老”丧失了蒙昧和浪漫，永远成为了汉语的一个音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古城自然城有古城的规格。古城为砖城，高一丈八尺，周长九里三分。城门五个，东西南北中，迎晖，通远，清平，拱宸，地平。东西两关设迎恩、镇羌二楼。“迎恩”就是迎浩荡之皇恩，迎东方的红太阳，“镇羌”则不外乎是镇“贝”。九里三分长的城墙便是为抵御“贝”筑的。
在依然健在的记忆和传说里，龙安一直保持着明清古韵。巍峨的城墙蜿蜒在北山，残留着战争和历史的痕迹。城墙和涪水闭锁着古城，也闭锁着久远的传说。府志上“开疆拓土，兴学化夷”的文字仍弥漫着落定的尘埃。驱逐、屠杀、奴役等一切激越而残酷的事件已化为书页，血迹褪败。惨叫和呐喊熄灭在了时间最黑暗的部分，侵略和教化被时间孵化成了浪漫而感伤的民谣。穿斗式木架青瓦房有序的掩映在南北二山的葱茏里，透出平民的古朴和恬淡。城门依旧开关，花儿和尘土般的人儿依旧进出，只是多了鸦片，多了现代的枪炮，多了外面世界的传说。狭窄的石板街，长满青苔的屋脊，曲折潮湿的泥巷，幽灵一样闪过的穿旗袍的女人，涪水上荡悠悠的索桥，给龙安染上了古朴神秘的边地风情。
今天的边城早已不“边”，古城门古城墙也大多毁了，钢筋水泥统帅了一切。石板街、青瓦屋、木板房、草巷子，只有靠想象与记忆去捕捉了。唯一幸存的西城门和几段残破的城墙，也很少再被目光和记忆光顾。这些曾经鲜活的边城的器官，现在却只是个别多愁善感的游子怀古的借代。
西城门上一直长着了野草和灌木，残留着边城的野性。可是有一天，城门上的野草和灌木被拔光了，光得什么都看得见又什么都看不见，青砖和石条也被处理，像成了盗版。
1943年的一天，西城门见证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龙安参议员周松因贪污烟土并参与杀害松潘县县长被政府军由松潘押解阆中监狱，途径西城门，周松对押送他的兵士说：“到我老家了，别跟这么紧，往后退一点。”兵士后退了。周松挺胸抬头，目光飞扬。家乡父老一片欢呼，以为周松当了高官，正被护送过境。
土司衙门
一院楠木大宅。压扁的“口”字布局。几分破败，几分古色古香。天井长了青苔和水蕨水葵，始终是潮湿的。一排排双扇楠木大门，永远是单扇地开。大晴天，阳光从装饰讲究的格子窗射进屋，尘埃也会飞扬。但尘埃似乎比阳光更古老，在飞扬的姿势里发散出历代土司的气息。屋角的蜘蛛也古老，硕大，智慧，编织的网络像一张张篾条簸箕，土司落在上头的目光已经化为一只空空的蝉蜕。
在我的记忆里，土司衙门从来都没住土司，只住着陶县长的遗孀。小脚。驼背。折叠的皱纹。苍白的手。掉光牙齿的嘴巴。我总觉得，一个老太婆住这么大一院房子，不是资格，是受罪。想必陶县长在的时候，院子里还有几分人气。毕竟是县长，毕竟有很多追随者。而县长无止境的酒瘾酒量，让院子里一定没有少飘荡酒香酒臭。陶县长是红军过来的，他说喝一公斤就喝一公斤，他说喝一市斤就喝一市斤，他说喝到天亮就喝到天亮，没有人敢阻拦。他说喝死，于是就喝死了。
隐约记得我在土司衙门住过一夜。我跟大哥进城，又跟陶县长的一个侄子进了土司衙门，并在那里度过了一天多的好时光。陶县长的侄子是我大哥刚交上的朋友。我们在石水缸舀水喝，在天井里嚼甘蔗，在无比大度的木床上翻跟斗。
我也是土司的后裔，却与土司衙门无关。我是先前的土司扔出的一颗苦荞种子，生在了别人的地里。与土司衙门有关的是历代土司，他们是土长官司和土通判，他们是王玺、王鉴、王瀚、王文渊、王钺、王枋、王华、王瑶、王维度……直到末代土司王蜀平和王金桂。王玺是最为理想主义的，也是最为著名的，他两次应明英宗的邀请进京，被故宫的气度和魅力震惊，担当着杀头之罪带回了故宫的图纸和工匠，在岷山里修造了报恩寺。
想象超出了记忆，描画出穿官服戴官帽的一代土司。毛笔在宣纸上运行，意志在岷山里流淌，一次征战正在蓄谋，一次清剿正在决断。有人牵出白马，有人装备行头。土司老爷要去水牛寨围剿“贝”的所谓叛乱，要去岷山主峰雪包顶朝拜山神，要去黄羊寨清剿白莲教的残兵。这个土司叫王国宾，去了，再没能回来，他战死在了雪山脚下的牛拦关。
我不知道陶县长的遗孀是什么时候死的，我只知道土司衙门是什么时候拆的。土司衙门拆的那天，我正随全班同学去影剧院看《冰山上的来客》。阿米尔，冲啊！就这么一声，土司衙门就散架了。土司衙门拆除后，木料被作为文物拿去报恩寺修了观音堂，誊出的地皮建了招待所的住所楼。在官方的正式文件里，观音堂就是土司衙门。
报恩寺
大人提起路边的一堆乱石，总爱说：“那是长瓜的坟，有一年大年初一，长瓜跟几个小伙子进城去报恩寺转星辰车，把腿杆轧断了，没钱医，断腿生了蛆，长瓜就死了。”我没有见过长瓜，想象不到像冬瓜还是像西瓜，像丝瓜还是像苦瓜，只想象得到长瓜穿了新衣裳，拿了压岁钱，兴高采烈进城的样子。
第一次听说报恩寺，便是这样地与一个人的死连在一起。后来去了报恩寺，总想到那个长瓜，那个丝瓜或者苦瓜。
星辰车就是转轮经藏，高高的，像一座木塔，上头雕了几十条飞龙。十几吨重的一个庞然大物，一个孩子就能推动，不能不说不神奇。今天走进华严殿看见星辰车，我都还在想，那么窄一绺缝，长瓜的腿是如何落进去的。我只能感叹长瓜的腿太纤细了。
在我的记忆里，报恩寺一直是开放的，有人看守，不收门票。春节最闹热，我们穿了新衣裳新布鞋，理了新脑壳，拿了一毛或两毛的新钱，都往城里赶，往报恩寺赶。大人进报恩寺看千手观音，我们进报恩寺转星辰车。我们转星辰车，大人总要吩咐，千万注意，莫学长瓜。
在城里读初中的时候，我有两个同学住在报恩寺。一个叫王耘，一个叫张睿。王耘高个，苗条，文雅。说话细声细气，特别温柔。张睿是我的好朋友何功暗恋的对象。很多次在傍晚陪何功到报恩寺看张睿窗子里透出的灯光。我对报恩寺的印象便是在何功的暗恋中得到加深的。记得张睿有一颗龅牙，当时正用钢丝拴着。我不知道何功暗恋的是不是也包括那颗龅牙。有一回去报恩寺，看见张睿的父亲正在山门里的一张八仙桌上画华国锋的像。今天我依旧记得那种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特有的情景。空气里有朽木的气味，也有政治的气味，但政治的气味是喜悦的。当时的华主席胖嘟嘟的，红光满面。
除规模小些以外，报恩寺和北京的故宫没有什么两样。事实上，修造报恩寺的工匠里头就有修造故宫的。唯其如此，报恩寺从晒不到明朝的太阳那天起就变得暧昧起来，滋生出许许多多政治浪漫主义的传说。报恩寺的暧昧也许就是笼罩历史、笼罩人心的暧昧。
报恩寺涉及到王玺──它的缔造者。人们知道报恩寺，却不知道王玺。王玺是岷山里最早的土司，血脉来自那个扬州兴化的进士王行俭。土司专门“司”贝。我的血脉就来自于这个土司族系。府志说王玺“髫龄时有丈夫志，弱冠敦行力学，切切以经济自命”，不知真假。
报恩寺的设计是在王玺手上完成的。报恩寺是佛寺，又超出了佛寺，多了那么一丁点儿佛寺以外的东西。王玺不是不懂佛寺规格的人，他让佛寺修得违规，这里面肯定有他个人的东西。不是一种难言的东西，就是一种浪漫的东西。这种难言或浪漫像转轮经藏一样雄伟，又像万佛楼一样幽暗。佛寺修得超标，有人举报到了皇帝那里。举报者很可能是王玺的顶头上司、爱女人更爱江山的薛姓知州。但皇帝早已拿王玺当朋友，不以为然，潇洒地批示道：“既是土官不为例，准他这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