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阿波珠的学校里还剩三十八个学生，有条件的白马孩子都到县城读书去了。一些白马人是真的发财，几百万、上千万的都有。上世纪八十年代砍木头，买木头。多数是非法经营。有的甚至开了卡车直接去伐木厂的料场装木头。“别人砍得，老子也砍得。”白马人的逻辑是强盗逻辑，但真正的强盗是伐木厂，夺补河流域原本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砍了近五十年砍光了，他们还能有什么想法？
上世纪九十年代，山砍光了，开始发展旅游。十几年里，厄里家和祥树家的人还是赚了大把的钞票。今天我们走进厄里家，走进祥树家，看看那里的房子，看看那里的设施，看看厄里家人和祥树家人的欢笑就知道了。“5.12”地震前已经衰败，“5.12”地震后就更是萧条了。最火爆的是旅游刚刚兴起的那几年，厄里家和祥树家是夜夜篝火、歌舞升平，走九寨环线东线的旅游客车很多都要进白马山寨。为什么衰落？白马旅游打的是生态和风俗两张牌。生态遭受了四十多年的砍伐，从何谈起？华能又在水牛家修筑了水库，水牛家这样历史悠久的核心寨子也被淹没在几十米深的水下。水库造成夺补河断流，从厄里家到自一里的生态开始呈现倦态。展现的民俗也早已不地道。篝火晚会上，白马姑娘和小伙子跳的是现代舞，唱的是流行歌曲和大藏族的歌，很难听见白马人自己的声音。白马人要么是丢弃了他们自己的声音，要么是藏了起来。我们汉人的东西是太强硬了，我们所谓的文明是太强硬了，现代化是太强硬了。
有钱的白马人都有两个家。白马一个家，县城一个家。白马的家用来做旅游，县城的家用来供孩子读书。白马人认识到文化的价值，也希望孩子能走读书这条路。
发财的只是一部分白马人，还有更多的白马人很贫困，刚刚解决了温饱，或正力求解决温饱。白马孩子是县内失学率最高的，我想也应该是绵阳市失学率最高的。见到三个白马青年，问他们的学历，通常只有一个读过初中，而且只读到初一或初二，另外两个都只读到小学三、四年级。有一年，在祥树家遇到一个牵马的少年，他缠着我要我骑他的马，说他的马是从红原引进的纯种。我骑了马，他又缠着我买他的羌活鱼，价格从每条三十元说到五元。他是一个衣裳褴褛刚刚步入青春期的男孩，我很同情他，也很欣赏他的执著。我问他为什么不读书，他说读毕业了，小学读毕业了，初中读了一学期，不过已经领了初中毕业证。不单是藏区，汉区也都是这样“普九”的。我问少年为什么不读了，少年说家里没钱，读不起。“你们这里怎么会没钱？过去砍木头，现在搞旅游，没钱能修那么豪华的木楼？”我问少年。少年凑近我低声说：“有钱的是有钱的，莫钱的是莫钱的。”少年脸膛黑黑的。
五十七岁的布基坐在供销社的院坝里抽旱烟，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刚刚喝过几盅。他给我讲了他的现状，从上壳子搬下来，花光了所有的钱买了一间供销社的房子，一间房子五个人住，三个孩子都成人了，他愁死了。我关心的是三个孩子所受的教育。问起，他也不隐瞒。老大牛军他，小学毕业；老二田勇，只读到小学一年级；老三牛小东，读到小学二年级。“为什么不读下去？”“交不起学费。”书没有读下去，毕业证或许是拿了的。三个孩子都没有成家，用我们四川话讲就是“说不到媳妇儿”。还是因为穷，找不到钱，没有房子。
我和布基还有一段对话，相当地幽默。“打没有打过熊猫？”“昨天打了一个。”“在哪里打的？”“那边包包上。”（布基手一指）“怎么处理的？”“交给你啊！交给你处理！”“现在在哪里？”“搁到家里的，不信啊？不信我引你去看！”布基还真把我带到了他家里，只是没有看见大熊猫，只看见两个狭窄昏暗的房间，两架脏乱的床。“国宝，哪个敢打？开玩笑的。打过盘羊，吃肉。”布基说。布基的玩笑可急坏了他的组长，组长跑过来反复跟我们解释说：“布基就是有十条胆也不敢打熊猫，他是酒喝麻了。”
嘎他躺在太阳下的一把长椅上，见了我们也不坐起来。他嬉皮的样子很是讨我喜欢。我点了一支烟，也扔给他一支。他依旧不坐起来，躺着摸打火机，躺着点火。嘎他告诉我，他也是上壳子的人，三十五岁了，光棍一个，住在亲戚家里。他穿一身破旧的棕红色裙袍，躺着显得特别瘦长。“妈老汉儿死我只有四、五岁，书只读到小学一年级，靠隔房的孃孃养大。”嘎他说。我问嘎他：“孃孃对你好吗？”“好还是好，就是我感觉不好，毕竟不是自己家。”嘎他说。
嘎他就是这样，他小时候的日子、现在每一天过的日子，都是可以想象的。夏天帮人、挖药、扯野菜，冬天就耍。我问嘎他将来有没有什么打算，他说：“挣一天吃一天，等到满六十岁，领五保户的工资。”嘎他满六十岁还有二十五年，他居然没有成家的想法。
格绕才里是我上个月才认识的白马人，六七年出生的，比我小两岁，上壳子人，至今单身。我们在上壳子外面的土坎上遇见他的时候，他打绑腿，穿一件藏青色镶花边的裹裹裙，脱帽。他的表情欢喜，带一点诧异与羞涩。格绕才里看上去非常地健康，准确地说是健壮；他一说话或者一笑，棕红色的脸膛便呈现出块状的肌肉，但不是横肉。他的眼睛长得好——像豌豆荚，眉骨和眉毛也长得好。看见他结实、洁白的牙齿，我禁不住要去想他嚼食青稞、荞麦、牛羊肉和盘羊肉的样子，它们会是非常尖锐、有力。
刚刚遇见格绕才里的时候，格绕才里还是一个谜，就像我们在一本书中遇见的一个生字，它会代表什么呢？格绕才里是一个白马人，是一个居住在海拔接近三千米的上壳子人，这个生字已经由它的偏旁部首泄露了意味儿。
五年前在下壳子仰望上壳子，我便决心要上去一回。我仰望到的上壳子在云霞中，感觉要上去非借天梯不可。不敢去想上壳子人的生活，几十年，几百上千年，只是这一匹山的寄生物。听说退耕还林过后，上壳子的人都搬迁了，也属于国家的高山移民政策，每一户都有一点补助。上壳子是我们汉人叫的，白马人自己叫卡氐（kadi）。格绕才里告诉我们，上壳子早就是个空寨子了，人都搬迁到了王坝楚，只是有人因为舍不得房子、牲畜和好地，偶尔还要回来打理打理，住上一夜。
格绕才里这天便是回家来打理的。说格绕才里是家园的守护者多少有一些伪抒情，他不过是很依赖上壳子；这样的依赖也涉及个人感情，但更多的还是涉及到个人的生存。他读书只读到小学三年级，没有文化也没有什么技能，除了放牧、种地、挖药便什么都做不了，他已有的人生都是在上壳子度过的。四十三个年头，一万多个昼夜，上壳子是格绕才里的寨子，也是他的公社、他的县份省份和国家。格绕才里就像我们在上壳子看见的篱栅边的一株带荆棘的灌木，从萌芽到死去，都无法摆脱上壳子；最最遥远的，也是最有可能赋予他想象的，就是他头顶的天空和星星。
当格绕才里领着我们钻进他出生的老屋的时候，一股不易觉察的悲伤向我袭来。祖屋外面的风光是宏大的，羊洞河对岸差不多与上壳子平行的山峰峥嵘、嶙峋，北望川甘交界的黄土梁，南望白鹤沟的雪山查里肯……是格绕才里家老屋里的幽暗把我带入了某种不堪入目的岁月。还有老屋里弥漫的腐朽味，它残留着那个时代特殊的气息。黯然，贫穷，酸臭，好像有人特意截取了一段时代的标本，收藏在这里，而标本在制作过程中没有处理恰当，腐烂变质了。
谁能说格绕才里不是一个标本？他坐在火塘边的一张兽皮上，用夹生的四川话回答着我们的提问。一盏白炽灯从烟熏的楼板上吊下来，微弱的光线混杂着柴火的湿烟，显得异常昏暗。太阳也没有办法将格绕才里家的火塘变得明亮。从成都过来的朋友把摄像机一直对着他，他居然不知道。我拍了他们家火塘的烟道——它的黑是颗粒状的、渗油的，一点点天光漏下来变成了蓝色。在我们一再追问之下，格绕才里说出了他已故的父亲、健在的母亲和自己至今未婚的现状。一个白马男子，四十三岁未娶，他该是如何地压抑！我首先关心的是，他是否有解决压抑的渠道？火塘对面的格绕才里很健壮，昏暗的光线混淆了他的健壮。我郑重地向他提到了压抑的问题，他淡漠地笑笑，言谈举止里满是对婚姻的不屑。我知道他像我们汉人一样，不屑只是为了维护可怜的自尊。格绕才里对我们讲，最近还有人给他提亲，女方是甘肃文县的，也是白马人，但他没有接受，他讲文县的女人饭量太大，一顿要吃几大碗，他供不起。怕女人跟自己争饭吃而不娶女人，在我们看来是幽默，在格绕才里和许多贫困的白马男子那里则是活生生的现实。
尼苏是祥树家的人，2009年夏天我在祥树家偶然碰见，对她做了两个小时的采访。她已经反感采访、不接受镜头了。我在夺补河的索桥上遇见她，产生了访问她的冲动，并与她预约。她七十二岁了，看上去仍有不少美丽的痕迹。她捧着一把熟透的连着枝条的羊奶子，一边走一边摘着吃，感觉离自然是非常的近。在我尚未发表的《尼苏的眼泪》一文里，有对这次采访的提炼。时间是我在索桥遇见她的第二天上午，地点是她的大儿子格波塔家的火塘边。两个小时，尼苏没有吃完一碗米粉，其间加过三次汤，眼泪几次掉进碗里。我感觉很是歉意，让一个七十二岁的老人去回忆辛酸、沧桑的一生。太阳从木窗照进来，一寸一寸移到尼苏的身上，我能感觉到屋顶上云层散去后天空爆出的碧蓝。
尼苏在当地人眼里是个神话人物，她1964年见过毛泽东毛主席，且被毛问询到。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幸福是常人想都不敢想的，可以是一个人的全部。然而尼苏的真实感受并非如此，那一刻她激动（害怕）得晕厥了，说不出任何话。那一刻是1964年10月5日下午。尼苏原本被安排站在前排，但她怕羞，主动调到后排去了。但毛的视线还是捕捉到了她——她漂亮，还在哺乳期（刚刚生了大儿子格波塔五个月），身上的裹裹裙别致、艳丽，白毡帽上的白羽毛惹眼。“这个是什么民族？”毛指着尼苏问。“四川绵阳专区平武县藏区的藏族。”尼苏听见了，害怕得说不出话，是四川代表团团长回答的。毛又看了看，摇了摇头说：“看穿着、人的面目，不像是藏族。”
尼苏见过毛主席之后，日子过得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幸福。这个少女时候便因为漂亮、耿直、不屈遭人嫉妒和暗算的白马女子，除去时代的磨砺，内心还有一个苦海子。她很善良——在伙食团当炊事员，煮一锅饭，人人有份儿，包括地主、富农。尼苏讲，从北京回到藏区，她与毛主席的合影就被区委书记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没收了，之后再没看过一眼。
尼苏的苦海子是她的婚姻。她有她心爱的人，但却迫于父母的私心，嫁给了自己不爱的亲表哥，直到五十岁离婚。说起她五个孩子的父亲“杨老汉儿”，尼苏哭了。尼苏在公社工作，时常接触人，她男人自己不长脑壳，总是怀疑她，被人灌得醉醉的，回家就打尼苏。在《尼苏的眼泪》一文里，我对尼苏的婚姻有过这样的描述：“尼苏的婚姻是一枚坚硬的山核桃，外壳的棱总是无法与现实吻合，同时也是对家庭暴力的暗示。尼苏的这枚山核桃只有外壳的坚硬、尖利，没有内瓤的喷香；即使有内瓤的香，也是她取不出的，只能供她幻想。”
1953年，土改工作团推荐十六岁的尼苏去成都的民族学院读书，她母亲不准，怕她读了书不要表哥了。尼苏跟妈妈犟，妈妈和表哥一人拿一根木棒追打她。妈妈说：“读书去，把你腿杆打断。”尼苏原本可以有一个美好的婚姻，有一个美丽的前程。
更多的太阳从木窗照进来，照在火塘和藏式火炉上，也有一些留在尼苏袒露的锁骨上。我去看那些阳光，不经意看见了她的半边乳房。它从少女时代走到今天，其间经历了怎样的苦闷？有过怎样的折腾与哭泣？
张利是走在汉化路上的年轻一代白马人的代表。她唱歌、跳舞，是平武白马人的一号歌手。我认得她的时候，她还是一名高中女生，已经不怎么穿她的民族服装。她看上去特别地健康、漂亮，眼睛、眉毛、鼻子、嘴巴，都透着异族的大方之美。她笑起来就是王朗的杜鹃花，皓齿如雪。张利是她的汉名，她的白马名叫嘎尼藻。这么一个年轻、现代而又集自己的民族韵味于一身的白马姑娘，她的名字适宜于叫嘎尼藻，还是更适宜于叫张利？过去我想不明白，现在我是倾向于她叫张利了。真正属于嘎尼藻的东西已经罕见。在央视和外省电视上，她还特别保留了一个嘎尼藻的外观，但在其它很多场合，她完全是张利，完全是一位时髦歌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