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岁从戏班子出来后，同龄的孩子都不敢跟他玩耍，怕惹急了他，练过功的他会出手要了他们的小命。也因此，喜岁比别的孩子显得孤单。周耀祖送他进学堂，他只上了一个礼拜，再不肯去了。说是一看见字，心烦不说，眼眶还疼，老想着砸东西。这样，他就像匹脱缰的野马，整天在街上疯跑。他胆子大，哪儿都敢去。四家子，三十六棚，田家烧锅，香坊，正阳河，傅家甸，这一左一右的地方，被他走遍了。尽管周耀祖给他揣了零钱，可他从来不花。他有本事在饭口时，随便走进哪家馆子，帮人家端茶倒水，抹桌扫地，讨口饭吃。有的时候，他夜里不归，家人也不急，知道他帮助哪家客栈烧炕或者喂马了，混得了一顿吃喝和一宿热炕。
于晴秀眼见着儿子一天天大了，却一无所长，愁得一看见喜岁就蹙眉头。都说教子由父，于晴秀央求周耀祖，说是喜岁快成人了，无一技之长，将来怎么顶起门户过日子？让他严加管束，不然这孩子就废掉了。
周耀祖不是不想管，而是管不了。他让喜岁跟个老郎中学针灸，可喜岁说人生病了本来就可怜，再给扎上银针，心眼儿不好，这门坏手艺他不能学。让他学刮脸，他用俏皮话回绝，说男人的胡子就是草，想要除掉，牵来牛羊就是了。周耀祖无奈，对他只能放任自流。
喜岁混到十四岁时，终于给自己找了个活儿，卖报纸。他发现，那些俄国人，特别喜欢看报纸。虽然俄文报纸于他来讲，如同天书，但他想只要能赚钱，管他呢。他脑子活泛，一边卖报，一边卖瓜子和香烟。他的肩上，交叉挎着两个硕大的帆布口袋，左面的口袋里插着俄文的《哈尔滨每日电讯广告》《哈尔滨新闻》《哈尔滨公报》《新生活报》等，右面的口袋里呢，是炒得香喷喷的瓜子和被称为“大白杆”的老巴夺香烟。俄国人管瓜子叫毛嗑，管香烟叫西噶列大，喜岁卖报的时候，不忘了吆喝：“毛嗑——西噶列大——”喜岁面目清秀，招人稀罕，又殷勤，随手揣着火柴，人们买了香烟，他划根火柴帮着点着，深得顾客喜爱。
喜岁跟王春申一样，是傅家甸每日必到埠头区和新城区的人。不同的是，王春申出去得晚，回来得也晚；而喜岁因为一大早要去报馆上报纸，走得早，回来得也早。喜岁把挣来的钱，无论纸币还是铜币，统统塞进枕头里，说是夜里枕着，能做发财梦。天长日久，这个枕头竟鼓了起来。周于氏唯一快乐的事，就是拍打着孙子的枕头，无限感慨地说：“不愁讨老婆了。”虽然周济和周于氏对喜岁满意了，但周耀祖和于晴秀还是觉得卖报不是个正经营生，一个男人，还是得学门手艺，才能长远立足。也许内心对喜岁不抱什么希望了吧，于晴秀如今又怀上了，从她爱吃酸上，人们料定，明年春天出生的将是个男孩。
周济爱傅家甸，因为他来时这里还冷清，二十年后，却是改天换地了。他是看着房屋和街巷，一座座、一条条地多了起来，看着老辈人相继故去，新一代呱呱坠地。他守着钱桌子，几乎是不到埠头区和新城区的，他不喜欢西洋景，尤其不喜欢洋行。说是洋行多了，他钱桌子上的钱会越来越乱。而周于氏不能容忍的，是洋人在哈尔滨建的教堂。在她心目中，只有关帝庙最值得朝拜。因为那里的祖宗是自己的，而耶稣却是洋祖宗。一听说哪儿又起了一座教堂，而且都是洋名字，什么圣索菲亚教堂，什么乌斯平斯卡娅教堂，什么圣斯坦尼斯拉夫教堂，她就会气得头晕眼花，摔摔打打的，这时家里的碗筷就遭殃了。对于近在眼前的傅家甸的天主堂，她更是憎恨不已，说是有朝一日白狐狸再临身，她要修成口中喷火的神功，不费吹灰之力烧了它。
比之父母，周耀祖和周耀庭这一代，对傅家甸的爱虽然没有那么深，但对它也是依恋的。不过，他们不排斥洋人。周耀祖家做的点心，因为道台府青睐，在哈尔滨名气渐大。爱把点心作为茶食的俄国人，专程从埠头区或新城区慕名而来，买上一包鸡蛋核桃糕或是枣泥杏仁饼，这其中就包括在剧院唱歌的谢尼科娃。谢尼科娃过来，总是乘坐王春申的马车。有一次，周于氏从关帝庙回来，恰好撞见王春申拉着谢尼科娃从点心铺子离开，她不好意思当街骂王春申，就骂他驾驭的马：“亏你还是道台府出来的，怎么威风全没了，什么草都吃！”接着，她跩着小脚，飘飘悠悠进了点心铺子，指着周耀祖的鼻子骂：“你那点心不卖给毛子，能长毛吗？”周耀祖赶紧赔着笑脸，说：“不能长毛，下次不卖她就是了。”嘴上这么说，周耀祖心里却想，有生意不做，不是傻瓜吗？只不过事后他嘱咐王春申，初一和十五最好不要载着谢尼科娃来。
比起周耀祖，周耀庭愿意呆在傅家甸，是因为他大小也是这儿的人物。他当过巡警，后来傅家甸成立禁烟所，他去了那里。他这个禁烟的，对吸食大烟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烟馆封了后，经营烟土的，暗中把生意转移到了妓馆和茶园，而这两处地方，是他的逍遥地。他纵容他们，妓馆和茶园的主人就都对他笑脸相迎，他可以白吃白睡，省却了银两，等于捡了份美差。而他当巡警的时候，只不过因为借了一个叫小桃李的妓女两个卢布，忘了还了，被小桃李告到警局，自己竟被罚在码头货栈做了一个月苦工，丢尽脸面。在他眼里，警局对他来说就是大牢，而禁烟所无疑是王母娘娘的蟠桃园。周耀庭也是三十岁的人了，可他压根儿不想成家，觉得有了家的男人，就是被女人钓出水的鱼，别想着再有自由，看看王春申就知道了。周耀庭清楚，自己是一条不想被人捉住的滑溜溜的泥鳅，而傅家甸是一条浑浊的河，最宜畅游。
喜岁喜珠这一辈，都是在傅家甸出生的。在喜岁眼里，埠头区是刀马旦，热闹，华丽，一亮相就能博得满堂彩；新城区呢，是唱悲戏的生角，安闲气派，韵味十足，却有股说不出的忧伤。而陈旧零乱又有点肮脏的傅家甸，就是鼻梁上涂了白的丑角，自在舒适，让人心生欢喜。所以他每天卖完报，一踏上傅家甸弯曲狭窄的小巷，常常因高兴，拿腔捏调、比比划划的，念上几句他在戏班子学会的唯一喜欢的《打龙袍》中的《报灯名》：“灯官好，灯官妙，听我把灯名报一报——”在路边休闲的熟悉他的老人见他这样，打趣着：“喜岁，你怎么自个儿跟自个儿说话呀？”喜岁笑呵呵地说：“我报灯名呢。”人家就说：“那你好好报报给俺听听。”喜岁起了顽皮，一撇嘴，故意有板有眼地用念词拒绝：“这些个灯，那些个灯，灯官我一时报不清……”路人闻此，望着憨直可爱的喜岁，都笑起来。
霜降过后，天儿越发冷了，人们都穿上了棉袄棉裤。发现傅家甸最近咳嗽的人多了的，除了开诊所的郎中，就是喜岁了。喜岁还发现，这些咳嗽着的路人，不像往年，咳个三声两声的，照走不误；今年咳嗽的人，往往得停下脚步，倚靠着临街店铺的门或是榆树，大口大口喘息着，支撑不住的样子。对流行疾病一无所知的喜岁，老早就对母亲于晴秀说：“我看今冬得死人！”
于晴秀呵斥他说：“别乌鸦嘴！”
喜岁一边下意识地用手抹着嘴巴，一边盯着母亲渐渐凸起的肚子，说：“那里的小孩子现在长没长嘴巴呀？”
于晴秀笑了，说：“长了，是黑嘴巴，都能报灯名了！”
喜岁知道母亲抢白他，嘿嘿乐了。
这一日云气低沉，喜岁午后卖报回到傅家甸，走到华乐大舞台门前时，看见好几个人聚在一堆，围成个圈儿，垂着头，袖手瞧着什么热闹。他凑过去一看，原来地上四仰八叉躺着个人，是常来三铺炕客栈的巴音。他穿黑罩衣，鹿皮坎肩，簇新的棉裤，面色黑紫，口鼻有血迹，眼睛虽然半睁着，但眼珠一转不转，已死透了！围观的人，一开始还不敢对他动手动脚，可当有个人因为相中了鹿皮坎肩，开始下手扒时，另一个人赶紧去脱他的棉裤，说是吴芬每年给巴音做的棉裤，不轻不重，舒适保暖，絮的都是新棉花。由于巴音僵硬了，他们脱他的衣裤，费尽周折。喜岁眼见着巴音的鞋子、罩衣、坎肩、棉裤，跟进了当铺似的，眨眼间不属于他了。而那些没有得到东西的人，心有不甘，他们眼疾手快地，将手伸向已在别人手上的巴音的坎肩兜和裤兜，有人在坎肩兜里翻出了一卷钱，一哄分了；又有人在两个裤兜里掏出几把瓜子，也一哄分了。他们见喜岁站在一旁，就分给他一小把瓜子。喜岁抓着瓜子，看着身上只剩下白背心和花裤衩的巴音，一阵恶心。他撒了瓜子，哭着走了。瓜子落在巴音身上，就像爬上了一群黑蚂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