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28年秋末，雍正治下的大清王朝发生了一场举世震惊的政治案件——曾静谋逆案。
案件是这样拉开序幕的：这年的10月，一个叫张熙的年轻人从湖南一路风尘地赶到了陕西。他来到西城门之外的一条长达三里的通衢大道上，手里攥着一封信，眼睛紧紧盯着西门郊外进城的车辆。因为他知道本地现任总督岳钟琪正在郊外的一所大营内参加一项官方活动，很快就要返城。而他此行的重任就是把那封关乎国家未来前途的信函亲自交到岳将军手里。此时西北的气候已呈初冬的景象，寒风瑟瑟，砭人肌骨，但那汉子没有丝毫的畏缩，因为他知道自己正肩负着老师——湖南学子曾静托付给他的一个伟大的使命，满腔的热血，胸中的豪情驱走了不断袭身的寒意。
约摸正午时分，岳将军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开回城里。在行至鼓楼前时，那久候的年轻人突然奔过大街，迎面拦在轿前，手中挥舞着已攥捏了半天的信件。岳钟琪的侍卫立刻将其喝止，并在将军的坐轿前迅速围成一圈，形成保护之势。他们个个将手按住刀柄，随时准备出手将这不速之客斩于轿前。
久经沙场的岳大将军并没有被这突如其来的挡驾所惊吓。他平静地从座轿中向外望去，只见那挡道者装束举止有些不寻常，既不是平时的衙门差役，又不像常见的书吏师爷——这些人将军日常见得太多了；肯定也不是负冤告状之人，因为那些人早在几十米之外就会大呼冤枉。那么他是谁，要干什么？岳将军思索了一下，就传唤侍卫将那汉子手中的信函递进轿内。
岳钟琪展开信件，快速浏览了一遍，脸上立刻露出惊恐不安的神色，他二话不说，立即叫侍卫拘捕了张熙，自己则径直奔回总督衙署，吩咐手下不得打扰。
在府衙内岳钟琪以极为不安的心情仔细阅读了全信。信中历数了满清异族统治之下中华大地遭受的各种灾象：“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写信者称，这就是为何孔庙日前遭遇火灾，以往的五六年间洪涝灾害不绝于中国各地，以致农作物颗粒无收，寒暑节季失调，竟致“山崩川竭”、“五星聚”、“黄河清”、“阴尽阳生”。在说到当今的雍正皇帝时，作书人则表达了极大的厌恶。他列举了雍正的十大罪状：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谄任佞。最后，这个署名为“南海无主游民夏靓”的神秘人力劝岳将军起兵造反，为朱明复仇。无疑这是一封“逆书”，每个字都足以让其遭灭门之罪。但问题的复杂在于他把岳钟琪也牵扯了进去，尽管皇帝对岳钟琪的忠诚从未表示过怀疑，而且眼下圣眷正浓，岳将军还是觉得滋事严重，决不能自行了结。于是他一面部署审讯张熙，一面亲自写好奏折，派快驿火速递往京城。
曾静在大清江山稳固了八十多年之际突然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着实让雍正吓了一跳。他不理解，在汉人早已习惯了辫子马褂的今天居然还会有人想回到那早已腐烂的朱明王朝。尽管曾静对皇帝本人也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但比起他要颠覆整个清帝国来说就显得次要了。于是雍正不断下旨，命岳钟琪一定审出这封谋逆信的真正作者及所有的同党。
在接下来的案情发展中，那位投书人张熙开始还顶住了各种严刑拷打，一副宁死不屈的模样，但后来岳将军改用三杯两盏暖酒的软攻竟使他和盘托出了所有的秘密。于是，清王朝立刻布下天罗地网，以准确高效的行动将曾静及其同党一举拿获。
案子破的迅速，曾静也没有什么反抗的壮举，只是在被捕时大叫道：“蒲潭先生卒于此！”蒲潭即曾静的名号，看来，他在危急的瞬间产生了杀身成仁的念头。但事后证明，他这种舍生取义的凛然造型也只是一时冲动的作秀。
在封建社会里，谋逆造反通常被视为性质最严重的犯罪，因为它危及的是一个政权以及皇帝本身的利益。这种触犯“天条”的后果必定是满门抄斩，株连九族。的确，在曾静由湖南押往京城中，他的家人、至亲一个不漏的陪着他踏上了死亡之旅，就连曾静七十多岁的老母也无幸免地顶着六月的骄阳，拖着老迈的身躯去偿付儿子的政治孽债。无疑，此番曾静一家在劫难逃。然而在举家惊恐痛苦的氛围中，似乎只有曾静一人安然自得，因为他认为，自己一个穷乡僻壤的无名学子骤然成了闻名全国的“钦犯”，不正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经历着人生辉煌么！中国历代文人孜孜以求青史留名的梦想将以他杀身成仁的大无畏精神编织而成，即便再搭上曾氏一门的性命，也算死得其所，当可含笑九泉了。
虽然曾静的被捕让雍正稍感安慰，但随之让他感到更加忧虑的是其密谋的组织究竟有多大多强，其思想余毒的散布流传到底有多广多深，又对清王朝构成了怎样的威胁，这是雍正一定要查清的。
随着审讯的步步深入，雍正所忧思焦虑的隐患逐渐浮出水面。通过由专案组呈上的案卷审阅，雍正得到了这样几点基本的结论：首先，曾静的谋反根本没有纲领和思想，他只是在乡间教书期间发表了一些对朝廷和皇帝的不满言论。据他自己供认，其中对雍正王当政的种种攻讦也只是道听途说中得来，并非自己存心捏造。至于他反清复明思想主要受康熙时期名儒吕留良的影响，又岂止是他一人，汉人中有识学子甚至朝廷命官都有吕留良的忠实信徒。其二，曾静也没有组织，他所招供的同党绝大多数只是与他一面之交，也从未与之论及过朝纲国事，有的甚至连面也没见过就被曾静一相情愿地列入自己制定的反叛名单中。弄得这些人被抓时还不知道曾静为何人。其三，曾静反叛幻想的军事力量是陕西总督岳钟琪。实际上他根本不认识岳钟琪，仅仅凭一个“岳”字就押上了他所有的政治赌注。他固执地相信，岳钟琪肯定就是南宋著名将领岳飞的后代，尽管过去了五百多年，岳大将军的血液中仍然保留着其祖先伟大的爱国基因，骨子里尚存铮铮的民族气节，只要有一星点的催化剂，这些暂时休眠的爱国情感就会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那时岳钟琪必定会揭竿而起，号令四方，满清政权将随之土崩瓦解。于是，曾静就以那一封投书拉开了这场复兴汉室、驱逐鞑虏壮举的序幕。曾静此举实际上代表了宋朝以降众多中国文人的看法，在他们看来，当年岳母在其子背上刺的“精忠报国”四个大字早已刻进了民族脊髓、溶入华夏血液之中，她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因而无须做什么理论准备，无须建什么组织纲领，无须什么筹划密谋，只要点化式地喝一句：你姓岳，必是岳飞的后代。于是这些懵懂之人便幡然醒悟，报国尽忠。而这个国之概念也已然宽泛到只要是汉人的天下即可，并非一定要是刘汉、李唐、赵宋、朱明。
如此看来曾静的谋反并不对大清帝国构成威胁，更何况他押解至京后很快便忘记了被捕时的那副慷慨的样子，在受审中不断的软化和忏悔，与审讯官十分配合。而他的学生张熙更是反戈迅速，声言其被老师蒙骗，决定与之断绝师生关系，永不往来。因此雍正一颗绷紧的心便舒展了下来。他逐渐意识到这场政治危机充其量不过是出闹剧，曾静只是这闹剧中的一个丑角，又何惧哉？不过颇有几分想象力的雍正骤然敏感到何不将这出闹剧续演下去，以一个帝国总导演的身份把它改编成正剧，达到教育百官，警示子民，肃清流言之功效。而曾静则必须在后半部戏中完成角色的转化，由一个政治的反叛者变成一个归顺者，由一个瞎胡闹的小丑变脸为洗心革面的良民。让曾静逆转的现身说法将会比皇帝颁发十道圣旨更有意义。
于是，雍正执导的后半场戏在他的精心布置下拉开了帷幕。
雍正首先对这股政治浊流进行了追溯，他认定了前朝时期的吕留良乃罪魁祸首。吕留良是康熙年间的名儒，因发表了大量反对清朝统治言论而获罪入狱。这本该死罪的吕留良却得到乃父的宽宥，以终老入土。雍正认为这真太便宜了他，于是决定“口诛体罚”，一面派人将已长眠五十多年的吕留良朽骨挖出来鞭尸，以示本朝不贷之意；一面自己亲攥朱笔，对吕的思想在汉人士子中留存的余毒进行清肃，并将他与曾静谋逆案作了性质的区分。雍正在一份上谕中这样写道：“吕留良生于浙省人文之乡，读书学问初非曾静山野穷僻冥顽无知者比。虽曾静讥及于朕躬，而吕留良则上诬圣祖皇考之盛德；曾静之谤讪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出自胸臆，造作妖妄。是吕留良之罪大恶极，诚有较曾静为倍甚者也。”总之这番话骂吕留良不是人，而曾静是不懂事，两件案子的性质完全不同。这样一来，雍正导演的后半场戏一开始就不是简单地以杀人方式安排人们预料到的情节。
接下来必定要涉及这个问题，曾静该如何处置？其实雍正上述的那番“最高指示”已经为此案定下基调，不过历代自视英明的君王在别出心裁时总爱玩一玩与臣工们“智差”的游戏。他颁发谕旨要大臣们发表对曾静案处置的意见。当然没有人会为这种灭九族的事开脱，满朝尽言诛之。尽管也有人也嗅出了皇上的意图，但是皇上怎么想是他的事，自己的政治的立场丝毫不能动摇，免得日后生事，此时不揣圣心，糊涂一点才是真正的不糊涂。
雍正自然也没有对文武百官不解圣意感到失望，相反正是他期望的。因为这一可验明众臣在大是大非面前的原则立场，二可以群臣众口一词反衬他不同凡响的高明和皇恩浩荡。哪个不识相的敢抢了皇上的风头，他们只能惊叹于圣思深远，非愚臣所能企及。这招可谓一石二鸟。雍正当然也自信，不管他对曾静作出怎样的宽大决定，没有人敢违逆他的天威。于是雍正对导演这出戏的兴致越来越高，想象也愈发大胆，此时他竟然蹦出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创意——要进行一场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帝王和罪犯间的对话，还要把对话汇编成册，供天下人学习。于是剧情跳出了历史逻辑的窠臼，戏变的愈加好看了。
对话的开始是先让关在牢里的曾静阅览皇帝保险盒里的红头文件，这些连许多亲信重臣都看不到的绝密文件居然交到了一个“弥天重犯”（曾静自称）的手中，雍正这种甘冒泄露国家机密风险的做法就是为了让曾静了解社会上（也包括曾静）对他种种不实的攻讦多冤枉了他。例如，他对一些省份死刑犯判决呈报回复的疑问或赦免朱批，表现了他作为一国之君的睿智和仁慈。这足以堵住那些罔诬他“好杀”的流言。总之，他让曾静遍览谕令来知晓皇帝治理天下有多么的不容易，而他又是以怎样的谋略来应对种种危机。不过历史学家张鸣认为，雍正这种急于洗刷自己的做法有几分的天真，因为历代的政治都是黑幕政治，上层的事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昭示于众。尽管小道消息可以传的满天飞，一般不允许有关部门出来解释清楚；时间长了自然大家对所有的事情都糊里糊涂，将信将疑。这种状况，在大多数情况下反而有利于政治的把控。雍正把最隐秘的宫廷斗争抖落出来，昭示天下，甚至不分个保密等级，结果越描越黑，许多原不知道的谣言反倒证实了。这么说来，雍正把这出戏导的有些离谱儿了。那曾静也十分可人，皇上递过来的这根救命的竿子他怎能不就势往上爬。于是每每看完龙主的御批，曾静都会涕泪涟涟，悔不欲生，然后忏悔，自责，直至狠批灵魂深处一闪念。每当曾静“自批”完成，专案组立刻就将他的检讨书呈递御览；雍正审阅后又进一步进行澄清和批驳，再派人送抵曾静手中。就这样你来我往，上传下达，配合的十分协调默契。一个端坐龙椅的天子与一个脚踏地狱的囚犯进行着中华历史上地位落差最大的对话游戏。对着对着，雍正的气就越对越顺，龙颜也由阴转晴。于是他下旨将曾静释放，遣送回乡，还责令地方官员和乡里不得歧视骚扰曾静，他要像保护皇室财产一样好好地保护这个反面教材。曾静只需定期到当地的一个叫“观风整俗”的机构报道，汇报思想。临走前雍正还赐曾静衣物、食品若干，纹银一千两，真是皇恩浩浩，天威隆隆。曾静呢，接到圣旨后不住地叩首谢恩，把一个头磕的又肿又流血，那个曾被他骂得狗血淋头的皇帝，现在就是为其肝脑涂地也不足以弥补自己的罪过。不过他心中的暗喜更大大超过了悔恨之情，因为当他一拿到赏银时就已经盘算着如何在家乡购置田产做地主了。
一切都按着雍正的旨意进行着。曾静已完成了角色的转化，而君囚之间的对话也已经收录进雍正钦定的那本《大义觉迷录》中。但戏还没完，雍正似乎要将它的结局变成一场庄严的正剧。当上千册的《大义觉迷录》誊印完工后，雍正准备用这本政治教材在全国进行宣讲，以端正思想，肃清流毒。但是以当时的经济水平和交通条件，要想顺利的贯彻传达中央精神有着相当的难度，而且组织起这样的政策宣讲团的人选也颇有问题。不过圣意已决，再大再多的困难也不如国家的政治前途来的重要。
人选问题不是太大，正好当年有一批高中金榜的进士，尚等候开缺就任。这些人水平高却资历浅，正怀着满腔热忱要报效皇恩呢。让他们下穷乡僻壤揄扬圣德，批驳谬言再合适不过了。表现优秀者今后可委派到重要的岗位，皇上已经向他们作了暗示。于是，由雍正授意的以新科进士为骨干的四十人宣谕队于1730年6月初正式成立并在6月8日离京西征。目的地是陕西、甘肃两省。雍正为何将注意力放在西陲边境？这主要与多年来年羹尧的经营布置不无因果，西陲也是皇八子、皇十四子当年用心策划之地，所有这些人从未隐藏对于当今圣朝天子的不满，而他们又长年豢养了一批下人，如亲信、侍卫、邪恶道人、巫师等，以致西边民风堕丧，道德不彰。因此，选派士人前往两省，以“开导训谕，觉悟愚蒙。倘合省民人等果能笃尊君亲上之议，消亢戾怨”，则“将见和气致祥，必邀上天默佑”。更何况此次曾静谋逆案的事发地就在陕西岳钟琪辖域内，正所谓正本清源之地也。
“中央讲师团”花了整整一个月之久才到达第一个目的地。盖因西陲地广人稀，路途艰险。按照雍正旨意，此次宣讲队分三路行进，从集镇到山区中人烟稀少的乡村，皆不可遗漏，以当时车马兼步行的方式完成这项工作不啻一场严酷的考验。但似乎毋庸置疑，在封建专制社会中，凡由帝王亲自参与过问的事，其效率出奇而又惊人的高，倘若是例行公事，结果则截然相反。这支宣谕队果然不负圣望，他们翻山爬岭，用了半年时间深入各府不同的州县角落，完整准确地宣谕了雍正的《大义觉迷录》。而边陲百姓也似乎表现出很高的“政治觉悟”，路途上就有不少百姓聚集还送，兰州、酒泉两场的报告会更是出人意料的空前盛况：在兰州有一万多军民官兵聚集聆听，在酒泉的中学广场则达二万多人，更有甘肃署理总督及两名督察院官员专程前来听宣，“宣谕照例在龙亭进行，焚香的馨香弥漫在11月的空气中，风和日暖，虽居冬月，不啻阳春”。（［美］史景迁《皇帝与秀才》）当这一景观由宣讲团回京面圣雍正时，他深感圣意通达，人心所向，不禁暗自得意，这场政治思想教育运动无疑达到预期的效果。不过客观地看，这种所谓的政治热情决非是皇上的所思与民众的所想一拍即合，对于那贫瘠干旱的西北地区，圣主深谋远虑的经国大略也不会比一场雨水和几粒麦种更加实际更有意义。这其中有地方官吏努力组织号令的结果，也有平头百姓看热闹的心理，更有当地要员表达忠诚的愿望，于是，主动和被动，好奇凑趣和无奈顶数，忠心表白和曲意逢迎几种复杂因素交织而成了那万人空巷的场面。至于官员百姓是否真的知晓圣意，通解圣心那可能只有天知、地知、鬼知了。
由曾静拉起的这场政治风波序幕完全按照雍正的旨意进行着后面的续演。他的《大义觉迷录》思想的推广不仅在西陲边境如火如荼地展开，在全国的其他地方也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几乎每个州、省官员都在每月的初一、十五两日组织当地百姓学习最高指示，而发回原籍的曾静现只要每到这两日陪着湖南的观风整俗使李徽出现在学习现场做现身说法的反面教材即可，确实很是悠哉，本来就不重的责任眼下变得日益轻松。但这决不意味着雍正执导的是一出没有血腥味的文戏。与轻松自在曾静相反的是前朝钦犯吕留良的后裔，他们惶惶不可终日，最后全成了剧情安排的牺牲。不知出于什么想法，雍正在宽宥曾静的同时，却对吕留良不依不饶，说起他来总是咬牙切齿，旧恨添上新怒。尽管吕留良已然命丧前朝，雍正对他仍旧不肯放过，并迁怒于他的后代。雍正下旨称，吕氏罪大恶极，人神共愤，无可赦免，依大清律，已故吕留良及其长子吕葆中戮尸枭众；吕留良之第九子吕毅中（时已年届七十）接纳张熙，又馈赠其父反清遗文，着斩立决。吕氏其他子孙凡十六岁以上者依律当斩。可能自觉杀人太多，雍正又改判“俱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真是老账新账一同算，生人死者一块罚。当然有人忧愁有人喜。
公元1734年11月，离雍正五十七岁寿辰只差两个月，这位大清帝突患重疾，进药罔效，仅两天的工夫就龙驭上宾。至此，经历近七年的曾静谋逆案似乎该降下帷幕了。
但是二十四岁的乾隆登基后再一次改编了剧情。
乾隆可没有乃父那种以反立正的深远圣思和宽大为怀的浩浩皇恩。法律就是法律，谋反就得处死，根本没例外。他认为皇考犯了两个基本致命的错误：其一，与谋逆犯对话这超越了大清戒律的底线，这是历朝历代前所没有的荒唐事；其二，姑息纵容了这个弥天钦犯无疑会给其他心怀不轨的刁民树立效仿的榜样，而且这种事已经在雍正驾崩的那年露出端倪。据各地方官报告，已有二三起类似曾静的案子发生，这些人看到曾静因祸得福也想铤而走险，侥幸一搏。雍正固然知道，但显然他已经无心无力与这些人周旋了。那么乾隆犯得着为此类事费心劳神么！有一个杀一个，决不姑息。于是乾隆亲政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彻底清算曾静及其余孽的罪恶。结尾的血腥味就更浓了，曾静一家，张熙一家统统被打入死牢。依照大清律例，两家十六岁男丁当诛，十六岁以下男子及其妇孺遣至满洲宁古塔给披甲人终生为奴，一切家产俱没入官府。而那本君臣对话的《大义觉迷录》也被乾隆列为禁书。
随着曾静人头落地，雍正倾力策划导演的这出戏被他的儿子乾隆续了个完全走样的尾声，当然乾隆也只是按照一般的历史和政治逻辑行事，然而从这点看，务实的乾隆就缺乏其父的政治创意才华了。
2006810榕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