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国家里，对簿于公堂的"民告官"案件虽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毕竟还不是很多，一涉及上法院"民告官"，仍备受人们注目，引来颇多议论。在一些人眼里，只准"官管民"，不准"民告官"。有的说，"你好大胆子，敢上法院告官，不怕吃不了兜着走"；有的一听说"民告官"就把"告状人"视为眼中钉，或说是"不稳定因素"；个别的甚至采取恶劣手段对"民告官"设置"红灯"，打击报复"民告官"者，等等。究其原因，说穿了，就是某些干部观念上有问题：缺乏民主法制意识。
"民告官"行为是发扬民主的表现，是群众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一种正当权利。这些年来，农村基层干部团结带领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为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从总体上看，这支队伍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但是确有少数农村基层干部思想作风存在严重问题。当前，有的地方农民与基层政府或有关部门发生矛盾，特别是形成"民告官"的行动，主要原因大致出于不合理的收费和负担；或是极少数镇领导以权谋私，横行一方；或是损害农民利益，为干部谋取不正当利益；或是以打击犯罪为名，行牟利之实；或是产权归属不清，财产处理不当等。如此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理所当然地会引起农民的愤慨。有了"民告官"的民主权利，群众就能够依靠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可以使那些滥用职权、践踏法纪的人得到应有的惩处。
"民告官"行为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逐步走向正轨的反映。加强法制要求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的权利。因而，"民告官"的出现，是依法治国的必然结果。同时，允许"民告官"，也是为了减少"民告官"，这就是辩证法。对于农村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要用教育、行政、经济的手段加以处理，但有的则要运用法律的手段解决纠纷。"民告官"行为就属于后者。作为接受诉讼的司法机关，一定要依法、公正办案，决不能因某个领导"打招呼"而受影响，这样才能显示法律的尊严和公正。
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此时，《湄洲日报》组织因收费而引起的"民告官"案件报道，作为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一个实际活动，无疑是可取的。笔者不禁也要说上一句：给"民告官"亮绿灯！
（原载1998年11月8日《湄洲日报》）
灯娃纳税，好样的
近日《人民日报》报道，江苏省江阴市只有4周岁的灯娃，8月连续两次横游长江，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他的收入每月为1400元。10月7日灯娃在父母陪同下，主动到当地税务部门缴纳个人所得税240元，成为建国以来年龄最小的纳税人。我看了此则消息，不禁从心底里涌出："灯娃，好样的！"由此，笔者想到不久前新闻媒体披露的一起偷税案。某歌星自1994年1月至1996年3月期间，与扣缴义务人共同偷税27.11万元。如果把某歌星的偷税与灯娃的主动缴税联系在一起，就不能不感到他们之间形成了何等强烈的反差。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两人对纳税的认识截然不同。年仅4岁的小灯娃尚且知道"纳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这是中央电视台公益广告中说的"，而蜚声歌坛的某歌星纳税意识却极其淡薄，与小灯娃相比，着实可悲，又令人失望。
税收问题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最近国务院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提出确保1998年工商税收增收1000亿元的任务。我想，要完成这个任务，毫无疑问，最主要的手段是加强征管力度，税务部门要牢牢盯住偷税、骗税、漏税、欠税等行为，严格以法治税。但最根本的还是要强化纳税意识。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这就要求公民要增强纳税意识，把依法纳税作为自己应履行的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作为对国家的回报和贡献。只有全民纳税意识的觉醒，才能从根本上堵住税收流失或最大限度地减少税收流失。因此，纳税人树立自觉纳税的观念至关重要。而在这一点上，我们纳税人恰恰应该以灯娃为榜样，向他看齐；以某歌星为鉴戒，吸取教训。
"纳税光荣，偷税可耻！"这应当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原载1998年11月10日《湄洲日报》）
你想让生活环境优美吗
你想让生活环境优美吗？回答是肯定的。每个人都想有个优美的、良好的生活环境。这个优美的生活环境包含着绿化、美化和净化环境的内容。
今日《湄洲日报》载了一篇关于垃圾的话题的报道，就属于净化环境卫生、改善生活环境的内容。毋庸讳言，提起垃圾问题，确实是困扰莆田市创建卫生城市的一个难题。大街上、居民区不时有人乱扔乱丢垃圾；市区人工湖、河道上飘浮着垃圾杂物；卫生死角垃圾成堆，蚊蝇滋生；建筑工地垃圾乱堆乱放；公园里果皮杂纸乱扔。一句话，城市的"脏、乱、差"现象还严重存在。究其原因，一是缺乏卫生意识，随着市区扩大，市民新成分增加，市民的卫生意识不强；二是缺乏责任意识，有些街道"门前三包"不落实，有的商家包装物乱扔乱放，一些单位、居委会未履行抓卫生职责；三是缺乏管理意识，抓卫生或靠突击，检查"创卫"时抓一抓，或做表面文章，只抓大街，不抓小巷，卫生死角由此而生。
难题就难办了吗？不是。在这里，让我们先看一看外地的做法，可以从中获得启示。地处经济欠发达的边疆地区的广西南宁市，从1995年到1997年，连获三块国家级奖牌："全国卫生城市"、"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优秀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短短三年这个市就能够取得如此成就，秘诀何在？答案是简单而实在的一句话：从一件件具体事抓起。他们从抓好摊前一个桶入手，整治城市卫生。在抓好摊点卫生的基础上，把环境卫生的整治和管理由市场向街道、单位、居民、庭院、楼道延伸。由此，一个个桶，净化一座绿色城市。他们能够办到的事，我们难道办不到吗？
有人说，街道不干净，就是一个城市脸面不干净。可见，城市卫生问题直接关系到创建文明城市、改善生活环境和营造投资环境的大问题。最近，市领导提出"向垃圾宣战"的号召，这是得民心、合民意之举。笔者认为，如果广大市民人人树立强烈的卫生意识，个个动手营造优美生活环境，自觉投入"向垃圾宣战"的行列；如果建立卫生责任制，在大街、小区、小巷立"卫生责任牌"，全面推行"门前三包、门内达标"责任制；如果全市所有单位和居委会建立卫生组织，设专职卫生保洁员或督导队，形成大街小巷卫生管理网；如果统一规划设置垃圾堆放点和设施，实行定点定时堆放、收集；如果采取教育的、行政的、经济的手段来整治城市卫生，谁违反了责任制和"门前三包"，就处罚谁……如此一来，莆田市的市容市貌能不焕然一新吗？优美的生活环境也就能变成现实了。
（原载1999年4月11日《湄洲日报》）
人情乎？金钱乎？
7月6日《福建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刊登：沙县718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呼吁--"人情消费"该刹车了。此消息具有现实针对性和可资借鉴性，笔者读后不禁称好。
近些年来，"人情消费"风气盛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不仅婚丧嫁娶、乔迁新居大操大办，被请者须送钱送物，而且连其子女满月、生日、升学等也要办酒设宴，被请者自然又要送钱送物，极大地增加了干部群众的经济负担，成为困扰他们生活的一个难题。对此，人们无不忧心忡忡，感叹曰："人情猛于虎。"本来，人们在社会生活的正常交往中，讲点"人情"无可厚非，有道是"人之常情"嘛！但是，现在的"人情"似乎已变了味，走了样。古人云："君子之交淡如水"，"礼轻情意重"。可如今一些地方和单位同志之间、亲友之间、干部群众之间的关系庸俗化，人情走向金钱化。君不见"人情"应酬看涨，过去一般应酬送点礼物或几十元"红包"即可表达心意，现今没有一两百元的"红包"，就拿不出手，"人情"的轻重，视所送的礼金、红包的多少而定。你说，这不是"人情味"淡了，"金钱味"浓了吗？
时下，此"人情消费"已成为一种不良的社会风气。有些党员干部甚至是领导干部也热衷于此道，利用本人及家庭成员婚丧嫁娶以及过生日、迁新居等机会大操大办，借机敛财。近闻某市有个县直机关的领导为其女结婚操办酒席达35桌，收受礼金约4万元。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但违背了《廉政准则》及向社会作出的不赠送和不收受礼金、红包、礼品的承诺，而且助长了吃喝玩乐歪风和铺张浪费恶习，败坏了党风和政风。
基于此，要使"人情消费"降温，倡导精神文明，首先，我们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严格执行《廉政准则》，严格信守自己签名的"廉政承诺"，做到言行一致，取信于民。其次，要像沙县副科级以上干部那样，以身作则，模范带头，从我做起，做到"五不"：不请、不赴婚丧嫁娶宴；不请、不赴乔迁新居宴；不请、不赴生日祝寿宴；不请、不赴满月、七夕、升学宴；不请、不赴部门之间、乡镇之间联谊宴，以良好的党风带动民风好转。再次，对违反规定和"承诺"者，要坚决执行纪律，决不纵容迁就，心慈手软。如是，则此风可正矣！
（原载1999年8月6日《湄洲日报》）
感情与群众工作
报载：1999年3月14日，河北省委召开了"带着感情做好群众工作"广播电视大会，号召全省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广大基层干部带着感情做好群众工作。此举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赞赏。李瑞环在河北考察时说："河北省委提出带着感情做群众工作，很有针对性，要很好地坚持下去。"古往今来，诸多贤明的政治家、思想家，在对待人民群众问题上曾有过不少深刻而精辟的论述。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我们共产党人更是民本思想的倡导者、继承者和实践者。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历来是鱼水相依、血肉相连的关系，这也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正是由于我们党把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视为"胜利之本"，终于依靠人民群众取得了革命和建设事业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近些年来，我们党的这个优良传统和作风在一些地方被破坏了，农村一些地方干群关系紧张。有的基层干部不善于做群众工作，以完成任务为由，作风霸道，方法粗暴，动不动就"来硬的"，或强迫群众执行某一规定，或增加农民负担，强迫群众掏钱办事，群众气愤地骂他们，"要粮要钱要命"。有的基层干部耍弄特权欺压群众，对群众敲诈勒索，滥收乱罚，或耍威风，打骂村民，或搞刑讯逼供，非法拘禁，甚至徇私枉法。甚至于把群众斥为"刁民"的也大有人在。如此对待群众，这哪里还有什么感情可言？对此，有的报纸曾发表评论：《干部不要凶》。
由此看来，河北省委提出"带着感情做好群众工作"，的确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它揭示了做好群众工作的关键和要害，"带着感情"是做好群众工作的前提和根本，缺少感情或淡化感情是做不好群众工作的。所谓"带着感情"指的是什么感情呢？笔者认为，这种"感情"应是阶级情、同胞情和亲情，"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倘若心中无此情，就谈不上爱人民、为人民。要像焦裕禄那样，"心里时刻装着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要像孔繁森那样，"西藏的老人就是我的老人，西藏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西藏的土地就是我的家乡"。他们的这种感情是一种深沉的至亲的感情，是对人民的深情挚爱。这种感情来自于党的宗旨、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正是他们真正实践了这个宗旨、观点、路线，才能满怀深情地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关心群众的利益，才能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为群众尽实心、办实事、谋实利。凡在他们工作过的地方，无不谱写出一曲曲党群、干群鱼水深情的赞歌。不难设想，如果我们的干部没有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坚持群众观点，没有贯彻群众路线，能饱含感情做好群众工作，密切联系群众，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吗？
"带着感情做群众工作"之所以令人叫好，就好在它为"鱼水工程"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原载1999年6月29日《湄洲日报》）
《民情日记》得民心
近读《人民日报》，一条醒目的新闻刊于版面的头题：《浙江推广乡镇干部记〈民情日记〉》。显然，从浙江省的举措可以看出，记《民情日记》是深得民心的。"民情"者，是指人民的心情、愿望等之谓也。换言之，也可说是老百姓的事情。古人云："为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情。"我们各级干部，特别是农村基层干部要为群众服务，首先就要察民情。要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关心群众的疾苦，解决群众的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记《民情日记》是新形势下改善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方法，是做好群众工作的有效载体，是改变乡镇干部作风的得力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