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理论上而言，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二元经济结构将逐步向一元经济转化。从传统的农业经济到二元经济结构，再到工业化社会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相对于传统农业经济社会，二元经济结构是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然而，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城乡的分离、对立及差异过分悬殊，又会不利于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二元经济中走出，向工业化社会转变是当前许多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我国是二元结构明显的国家。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城乡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城乡人民生活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但是由于各种人为和制度的因素，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并没有顺利地朝着一元经济演进，而是出现了反复、缓慢变化的过程。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相关数据来看，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却呈现出刚性的态势。本文运用1978~2006年我国统计数据，采用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系数三个指标，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进行统计测度，认为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历程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4年）：二元经济逐步改善；第二阶段（1985~1997年）：经济二元性保持相对平稳；第三阶段（1998~2006年）：二元经济结构强化。通过建立时间序列的回归模型，借助于SPSS统计分析软件，可以看出，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城乡二元经济差距呈逐步缩小之势，但差距不断缩小的速度比较缓慢。
要使我国经济稳定健康的发展，首要的问题是消除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加速二元结构向一元的转化。必须改变现有的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方式，提高城市化进程水平，使农民真正的“离土离乡”。政府要加大对“三农”的投资。不仅要实现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同时还须努力提高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政府必须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和农村公共产品的投资。需要政府运用政策、法律及其他经济手段，调节国民收入的城乡合理分配，加快城乡税收体制改革，统一城乡税收制度，公平税赋，在城乡统一推行以年人均纯收入一定数额为起征点的收入所得税制，对低收入农民给予直接收入补贴。
作者张学文，福建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获“福建省第九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原文发表于《中外法学》2010年第2期。
在封闭式公司中，信任是股东之间关系的基石。由于信任，少数股东才将其个人财产中的相当一部分投入到公司中，并授予多数股东对公司经营管理的控制权。也由于信任，股东之间才能形成有效的合作关系，公司也才能永续经营。以信任为基础形成了股东之间的信义关系。
但是仅凭股东之间的信任不足以降低多数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随着时间的流逝，股东之间的信任极有可能被合作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所代替。而信义义务则以较低的成本维持和强化了股东之间的信义关系。所以，封闭式公司的特殊治理结构决定了有必要承认多数股东对少数股东的信义义务。事实上，多数股东的信义义务已经在许多国家的封闭式公司法中获得了承认和发展。股东信义义务是一种由多数股东承担的法律义务。封闭式公司中的少数股东可能滥用否决权，从而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管理决策；但法律不应要求少数股东对多数股东承担信义义务。对少数股东表决权的任何限制，都将增加少数股东被多数股东欺压的可能性。股东信义义务是一个相对模糊的原则规范。在中国，法官必须严格依据法律的规定断案。如果信义义务仅停留于宣示性的规定，显然无法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通过立法对何谓信义义务做出明确解释，并对违反信义义务行为做列举规定，虽然有助于改善该规则的司法适用，但基于法律的不完备性，许多行为本质上仍然难以通过成文法律加以清晰界定，事实上导致立法无法穷尽一切违反信义义务行为的结果。因此，中国公司法股东信义义务规则的完善，一方面要对信义义务的要求予以具体化，以作为多数股东的行为规范，另一方面更要在事后为封闭式有限责任公司中被欺压的少数股东提供有效的救济措施。《阐释的焦虑——当代台湾理论思潮解读（1987~2007）》简介作者刘小新，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研究员，全书共27万字，2010年1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2011年获“福建省第九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本书讨论的对象是“解严”（1987年）前后至今台湾地区的理论思潮。1987年“解严”至今，台湾地区的社会文化思潮风起云涌、变化多端，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巨大的断裂与冲突。理论思潮在其中起着“先锋”的作用，人文知识分子对政治场域的介入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复杂多元的理论叙事和话语阐释实践无疑是形塑当代台湾社会文化思潮的重要力量之一。
本书认为，后殖民批评、本土论和左翼论述构成了当代台湾理论思潮的三大重要流脉。在当代台湾的文化政治的光谱上，还存在形形色色的论述立场。在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间、在本土论与反本土论之间、在建构主义与解构主义之间、在“国族”论与反“国族”论之间，还存在着许许多多有着微妙差异的论述立场。对“何谓台湾”这个命题的回答，对当代台湾的社会性质和思想状况的理解，对“台湾性”的定义，对台湾文学属性的认识，都可能由于发言位置和理论视域的不同而形成种种不同的或充满差异的阐释。由于性别、族群、阶级、统独、环境主义乃至动物伦理主义等等因素的深刻嵌入，20世纪90年代后台湾的理论思潮显得更为复杂和多元，甚至滑动多变。这种多元喧哗歧义横生的思想格局，一方面呈现出社会对歧义的一定程度的容忍和宽容，另一方面也可能削弱或抵消批判性思想的力度。饶有趣味的是，在建构某种论述时，人们发现其所倚重的理论资源——典型如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理论以及“想象的共同体”理论等等——往往产生双刃剑的效果。这个现象的不断出现某种程度上强化了“阐释台湾”的紧张与焦虑。如果不能回返到历史、文化和政治以及普世的人文价值的基本面，这种理论的紧张和焦虑还将持续存在。本书以话语分析的方法具体地阐释台湾文化场域中各种“论述”的生产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阐述“论述”的解构与形构策略及其演变轨迹。《汪伪政权财政研究》简介作者潘健，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全书共32.6万字，2009年1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11年获“福建省第九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本书是第一部论述汪伪政权财政的专著。在汪伪政权财政现有研究成果乏善可陈的情况下，作者运用了历史学、财政学、政治学的理论，根据大量的原始档案资料，论述了汪伪政权历年财政收支状况，对汪伪政权财政的特点及其财政与日本对外侵略政策间的关系做了开拓性的研究，揭示了由日本扶持的汪伪政权只是日本“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工具的实质。
全书内容除“导论”与“结语”外，共有5章。第一章主要回顾汪伪政权财政建立的社会经济背景及其对伪政权财政的影响。第二、三章详细论述了汪伪政权财政收支概况。其中“收入”方面以关税、盐税、统税、特税以及公债与对日借款收入为主，论述伪政权财政收入结构的变化；“支出”方面主要以军务费、地方补助费与经济建设费三者关系的变化来展开研究。第四章从“沿袭战前南京国民政府财政制度”、“财政原则的被动性”、“财政管理权的缺失”、“财政体系的被分割”四个方面剖析了汪伪政权财政的特点。第五章论述日本侵略政策的变化导致了汪伪政权财政收支状况的变化。从1938年秋至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成立之前，日本对汪精卫组建政权的政策摇摆不定，对华利益要求又屡屡变本加厉，注定了汪伪政权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拥有独立自主的财政。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日本开始将侵略眼光从中国转向南太平洋地区，这种转变给予了1940年3月成立的汪伪政权“整理”财政的机会；加上1940、1941年华中地区的经济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也为伪政权扩大财源奠定了经济基础，以致这两年是其财政收入最好的年份。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大大影响了其财政收入，“清乡”运动又使伪府军费开支膨胀。在日本的有限扶持下，1942年伪政权的财政勉强维持了平衡。1943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不断失利，战略物资奇缺。伪政权完全沦为日本侵略战争财力的承担者，致使整个财政体系畸形。1944~1945年从严重的入不敷出恶化至完全崩溃。汪伪政权财政状况的变化历程反映了日本在中国占领区扶持傀儡政权是希望通过“以华制华”的方式来维持占领区的统治秩序，进而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
本研究报告为国务院侨办2009年课题（课题号：GQBZ2009033），由李鸿阶研究员主持完成。课题组成员：林在明、廖萌。此文获得国务院侨务办公室2007~2010年优秀课题论文二等奖。
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台湾地区后，两岸关系出现了积极的重大变化。要根据台湾岛内侨务生态环境变化，进一步做好新时期侨务对台工作。
1.侨务对台工作的提出及其深刻内涵。以侨为桥，大力争取台湾民心；发展壮大华侨华人力量，削弱“台独”势力影响，适时开展以“反独促统”侨务对台工作。
2.大陆侨务对台工作的总体评估。近年来，大陆侨务部门根据两岸形势发展规律，持续推进“反独促统”活动，扎实做好海外亲台侨团和重要人士转变工作、强化侨务对台工作协调机制、努力挖掘侨务对台文化特色、积极开展侨务“入岛”等工作，但也存在主动性不够，局限性较大，针对性不强等问题。
3.做好新时期大陆侨务对台工作的政策建议。（1）调整思路，有效作为，提升侨务对台工作的影响力。把侨务对台工作重心由“上层人士”转向“基层民众”，保护两岸同胞的海外合法权益，不断提升侨务工作影响力。（2）因势利导、加强团结，推动海外“反独促统”和谐发展。要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加强与海外亲台社团和重要人士的接触交流，培植感情基础、凝聚共识作为。采取灵活政策，以血缘亲情关系凝聚台湾民心，避免因政治倾向问题，造成海外同胞的正面冲突。（3）适度让利，把握重点，增强侨务对台工作的针对性。对台湾当局参与的不涉及、不损害国家主权行为的国际活动，有利其生存发展的，我们应积极支持；对台湾当局参与涉及国家主权的国际活动，如是遵循国际组织规则，以适当身份参与，可以适度让利；如台湾当局执意搞“去中国化”和“一中一台”活动，应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避免台湾问题扩大化、国际化和复杂化。（4）发挥优势，凸显特色，整合侨务对台工作资源。促进台湾同胞由文化认同转向政治认同，增强对祖国大陆的归属感，减少两岸统一障碍。（5）完善机制，形成合力，促进侨务对台工作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