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库塞企图表示的一个观点是，现在或许是打断这个世界逻辑的时候了。发达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即是，逐渐摆脱某些历史时期不得不借助的压抑系统。无论是财富的积累还是文明的成熟程度，甩下压抑性机器的条件已经形成。这时，文学形式解放的快感具有了强烈的反抗姿态——快感力图收复理性主义传统不断长期侵占和覆盖的感性空间。根据康德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和“无规律的合规律性”这两个著名命题，历史与快感之间存在某种令人惊奇的不谋而合。如果说，支持物化世界的现代知识总是潜在地把世界表述为榨取和掠夺的对象，而且，这种功利的态度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中登峰造极，那么，快感的意义即是割断或者悬置这种“实用”的观念。当快感支配表述的时候，世界在人们的想象之中恢复了自由的状态，各种表象挣脱了传统的关系之网而“完全就是它本身。”此刻的表象充当的是“自由消遣的产物，它解放了对象，使之成为自由的存在。在一种新的意义上，主体与客体得到了自由。从对待存在的态度发生的这一根本变化中，出现了一种性质迥异的快乐，它是由对象现在用于揭示自身形式产生的。”理性主义传统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物化世界意识形态的合谋组成了空前的压抑系统，但是，快感的格格不入表明，历史并没有完全格式化。即使政治经济学不愿意过高地评价快感带来的冲击，这个事实不可否认：快感执行的使命仍然是——把“人从非人的生存状态中解放出来”。这时，历史终于接收到了快感表示的意义。
文学形式如何赋予快感的符号秩序？上述的历史背景之中，马尔库塞的观点不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思辨：“艺术对现行理性原则提出了挑战：在表象感性秩序时，它使用了一种受到禁忌的逻辑，即与压抑的逻辑相对立的满足的逻辑。”“审美形式是感性形式，是由感性秩序构成的。如果把感性认识的‘完善’定义为美，那么这个定义仍保留了与本能满足的内在联系，审美的快乐仍然是快乐。但感性的起源受到了‘压抑’，满足也存在于对象的纯形式中。”当表象、感性借助满足的逻辑汇为一体的时候，文学形式意味了快感冲击压抑系统的实现方式。参见［美］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126~144页。
詹姆逊宣称，快感是一个政治问题；相同的理由，文学形式亦然。
五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指出：“‘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王国维：《人间词话》，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3页。无数例子证明，诗的神奇修辞令人惊叹：只言片语之间，蛰伏于日常表象之下的某种可能突然暴露——否则，人们从未意识到周围的春花秋月如此活跃。文学形式的点金成铁之效在于，种种修辞或者叙述犀利地再现了生活表象之下的某种可能：这是人们熟悉的世界，又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文学保存了日常生活的各种气息，但是，某种特殊的意义穿过了庸常尘世而熠熠生辉。如果没有《红楼梦》出神入化的叙述，人们很难相信，一个钟鸣鼎食之家隐藏了如此重大的悲剧——这种悲剧并非来自突如其来的事变，而是稀释在每一个荣华富贵的生活细节之中。从《哈姆雷特》到《堂·吉珂德》，从《安娜·卡列尼娜》到《尤利西斯》，许多经典之作均形象地揭示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解读出另一种意义。加西亚·马尔克斯读过卡夫卡的小说之后感叹地说：小说原来可以这么写！这不仅是一种文学形式的启示，而且是一种生活的识别方式。从遣词造句、谋篇布局到叙事类型、神话象征，文学形式仅仅表现为一种符号秩序的归宿。然而，当历史临近脱胎换骨的时候，文学形式将成为作家探测另一种生活可能性的仪器。鲁迅力图在“铁屋子”里发出惊醒民众的“呐喊”，新型的文学形式是他击破传统文化的利器。从《狂人日记》、《孔乙己》、《药》到《风波》、《故乡》、《阿Q正传》，众多熟悉的陌生人浮现在小说之中。这些人物刚刚抵达文学史报到注册，但是，他们已经在历史文化的“无意识”之中存活多时。由于鲁迅的现代小说，文学形式将这些人物形象从“压抑”的状态之中拯救出来了。压抑系统的破坏产生巨大的快感：快感不仅来自解放的形象，而且来自文学形式。二者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正如利奥塔尔所言：“叙事的内容似乎属于过去，但事实上和这个行为永远是同时的。”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知识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车槿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第46页。如果说，《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象征了桀骜不驯的力比多，那么，魔幻小说的叙述模式最大限度地保存了桀骜不驯制造的快感。
文学形式仿佛是解除压抑的秘密栈道——那么，压抑来自何方？历史可以证明，各种禁忌的持续积累终于结束了人类的童年时代。相对于文明设计的种种宏伟目标，个体的快感始终是一种不思进取的因素。设置各种禁忌抑制快感不合时宜的发作，这是社会成熟的必由之路——尽管弗洛伊德曾经称之为文明的“缺憾”。抛弃一己之私，抑制种种本能的欲求，倡扬普遍公理，这是各种社会组织和共同体形成的基础，也是物质和文化扩大再生产的根本条件。相对地说，只有文学话语始终为个体的快感保存了固定席位，并且调集种种细节、意象完整地复制现场气氛和个体的感官经验。文学顽固地认为，个体仍然是历史分析不可或缺的视角——不论个体被视为历史的某种本质，还是代表了更为本真的历史。一些人心目中，这是文学遭受边缘化的原因；另一些人心目中，这也是文学充当先驱者的原因。
那么，如今的文学又有哪些遭遇——在“现代性”如此急剧地扩张的今天？许多方面，“现代性”意味的是压抑的削弱乃至解除。宗教式微，“上帝已死”；儒家文化土崩瓦解，“克己复礼”的古典理想成为绝响。这时，古老的压抑系统是否开始失效？
至少可以看到，柏拉图式的憎恶逐渐远逝，卫道士的迂腐令人失笑。但是，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之中大力推崇的“游戏”并未赢得普遍认可，各种分裂仍然持续。这时，传统的压抑系统开始迎候“现代性”旗帜之下的另一支生力军——来自科学话语训练的理性主义。当然，传统的压抑系统的更新换代并不是补充多少清除文学的观点；相反，一个现代理性主义者通常愿意彬彬有礼地承认文学是一种高贵的教养，一种显示文明的素质。“现代性”与理性主义的杰作是另一批话语形式的诞生。自然科学通常是这个时代的强势话语，实证、逻辑、计量、演算——新型的知识甩开了感官经验而在另一个抽象的空间展开。的确，这种知识内部不存在快感的隐秘交换，但是，源源不断的物质财富证明了这种知识的有效程度。“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自然科学成为众多知识门类的楷模。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法学无不增添了逻辑、理论模式和定量分析的含量，甚至哲学和历史学亦不甘寂寞，尽可能皈依客观和普遍主义的信条。政治学积极谈论个人之上的国家、民族以及种种社会组织，经济学预设存在一个共同的“经济人”，社会学忙于对付庞大的社会结构，哲学关注本体和绝对理念，即使历史学也开始跨越具体事件而倾心于“长时段”研究。总之，理性、普遍、规律、本质的共同提出一个又一个知识框架，各种宏大叙事纷纷出笼，络绎不绝地荣登世界认识的排行榜。这个时代盛行种种夺人耳目的巨型结论，只有文学形只影单地挣扎在一堆琐事之间，气喘吁吁地与一个眼神、一种心情或者一片风景没完没了地搏斗。文学形式擅长的表述是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物和事件，是人物性格的微小细节和事件内部的氛围、气息、感受。许多人觉得，文学仅仅是一种私人的贴身爱好，一种表现性情的道具。尽管现代文化建制确认了文学的“合法性”，但是，人们开始高瞻远瞩地谈论历史的时候，文学时常在各种话语形式的竞争之中败北。风花雪月，卿卿我我——的确，文学不时为之气短。文学曾经竭力谋求纳入种种宏大叙事，分享种种巨型结论的权威，并且赢回史诗时代的声望。例如，作家写出的一个马夫、一个资本家或者一个教师相当于无数马夫、资本家和教师的“本质”。根据这种阐释策略，一个家族内部的恩怨情仇可能是一个时代兴衰起伏的缩微版。尽管如此，这种形象的注释仍然可能被视为无足轻重的附庸。如果已经拥有一部完备的唐代历史著作，同一时期的文学著作是否均可报废？如果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联合提供某种标准的客观表述，文学会不会被视为干扰性的杂音？“现代性”制造的压抑系统远为隐蔽——理性主义居高临下的俯视之中，快感是一个没有意义的症状。
“现代性”的症结如此明显：宏大叙事全面地压抑了个体的意义。种种普遍的公理覆盖之下，个体只能是一个又一个标准配件。阶级图谱被确认为“本质”之后，贾宝玉从属于封建贵族阶层，阿Q是个一无所有的雇农，吴荪甫不可能摆脱资本家的身份，林道静身上的烙印只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批人物的另一些身份——包括临时身份——成为尴尬的存在：作为情人，作为朋友，作为儿子或者孙子，作为一个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作为一个焦灼的失败者……如果他们的神态、饮食口味、作息时间表、性取向、服装风格以及脸上是否长一颗痣或者臀部是否有一块疤——如果人物的哪一个细节无法从阶级图谱上查到解释，那么，所谓的“本质”有责任磨平这些毛糙的棱角。总之，个体不是社会历史内部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单位；如果不是作为中介物依附于某种宏大叙事，个体无法承担各种现象的最终解释。从古老的神话到寓言，个体的意义通常被宏大叙事完全吸收：英雄即是拯救人类的正面角色，英雄没有任何理由犹豫、怯懦或者畏缩不前；魔鬼或者毒蛇必定罪大恶极，很难想象它们的恻隐之心甚至幡然悔悟。这些角色精确地嵌入宏大叙事分配的位置，心甘情愿地担任某种理念的“感性显现”。然而，现实主义文学终于摆脱了宏大叙事的控制，傀儡式的人物开始拥有自己的生命和意志。宏大叙事与个体的角逐业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文化特征：从科学话语、意识形态到大众传媒传播的时尚，宏大叙事的生产空前繁盛；另一方面，个体对于压抑的厌恶与反抗空前激烈。文学不仅洞悉这一幅图景，而且，文学形式时常把个体调节为表述这个世界的视角。
这是主张原子式的个人主义吗？切断所有的社会联系，从绝对的“自我”到超现实主义的无意识，这种文学实验没有走多远。然而，这并非迷信宏大叙事的理由。或许，由于“善”与“恶”价值序位的潜在规定，“公”与“私”通常区分为截然对立的两个领域。宏大叙事一旦袭用了公意的名义，个体不得不在“自私”的评价之中销声匿迹。许多人热衷于以前者否认后者，甚至无暇考察哪一种语境之中的“公”与“私”——例如，“在中国的‘公’中，从国家的观点看，朝廷、国家、政府、爵位是‘公’，臣僚和民间区域、民间事务等是‘私’；然而改变视角，另一方面，站在天、天下的观点看，转而变成民众是‘公’，朝廷、国家是‘私’了。”［日］沟口雄三：《中国思想史中的公与私》，《公与私的思想史》，第一卷，［日］佐佐木毅、［韩］金泰昌主编，刘文柱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44页。在我看来，无论“公”是众多同质个体的代表，还是众多异质个体的协调机制，各个等级、各种形式的共同体均无法否认个体的坚硬存在。个体只能在指定的历史场域活动，个体的建构遭到社会组织结构的限制，但是，这个独立的基本单位并未隐没。一部巨著内部，每一个词均受制于文本整体——脱离上下文的词汇无法形成有效的表达；尽管如此，每一个词仍然是最小的意义单位。一个词的增减或者改动仍将影响巨著的主题，哪怕是极其微弱的影响。相近的理由，历史不可能完全窒息个体的能动性；相反，个体可能在条件合适的时候带动整体性震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