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台湾儒学这一概念的提出，它最先发端于一场关于台湾本土化运动的论战。这场论战起因于陈昭瑛的论文“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一个文化史的考察”，文章从20世纪90年代末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上溯到日据时期，并将台湾本土化运动分为“反日”、“反西化”、“反中国”三个阶段。从第一阶段的反日本土化运动来看，这一时期是“台湾意识”萌芽和发展时期，“台湾人意识”与“台湾人就是中国人意识”是重叠；第二个阶段是1949年以后，这一时期的本土化运动主要表现为反西化的特点，“本土”的抗争对象在民族立场上由日本转换成美国或广义的西方社会。把当时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以及台湾在全面推进工业化发展之后人的心灵所出现的扭曲和环境的破坏，与坚持文化的民族性问题联系在一起进行深入的思考与批判。第三阶段则从1983年起以“反中国”为基本内涵。这一时期，台湾意识在祭起“台湾主体性”旗子之下，开始由反日本化、反西化，进而逐渐走进反中国化的死胡同。陈昭瑛认为现在的所谓台独主张就是依循着当时台湾自我意识形成的过程所发展出的一股异己力量，反过来对抗台湾意识本身：就对抗台湾意识中固有的中国意识而言，台独意识是中国意识的异化；就对抗以祖国之爱为特征的台湾意识而言，台独意识是自我异化。陈昭瑛：《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一个文化史的考察》，台湾《中外文学》第23卷第9期，1995年2月，第6~37页。
对中国意识的坚持，关系到台湾儒学是否应该存在的方向性问题，这一点在战后的台湾显得非常重要。尤其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台湾戒严令的废除，整个社会转型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以及随着教育的普及而出现的知识阶级快速扩张，台湾民主化进程得以快速推进，它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将政治领域视之为各个阶层、阶级、社群、族群的利益冲突和协调的场所。正如台湾大学的黄俊杰所描述的：“政治不再是古代中国儒家所想象的‘道德的社区’，政治人物也不再是人民道德福祉的创造者（尽管他们常常打着道德的旗帜，也呼喊着道德的语言），而是自己利益的追求者与协调者。建立在这种理论基础之上的台湾民主政治，常常将‘个人’与‘群体’视为不可协调的敌对的存在。近年来，台湾社会中个人主体意识的高度觉醒，相对于中国历史上个人主体性受社会性的压抑与牵制而言，固然有其弥足珍贵的意义，但是快速的民主化却将这种急速成长的个人主体意识，导向一种不甚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病态。”黄俊杰：《儒学与现代台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298页。
尽管台湾转型所呈现出来的社会现象异常复杂，但是对台湾儒学的研究只能将之放在客观真实的台湾政治社会及思想文化发展的具体环境进行思考与分析。黄俊杰在《战后台湾思想与文化的发展：研究论著回顾与课题展望》黄俊杰：《战后台湾思想与文化的发展：研究论著回顾与课题展望》，收入于《儒学与现代台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1~58页。中，指出战后台湾文化可以分成三个层面：一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对抗；二是中原文化与台湾文化之间的推移；三是国际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紧张。这三个层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又影响着台湾文化研究着力点或立场的变化。黄俊杰认为这种变化就是“从‘台湾之在其自己’的立场向‘台湾之为其自己’的立场移动”。前者是将台湾视为缺乏主体性的静态样式，被视为“中国社会文化研究的实验室”（台湾除了有以儒学为主的中原文化之外，还有少数民族文化、西方文化，包括荷兰、西班牙、日本殖民文化等，在某种情形下，台湾可以成为一个观察儒学思想在多文化思潮交汇、竞争、激荡中存在与发展演变的“实验室”）；后者则是突出“台湾主体性”，强调站在台湾本土的立场上，厘清台湾与大陆社会和文化关系，同时以世界史的眼光来重新理解台湾。黄俊杰：《战后台湾思想与文化的发展：研究论著回顾与课题展望》，收入于《儒学与现代台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1~8页。
可以看出，对台湾文化问题的研究，在台湾复杂的政治社会环境下，完全不可能仅限于学术思想的活动范围之内。因此，针对台湾民主政治以及台湾意识和台独意识，台湾儒学都不得不以其儒学方式予以了回应。在这方面，黄俊杰从思想史的理路写了不少较有影响力的论文。他基本上主张应该从文化认同的方向来把握台湾意识的文化本质。这一观点也得了台湾学者潘朝阳的赞同，他表示：
如果从一个较大尽度的汉文化播迁史以及汉人移民台湾史的脉络和内涵来看，台湾意识的本质性内容，实则是汉族移民将大陆原乡熟习的生活方式带到台湾建立新天地之后的乡土文化意识，随着台湾汉人社会的成熟，这个从原乡到新乡的乡土文化意识，就是从漳、泉、客家等地缘性乡土文化而互融重整所形成的以台湾为整体的乡土文化意识，无论是地缘性漳泉客家或整体性台湾的乡土文化意识，根本都是汉文化或中国文化中的区域小传统，本质上，是中国文化的台湾意识。潘朝阳：《从原乡生活方式到中华文化主体性——台湾的文化原则和方向》，《台湾研究季刊》总第87期（2005年1月），第67~76页。
在台湾，台湾儒学担当了反对台独意识的很大责任。正如牟宗三所说：
如果一个民族仍然存在，那么这个民族的文化总可以延续下去，无所谓断不断。但这其中也有一曲折。若一民族仍然存在，但它的文化却不能尽其作为原则并自己决定方向的责任，则此民族的文化就不能算延续下去。不能够作用原则，不能够自定方向，则这文化就只是个材料，而不是形式。因此，一个文化若只有作为材料的身份而不是形式，它就不能算延续下去；若要延续下去，这文化必须能决定自己的原则和方向。原则、方向即代表一个文化作为形式的身份。牟宗三：《中国文化的断续问题》，收入于《时代与感受》，台湾鹅湖出版社，1986，第81页。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承载着太多的决定台湾文化发展方向的重任，从自己的文化根源处贞定合理意义上的台湾意识和台湾本土性，从而斩断台独思想的文化根基，把它们变成没有任何延续可能的“材料”。在这方面，台湾儒学界不少学者做了大量的学术论辩工作。陈昭瑛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台湾儒学的文章，并于2000年结集出版，书名为《台湾儒学：起源、发展与转化》，概述了台湾自明郑（1661）经清朝到日据结束（1945）近300年时间里，台湾儒学所经历的各个历史阶段，初步建立起了当代台湾儒学诠释系统。应该说，从事台湾儒学研究的学者长期以来基本上是立场鲜明地站立在传统中国文化价值去对抗西化式的各种文化思潮，并以中国文化为核心强调台湾本土化的形式原则本来就是中原儒学。而台湾儒学这一概念所包含的特殊性，也使得它在强调儒学的本土化发展中，通过进一步揭示传统中的优秀文化要素或精神源泉与台湾本土人文的完全融合，而把儒学在台湾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本文原载于《台湾研究集刊》2011年第6期
（张文彪，福建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研究员）新形势下两岸非传统安全合作刍议
刘凌斌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以来，台湾局势发生了重大的积极变化，两岸两会恢复制度化协商，两岸经贸文教交流和人员往来日趋热络，两岸关系正式进入了和平发展的新阶段。由于两岸政治互信的建立与巩固，传统安全因素即政治与军事对于两岸关系的威胁逐渐淡化，但是非传统安全因素对于两岸关系的影响则不断上升，逐步成为新时期影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要威胁。张文生：《影响两岸关系的非传统安全因素分析》，《台湾研究》，2010年第2期。因此，加速推进两岸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就成为当前两岸深化交流合作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在梳理“非传统安全”概念的基础上，就两岸非传统安全合作的现实意义、主要内容、实现路径以及制约因素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非传统安全的理论探讨
一般而言，“非传统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简称NTS）是相对于“传统安全”（指以政治和军事安全为中心的国家安全）而言的，有的学者称之为“非军事安全”、“非常规安全”、“综合性安全”、“新的安全威胁”、“新安全”等等。目前，由于不同学者关注的角度和侧重点不同，加上“非传统安全”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仍在不断发展之中，学术界对于“非传统安全”并无一致的定义。例如，王逸舟认为，“非传统安全”，指的是人类社会过去没有遇到或很少见过的安全威胁；具体说，是指近些年逐渐突出的、发生在战场之外的安全威胁；陆志伟认为，“非传统安全”是指由非军事因素引起，直接影响甚至威胁本国发展、稳定与安全的问题；刘少华、陶俊认为，“非传统安全”是非军事、非典型政治领域的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内容广泛的新的安全威胁。参见王逸舟：《重视非传统安全研究》，《人民日报》，2003年5月22日第7版；陆志伟：《非传统安全论》，时事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第55页；刘少华、陶俊：《后冷战时期东亚非传统安全合作探析》，《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笔者根据以往的研究，尝试将“非传统安全”定义为，近些年来逐渐凸显的，并非由传统的政治、军事因素引起的，直接影响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主权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并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问题。
相对于传统安全而言，非传统安全的内涵更广泛和复杂，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生态环境等领域，几乎涵盖了当今世界上的全部难题，对各国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乃至全世界的和平发展构成严峻挑战。具体而言，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包括经济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科技安全、资源安全、食品安全、环境安全、恐怖主义、武器扩散、疾病蔓延、跨国犯罪、非法移民、海盗活动等方面。
尽管非传统安全尚未形成一个公认的、权威性的概念。但是多数学者对非传统安全的主要特点以及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的关系等问题基本达成共识。简要概括如下：首先，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主要特点有全球性、跨国性、主权性、不确定性、动态性、协作性、行为主体的多样性等。其次，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二者常相互交织，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并在一定条件下发生转化。因此，非传统安全的巩固有助于传统安全的维护。再次，非传统安全更加重视人的安全和社会安全，更加重视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对世界和平与国家安全的影响和作用。最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手段具有综合性和协商性。与主要凭军事手段解决传统安全问题不同，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则需要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法律、外交、科技等手段；同时，更强调通过各国间的对话与协商，以及国际组织的协调来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
二、两岸非传统安全合作的现实意义
两岸不断加强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是新形势下两岸关系不断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深化两岸之间的交流合作，维护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正面意义。
（1）两岸非传统安全合作，有利于两岸之间开拓更多的合作领域，促进两岸全方位的合作与交流。对两岸当局而言，要巩固两岸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局面，除了在经贸、文化、教育等既有领域继续深化合作以外，更重要的是不断开拓新的合作领域，创建新的合作交流机制。由于非传统安全涉及领域相当广泛，两岸之间在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的合作可以说是大有可为，在打击跨境犯罪、抵御自然灾害、防范传染疫病、共同保护环境、发展低碳经济，维护海上安全等诸多方面，两岸都有广泛的合作空间和多样的合作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