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一得到了部分证实。家庭职业阶层、文化、经济、居住背景等对少数民族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层次与质量具有显著影响。但各个具体的家庭背景变量对少数民族就读何种院校的影响力并不相同。比如，父母所在职业阶层对少数民族学生就读本科院校影响并不显著，而对其是否获得重点本科及民办高等教育机会有显著影响；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少数民族子女的影响最为突出，且基本上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其子女获得本科教育、高质量教育及民办高等教育的机会都会有所提高，而且该因素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影响大于对汉族学生的影响；家庭经济状况对少数民族能否就读本科院校和“211工程”院校无独立的显著影响，但家庭收入状况与少数民族子女进入民办院校的概率呈正比；家庭所在地对少数民族是否进入民办院校有显著作用，即城市学生比农村学生更有可能接受民办高等教育。
假设二得到了部分证实。家庭背景因素与族群身份确实共同影响各种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家庭背景对汉族和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机制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仍有一些差异。几乎所有家庭背景因素对汉族子女就读各类型高校都有显著影响，但其中只有部分因素对少数民族子女产生独立性影响，且影响程度也有所差异。
假设三得到了部分证实，即在同等的家庭背景条件下，汉族比少数民族更易进入“211工程”院校，但在进入公办本科院校的概率上，少数民族学生似乎更具优势。
（二）汉族与少数民族子女获得不同类型高等教育机会的差异
进一步分析来看，将各种家庭背景变量控制之后，少数民族比汉族学生更易入读本科院校，但是在就读“211工程”院校方面仍处于不利地位。这说明在高等教育选择的过程中，除了基本的家庭社会文化经济地位的影响外，民族特性本身也可能成为促进或阻碍个体进入不同类型院校的重要因素。
我国长期实行高等学校入学的少数民族补偿政策，如优先录取、高考加分、单独招生、预科制度等等，这些政策从一定程度上补偿了少数民族学生可能的先天不利，为保障高等教育的起点公平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少数民族学生在这些措施的协助下，获得了更多更好的高等教育机会。从分析结果来看，具有相似家庭背景的学生中少数民族更易将就读层次由专科升为本科，一部分原因应当是得益于补偿政策的作用。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种政策的作用尚未能扭转少数民族学生就读更高质量的重点院校的不利地位，这很大程度上是由重点高校的分布状况、招生政策与生源特点决定的。
我国专门承担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任务的民族院校大多为非“211工程”院校。在2009年1月教育部公布的112所“211工程”院校名单中，大部分国家重点建设院校处于东部发达地区。其中，北京就有20余所，而内蒙古、贵州、云南、广西、西藏、青海、宁夏和新疆等8个少数民族聚居省区只有9所，仅占总数的8%，重点院校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覆盖率相当狭窄。从现实状况来看，我国重点高校的招生名额分配仍然是向本地生源较大幅度倾斜，致使总体招生名额分配严重向所在地和东部大中城市倾斜。如2006年，清华大学在京招生328人，而在少数民族八省区的招生总数却仅249人，占该校招生总数的11.8%；北京大学在京招生692人，而在少数民族八省区的招生总数也仅243人，不到招生总数的9.47％；浙江大学在浙江招生2509人，而在少数民族八省区的招生总数仅172人，不到招生总数的4.28%。各重点高校对少数民族省区的招生计划明显低于东部地区。李倩：《重点大学高考招生民族倾斜政策与边疆社会稳定之研究》，《湖北招生考试》，2007，（4）：44~51。也就是说，开放给少数民族学生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地处高等教育薄弱地区的众多少数民族学子尚未参与竞争就已经失去了就读重点院校的平等机会。同时，少数民族招考补偿政策也有一定影响。不同省区制定的少数民族补偿政策各有不同，但一般来说，仍然是报考民族类院校、本地区高校、预科班、民族班等补偿力度较大；而报考省外院校、重点院校补偿力度相对较小，且加分只能用于投档，不用于录取。这使得民族补偿政策在保障少数民族就读重点高校的机会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鉴于地区高等教育资源发展不平衡所引发的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国家近年来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青海大学、宁夏大学、西藏大学和石河子大学等纳入“211工程”院校，正是近年来国家出于平衡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推动薄弱地区高等教育发展为西部各族学生提供更优质的高等教育机会所做出的努力。而这些努力的效果还有待观察。此外，由于重点高校入学机会的竞争更多的是侧重于对高中学业成就及高考分数的考量，少数民族受到语言、文化、教育环境等因素的制约，与汉族学生的学业仍有一定差距，这种激烈的竞争自然抬高了少数民族跨入重点院校的门槛。
由以上分析来看，即使拥有相似的家庭背景，我国少数民族学生在就读不同类型高校时仍与汉族学生存在一定差异，这既有国家倾斜政策调控的影响，也与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分割的现实，各类高校的招生特点，乃至族群文化的作用有关。
（三）优势少数民族家庭的获益
尽管总体上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仍然偏低，但从少数民族样本的专门分析来看，并不是所有少数民族学生都是如此。家庭环境的内部地位分化已经对其子女进入层次更高、质量更佳的高校产生了影响，那些拥有良好家庭环境的少数民族子女总是能够优先获得了进入这些高校的机会。
最突出的影响因素当属父母的文化程度，那些拥有高学历的父母顺利地将其自身的文化优势承继到子代各种类型的高等教育获得当中，验证了家庭文化背景对少数民族子女也同样具备强大的影响力。以学历为载体凝结在父母身上的文化水平尽管不能直接传递给子代，但其透过家庭教育方式、学校教育参与、激发子女学习动机等途径，对子女的教育活动进行潜移默化地渗透，产生更为隐蔽却更加稳定的入学资本。由于教育活动本身具有显著的文化性特征，具备较高文化程度的父母更善于运用自身所具备的文化资本来提高子女的学业成就，从而不仅帮助子女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而且是获得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
此外，父母职业阶层地位虽然对少数民族子女本科教育机会获得无显著影响，但中间阶层子女仍比基础阶层子女进入重点院校的概率高出1.395倍。相比之下，父母拥有较高的职业地位，其子女并未显露出特别的优势。从本文定义的“中间阶层”包含的各种职业类型来看，他们大都拥有较高的文化程度，接受过专业化训练，但之所以在控制父母教育程度之后，职业阶层仍对其进入重点大学有显著影响，可能很大程度上与其特有的生活方式、行为教养、意识形态、周边文化资源与当前的学校教育，特别是精英高等教育系统保持着高度一致，为其子女提高学业成就创造了良好的文化基础与文化氛围，为其进入重点大学提供了布迪厄所说的“含糊性和明示性的两种帮助”。布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第36~37页。
尽管同属少数民族群体，族群身份带给个体的影响有着巨大差异。从现实情况来看，那些拥有优势家庭背景，来自城市或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成员由于与汉族群体高度融合，对主流现代化学校文化更加熟习，族群语言文化差异为其学业成就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相对较少甚至消弭，能够更好地避免族群身份对其教育获得的负面影响，同时由于他们具有更好的家庭背景，使其更善于运用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获得汉族成员无法获取的制度性资源（如少数民族入学倾斜政策）。
综合而言，那些掌握着大量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组织资源与文化资源的民族成员不仅可以在民族群体内部优先获得教育机会的掌控权，甚至可以通过利用民族身份的政策优势以及打破民族特性的不利因素，在与汉族成员的竞争中获胜。对于那些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特别是文化匮乏家庭的少数民族学生来说，他们需要应对族群分层与社会分层的双重挑战。因此，我们除了要关注民族身份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之外，更要细致分析民族群体内部复杂的社会分层结构，致力于建立更为公平合理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政策体系。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高等教育大众化与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机会变化的调查研究”（10JJD880011）的成果。原文载于《高等教育研究》2011年第10期
（谭敏，福建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教育学博士；谢作栩，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论解决利他主义两难的几种进路
但是，如果这种个体竞争是自然选择的唯一形态，我们如何能解释下述在生物界大量存在的行为呢？膜翅目昆虫（蜜蜂、黄蜂、白蚁等）中存在着为数众多的不育者，它们在食物匮乏时忍饥挨饿喂养王后的子女，在侵略者来袭时不惜自我献身以保护王后的安全；有些鸟类在观察到敌人来袭时会自动飞离其巢穴，在敌人面前摆出易捕获姿态，以引开敌人对巢内幼鸟的注意力；大洋洲东部的珊瑚礁海域里，大鱼们（包括凶猛的大海鳝）对于一种叫做清洁鱼的小鱼非常友好，不但允许后者在其口内做清洁，而且即使在饥肠辘辘时也不会把在其口腔内的清洁鱼当做猎物吞食；猩猩幼仔在失去妈妈后常常由其他猩猩抚养，这些猩猩“妈妈”对于非亲非故的猩猩宝宝照样关怀备至（生物学家称这种现象为“假亲”）。这些行为的共同点是，行为者对于其他个体的生存和繁衍利益有贡献，并且这种贡献是以行为者减少（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存和繁衍利益为代价的。我们将这种行为称作“利他主义行为”，或者更准确地说，生物学上的利他主义行为（区别于道德上的利他主义行为：生物利他主义关注的是利他的行为，旨在解释生物界出现的利他行为的事实；而道德利他主义关注的则是利他的动机）。
这些生物学上的利他主义行为与本文开篇介绍的个体自然选择理论相矛盾的地方在于，按照个体自然选择理论，适应性是以个体在生存和繁衍机能上胜出为标志的，而利他主义个体似乎并不具备这种适应性。由此推论，利他主义个体会于能对其物种进行繁殖前就因缺乏适应性而消亡。然而，生物界普遍存在的事实告诉我们，利他主义个体非但没有消亡，反而呈现出大量存在的态势。学界将这一矛盾称作“利他主义的两难”。
当前的生物学理论在承认进化是通过自然选择实现的这一前提下，为我们提供了两种解决利他主义两难的进路。其一，指出进化不仅仅在个体层面发生，而这些个体之外的层面就蕴含了进化出利他主义特性的可能性。其二，承认进化只在个体层面发生，但同时指出，个体层面的进化也孕育了利他主义的可能性。第一种进路的代表理论是群体选择理论。第二种进路的代表理论是亲属选择理论（kinselection）和互惠利他主义（reciprocalaltruism）。以下，笔者将分别讨论上述三种理论在解释利他主义两难时可能面临的问题。笔者将表明，尽管群体选择理论存在着一些问题，但其较亲属选择理论和互惠利他主义而言，还是具有相当的可取性的。
一、亲属选择理论指出群体选择理论并未真正解决利他主义的两难，因为群体间在生物适应性上的竞争虽然可能暂时促进群体内个体之间的利他行为，但是这种个体之间的利他行为最终会被个体之间的竞争行为所取代。也就是说，在一个群体的内部，个体选择始终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先性。那么，这种优先的个体选择如何解释普遍存在的群体内的利他行为呢？汉密尔顿认为，从基因的角度理解个体选择有助于我们对利他行为做出说明：
以下是一个简单而粗糙的模式。我们不妨设想有一对基因g和G，其中，G是引发某种利他行为的基因，而g则在这个意义上是无效的基因。尽管自然选择的原则是“适者生存”，决定基因G是否能够传播的最终原则并不是该行为能否使行为者获益，而是该行为能否使基因G获益。而如果行为的平均最终结果是给基因库增加了许多富含G的基因，那么该行为就称得上是使基因G获益了。而从利他主义的意义上说，上述情况只有在如下情形中才会发生，即，受益者是利他行为者的亲属，因而很可能携带利他行为者的基因，并且受益者通过利他行为所得的收益超过了利他行为者在该行为中所遭受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