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国民政府从日本手中接收了一大批统制化、集中化，带有高度战备工业特性的企业体系。而且，“自台湾省署观之，物资既皆为敌有，则一切自应归公，故观日本财阀所垄断经营之会社公司等等，或改为国营，或改为国省共营，皆为当然之事，且皆为民生主义之实行”张忠民、朱婷：《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有企业（1927~1949）》，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第279页。，遂使这些数量与规模均非常庞大的企业，被国民政府接收后大都成为公营企业，作为战后台湾实施统制经济的基础。其中，由资源委员会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简称“省署”）合办的，“计有糖业、电力、肥料、制碱、机械、造船、纸业、水泥等7个股份有限公司。招商局与省署合办者计有航业股份有限公司。至省营者有：台湾工矿股份有限公司（即总公司）下辖，铁工、窑业、钢铁、化学制品、印刷纸业、电工业、纺织业、玻璃业、油脂工业、工矿器材、煤矿业等12个有限公司。台湾农林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下辖农产、水产、畜产、茶叶、凤梨、林业有限公司。台湾交通股份有限公司下辖铁路、汽车港务、通运、旅行5个有限公司。台湾医疗物品股份有限公司、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各一。专卖局（代总公司）下辖烟草、酒、樟脑、火柴4个有限公司、台湾营建有限公司、台湾书店各一。金融机构：台湾银行、土地银行合作金库、无尽股份有限公司（注：原文如此）、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台湾《经济日报》，1947年1月29日，转引自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北京，三联书店，1961，第1372~1373页。。可见，战前日本独占的资本在战后重新被纳入国民政府国家资本中。公营企业占据了台湾大部分的基干工业，在台湾经济发展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只有一些零细小规模的且设施陈旧、产量不大的企业，如食品、木材、造纸、皮革、化学等或出售或租赁给私人经营，使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极为狭隘。以1946年为例，台湾工厂登记家数，民营者占92.6％，公营者占7.4％。但雇用人数，民营只占34.6％，而公营却占了65.4％，民营工厂平均雇用人数约4.4人，因此大多数所谓的民营工业，不过是简单的家庭工业而已；而且占总数量92.6%民营企业只生产40.3％的物品，公营事业的生产净值却占到了59.7％翁嘉禧：《台湾光复初期的经济转型与政策（1945~1947）》，高雄，复文图书出版社，1998，第111页。。
以公营企业为基础，台湾行政公署还成立了专卖局（对内统制经济）和贸易局（对外统制经济），对台生活必需品实行专卖制度，控制全部的进出口贸易。
依照台湾专卖物品的规定，专卖局对樟脑、烟草、酒、火柴、度量衡器实行专卖。专卖品中，“无论系人民自种，抑系由人民领有公地代种，其所生产之收获品均须照官定之低价如数卖与该局（即专卖局），否则农民便要遭受处罚。但经过专卖局制造后，便要以高价卖出”陈支平主编：《台湾文献汇刊》第六辑第12册，北京，九州出版社、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第160~161页。，不仅生产者的利润被剥夺，而且高价还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即使是由外省运来的烟、酒、火柴等专卖品，也要经专卖局的转手才能买卖，否则就算报过关、纳过税，依然会被视为走私物品而被缉查没收。
贸易局系由1945年11月成立的台湾省贸易公司于1946年2月改名而来。该局“专办重要物资进出口及其配销业务”《民国时期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施政报告》（全二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9，第91页。，严格规定商品的进出口办法，凡出口物资、政府禁止出省的，以登记办法，由贸易局“按照公平市价收购”；属于专卖物品，专卖局以余额交由贸易局出口运销；一般商品，由贸易局向市场收购，分批出口。凡进口物资，由贸易局以本省出口物品与内地所需该物品的机关、商人以货易货，或由贸易局直接向国内外生产机构订购，或委托该业商人代购。
台湾行政当局通过公营企业、专卖局与贸易局三大体系，对经济实施高度的统制。据当时在台湾的南京《大刚报》记者唐贤龙所报道：“台湾的各工商业，除了有极少数是民营，20%是国营以外，其余的差不多有70%以上，都是在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严格的统制之下。……无论从交通、运输、堆栈、农产品、渔业畜牧、大的重工业如钢铁、电力、水泥、机械造船、石油、工程、小型的轻工业如造纸、印刷、纺织、砖瓦、油脂、电工器材、化学品、制碱等，无不在统制之列。甚至于连台湾最不值钱的水果如凤梨，也要加以统制。”陈支平主编：《台湾文献汇刊》第六辑第12册，北京，九州出版社，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第154~155页。
高度的统制经济政策的实施，给台湾造成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台湾就发生了“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爆发的因素众多，但可以说统制经济制度的实施是其发生的根本原因。比日本统治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统制经济，几乎扼杀了台湾民间经济发展的生机。据当时人称：“官营的独占事业，已侵入棉纱、植物油、烟、茶、糖、蚕丝及其他轻工业如化学品等。此种趋势，迫使各地一部分工厂商店关门歇业，勉强维持者，亦在风雨飘摇之中，迟早准备关门，至于省营企业及进口贸易，更以压倒的姿势，使地方工商业无路可走。这种情形，以光复后的台湾为尤甚。……举凡有利可图者，都在管制之下。”《华中日报》1946年12月5日，转引自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北京，三联书店，1961，第1373页。台湾民众认为“专卖与贸易两局就像两支牢牢的铁钳，紧紧钳住台湾人民的喉管，连喘息的机会也没有。又像两支吸血管，拼命地吸取压榨台湾民众快枯干的血”杨风：《台湾归来》，上海《文汇报》1947年3月4日，转引自李祖基：《台湾光复初期的经济问题》，《台湾研究集刊》，1998年第4期。，对高度统制的经济政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重新回归祖国的境遇却还不如日据时期的殖民统治，台湾人民的失望是无以言表的。“二二八事件”的爆发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三、对战后台湾实施统制经济的制度分析
（一）当权者个人的制度偏好导致其对新经济发展环境下制度选择的路径依赖抗战时期，为最大限度地整合有限的资源，国民政府实行统制经济，大力发展国营经济，极大地挤压了民营资本的发展空间，并有力地推进了官僚私人资本的发展，从而招致舆论的激烈批评。为平息矛盾，从抗战后期开始，国民政府开始放松对经济的统制，强调扩大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1943年9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战后工业建设纲领》，提出“凡工业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归民营，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至其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应归国营”罗家伦等主编：《革命文献》第80辑，台北，“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9，第351~352页。。此后，国民政府通过的一系列文件均强调了优先发展民营经济的思路。如，1944年12月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的《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规定，政府独营之经济事业“种类不宜过多”。1947年2月颁布的《经济紧急措施方案》规定：“凡国营生产事业，除属于重工业范围及确有显著特殊情形，必须政府经营者外，应分别缓急，公开出卖或售与民营。”同年8月颁布的《经济改革方案》指出，今后应“以国家资本为前驱，辅导私人资本之活跃，以国营事业任其难，扶助民营事业任其易，使政府与人民通力合作”等。随着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结束了战争经济时期，经济发展重心转为战后重建工作。这时，继续实行统制经济已不合时宜。故战争一结束，国民政府就开始了经济重建的制度选择。1945年11月设立最高经济委员会，作为负责全国经济工作的枢纽性机构，并提出了战后经济建设的政策纲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协调国营民营关系，扶助民间企业，使公、民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合理。为此，国民政府提供了一项重要的制度，即在大力发展国营事业的同时，推动国营事业的民营化改造。因此，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首先从大后方开始，将部分国营企业进行了民营化的改造，并拓展了民营发展的领域。如，抗战胜利后，资源委员会先后将后方13个较小规模的电厂、机器厂、化工厂转让给地方政府或租让给民营；1947年4月，国民政府决定把中国纺织建设公司资产的七成、中国纺织机器制造公司的官股及中华烟草公司等12家企业的全部资产售予民营等。（至于民营化的效果欠佳，因不是本文写作的目的所在，遂不予讨论）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制度选择，应该给予肯定。对于战时实行的专卖制度，战后国民政府也大大缩小了实行专卖的范围，而且把专卖权收回中央政府直接管理。正如1946年3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俞鸿钧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指出的，“在（抗战）胜利以前，我政府先后管制之物资，品种甚繁，属于本部所主管者，如花纱布之管制，食盐之专卖……现在全已变更过去办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财政经济（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第192页。。
然而，台湾因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被日本殖民统治了50年，中央政府对其社会经济状况颇不熟悉，仅能依据战争末期台湾调查委员会从书刊中收集的经济资料而作出制度安排。这种在不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而制定的经济发展政策，必然会与现实产生相当的差距。此时，即将成为台湾最高的行政长官——陈仪的决心与政治理念对于发展台湾经济制度的选择与实施强度就显得尤为重要，毕竟“制度作为信念体系的外在建构，个体的信念和心智图式决定其对制度安排方案的抉择”陈书静著：《诺斯经济哲学思想研究——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制度演化理论的视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14页。。而对一个地方政府而言，其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制度选择必然源于过去制度的习惯性思维及对距离最近的成功经验的习惯性依赖。陈仪历来就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主张政府要强力介入经济领域，实行统制政策，以转变资本主义条件下为竞争而导致经济被扭曲的现象。加以1935年10月的台湾考察之行给陈仪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日本在台湾实行统制经济所带来的高效率，以致战后他仍然坚持光复后的台湾最好的亦是最可行的经济发展制度安排就是统制经济；并认为实行统制经济，扭转日据时期台湾资本主义化走向是实践孙中山遗教的体现。这种强烈的实行统制经济与政府行政介入的倾向正符合了当时国民政府最高领导者的思路。陈仪曾说过：“人家攻击我在台湾不该实行政治建制和经济建制的特殊化，其实这是主席（蒋介石）交代我的两项根本政策。”参见翁嘉禧：《台湾光复初期的经济转型与政策（1945~1947）》，高雄，复文图书出版社，1998，第186页。于是，接收的日本企业被改组为公营企业，以为实行统制经济的基础，并大力推行专卖制度与贸易管制，在台湾建立起一个包括生产、流通、金融等在内的统制体系。
战后国民政府在大陆已经开始试行国营企业民营化，并大大缩小战时实行的专卖政策范围。这是适合经济发展形势而进行的政策调整。这种转换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路和努力虽然最后因内战的爆发而踯躅不前，但至少反映了国民政府的思路是符合经济发展趋势的。战后台湾的整个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重新回归祖国的怀抱。在经济上，也从以日本宗主国为主要对象转为以大陆市场为主。环境的变化要求有新的经济制度的选择。此时，饱受殖民统治的台湾民众自然渴望国民政府能够放开民营经济发展的桎梏，自由发展市场经济，使民营经济后来者居上。然而，执政台湾的主导者陈仪却因个人偏好与当时的财政压力，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选择了旧有的统制经济制度，从资金、生产、运输、销售整个环节予以全盘统制，与民争利，不仅无法发展经济，专卖与贸易管制进一步断绝了台湾人民的生计；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又加剧了台湾人民的对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的失望与愤怒。事实上，经济统制亦并未带来陈仪所期望的“防止私人资本之集中与操纵垄断，造成社会之种种罪恶”与“欲为人民所赚钱，俾能多用于民，多为人民谋福利”李汝和主修：《台湾省通志》2，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68，第159页。理想，反而窒息了台湾经济发展的生机。
（二）统制制度的实施导致公平失衡、效率低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