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面肯定有一种什么东西在作怪，以至于我们居然可以对与皇家攀亲都不屑一顾了。想想，这种能够作怪的东西可能就是所谓的权力欲望。权力，包括皇权，肯定是世上最好的东西了。政治家，政治野心家，政治阴谋家，以及官僚、政客、党棍、军阀，都在垂涎，这很自然，因为他们具备那些基础条件；就是村夫野老，有时也会脱口而出，随随便便地说出一句“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话来。但是，问题却是在于权力不但有大小之分，还有集权与分权之别。当个鸡头，所拥有的那种权力是集权，尽管低贱如鸡头者，但在“一只鸡”的身上，一切由鸡头说了算；而作为凤尾，在“一只凤”的身上，凤尾仅仅只是分权中很是可怜的极小的一份。或许还可以进一步这样来理解，集权是专制的特色，分权却是民主的表现，在鸡头与凤尾的取舍上，我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尽管整只鸡的权力可能还不如一片凤尾的羽毛，但在鸡本身，鸡头的权力却是至高至大的一种极权。可见，我们受专制的影响有多深，都在渴望获得并且掌控一种可以不受挑战、不受约束，可以为所欲为的权力，以至于形成了一种极为顽固的文化心理。在这种文化心理的驱使下，我们对权力追求几乎是病态的，非理性的，只要能得到权力，可以无所不用其极；而一旦失去权力，尽管可能收到一些廉价的同情和空洞的安慰，但在整个的社会评价上，却基本上是失去了权力也就表明失去了一切，就什么也不是了，于是又有了一句话：落毛的凤凰不如鸡！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鸡头与凤尾如何定价的问题了。鸡头与凤尾二者的价值与价格到底如何呢？
不知什么缘故，人们总是习惯地认为：当头好，当尾不好；当头优，当尾次。而且，当头与尾分别处在不同整体上时，人们也依然顽固地认为头是好的、优的，尾就是不好的、次的。其实，当头与尾集于一身时，都是整体不可缺少的部分，甚至是没有轻重与主次的区别。任何一种动物或植物，只要它的尾巴还是客观地存在时，就证明它的尾巴是重要的，是必要的；即使没有通常所认为的那种“尾巴”存在，但它的尾部也是必然存在的，对于尾部而言，也同样是重要的，必要的。
不能认识到尾的重要与必要，这将是不幸的，甚至是灾难的。在疯狂的“十年动乱”的年代，理性遭遇前所未有的践踏。依稀记得有一部叫做《决裂》的电影，里面有一个教授在讲解有关马的知识时，说到了“马尾巴的功能”，这不仅在影片中就是作为讽刺批判的例子，并且在电影播映之后，更是成了社会上对某种知识进行嘲笑的依据。但是科学的理性告诉我们，马尾巴的确是有它的功能的，而且还是一种极重要的功能，至少可以肯定，它具有保持马在奔跑时保持身体平衡的功能。当人们被明确告知谈论“马尾巴的功能”是可笑的之后，在人们的认知领域中，凡是尾巴就是无用的，乃至是有害的；并且认为凡事物都是有尾巴的，甚至连“主义”也是有尾巴的，比如“资本主义尾巴”。资本主义显然是已经被我们赶跑了，但是却还在社会主义里面拖着一条讨厌的尾巴，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纯正，我们必须狠狠地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结果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并没有被割到，反而把社会主义必要的手脚都砍杀得鲜血淋漓，差点导致社会主义经济衰竭而死，断送了社会主义。
当然，从理性的方面分析，有一句至理名言，叫做两利相权而取其重，两害相权而取其轻。尽管这句话本身是正确的，但是对于鸡头与凤尾，却是处在不同的整体之上的器官或部件，具有“不可比”的特点，也就是说鸡头与凤尾之间不可能比出利害轻重来，因此，硬要做“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选择，实在是太没有理智的了。必须弄清楚的是，我们或者是在一只鸡身上，或者是在一只凤身上，我们不可能既属于鸡，同时又属于凤；如果我们是在一只鸡的身上，那么，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或者当个鸡头，或者当个鸡尾，必要时或受某些条件的限制时，当个鸡毛鸡蛋也是可以的或应该的；同理，如果我们是在一只凤的身上，亦作如是观。
人的很多不幸，并不是不幸来选择自己，而是自己选择了不幸。由于没能明白自己到底是鸡的一部分还是凤的一部分，却是片面地看到头的风光与了得，于是就固执地要当鸡头，不当凤尾，结果是鸡头没能当成，连凤尾的位置也丢了，到最后甚至可能只是一堆鸡粪或者凤粪，假如凤也会拉屎的话。
任何一个物件，甚至任何一种存在，肯定不止是只有头和尾两个部分，事实上还有一个中间的部分。一分为二并不是无往而不胜的法宝。许多时候，我们也是很看重中间的部分，或者很重视中间的力量。
文无定法，但写文章也还是有一些基本的规律可循的，比如古人所言的“凤头、猪肚、豹尾”，就是经验之谈。写文章没有猪肚的功夫，只能被判为内容空洞，属于草包一个。
下围棋有金角银边草包肚的说法，但现在也有高手采用了天元定式；即使是循规蹈矩地金角银边之后，双方也还是不失时机地展开了中腹的争夺。
现在搞建设，讲阶层，为了能执好政，已经是提出了要培育扩大中间阶层的比例。
诸如此类的例子实在太多了，更何况还有善始善终、好头不如好尾等等说法，可见，人是不能被“鸡头”、“凤尾”困住的。看来，鸡头与凤尾各值多少钱，还真的不易定价。
荒谬
荒谬是一种状态，还是一种感觉？如果是一种状态，但是当我要来描述它的时候，却突然感到十分困难；于是，我想，它大概只是一种感觉，一种极为个人化的感觉，就是说个人在私下里觉得某种事物是荒谬的。
既然荒谬是一种个人化的感觉，于是要通过描述来表达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那么，是否可以借助某一种具体的事物来加以分析说明呢？比如，以钱币这种与人们密切相关的事物来说明荒谬，也许能达到一定的效果。
俗话说，人为财死，而钱币却是财的高度集中的体现，因为钱币的功能之一就是表示财物数量的。在古代，真正不在意钱财的人可能只有皇帝一人，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管钱财在谁的手里，说到底都是皇帝的。但在皇帝之外的任何人，都要服从“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一“真理”。所以，用钱币来说明荒谬，如果能说得通，大家接受起来大概是要容易一些的。
钱币，更理论一点讲，就是现在人们都极为熟悉的“货币”了。货币是怎么产生的，这大概要多读一些《资本论》之类的经典了。但有一点是最基本的，那就是交换的需要。
起初，人们的交换都是物物相易的，比如一只羊换五个奴隶--当奴隶可以被交换的时候，他们是不能算人的，只能算物的；或者三包烟土换二十条枪等等这些，都是属于以物易物的交易行为，尽管最后一项在现在可以被细分为以实物换取服务，但是，妓女与奴隶是一样的，照样是不被当人看待，她们也仍然只是一种活的存在物。在以物换物的时代，人们之间的交易行为基本上看不出什么荒谬的，我把东西给你，你把东西给我，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更与道德之类无关。
人类社会被认为总是朝着文明进步的方向发展的，其中当然也包括交易方式的文明进展。比如物物相易之后，就有了金子银子之类的硬通货了。这中间大概还有一些过渡的环节，比如贝以及其他的什么被人们普遍认为的贵重的东西。但是，这个阶段的交易依然看不出什么荒谬之处，因为，所有那些被用来作为商品等价的替代物，还是实实在在的物，并没达到高度的抽象化、符号化的程度。
真正的货币产生之后，就是一种高度的抽象化、符号化的商品表示形式，这也是人类社会高度文明的标志。这种高度的文明可能也包含着极端的荒谬。
现在普通百姓使用的货币，大概只有纸币和硬币两种，尽管还有电子货币的说法，但是真正到人们手中的还是软的硬的的货币。这些到了人们手中的货币，无论是那个币种，那上面大都是有花纹图案文字的，附着于其上的这些，我愿意把它们通称为符号。这些符号所表达的大概是币值、主权以及其他一些足以唤起货币使用者崇高神圣情感的信息。
货币总是受法律保护，一方面要强制保证它的流通不受阻碍，另一方面要保证人们爱护它，并且在使用过程中培养统治者所期待的那种感情。破坏阻碍货币流通、恶意污损货币、亵渎货币是要被法律追究的。
不幸的荒谬由此产生了。货币上的领袖头像、国家标志、江山版图等等一些经常在庄严神圣场合出现的信息符号或载体，在使用者手中、心目中，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人们只在意表示币值的数字和直观判断币值大小的颜色或纸张大小。人们根本无视神圣的存在，包含神圣货币可以用来进行肮脏的交易，如毒品、人体器官以及军火等，人们为了防止失窃，有时也把钱藏在鞋里，踩在脚下。人类有多少污浊的场合，钱币就可能出现在那里。人们的虔敬的心情设计了庄严神圣的货币，人们在使用它的时候却经常伴随着罪恶和亵渎。这不算荒谬又是什么呢？
催花与摧花
花作为植物的生殖器官，是自然物；花开花落，是它自己的事情，与人无关。有意栽花花不放，自然物的花可以不理睬人，不买人的账。
但是，人有情，而且很多时候还表现为多情。由于人的多情，就经常要把花对象化。这样，人们在说起花的时候，就特别的有意思了。比如，寻花问柳，路边的野花不要采，春风吹得百花开，风雨摧花花更红，等等。这些被“比如”的花，往往就与美艳、色情之事相联系；更进一步地说得白了，就是一说到花，就不免有女人的影子在其中的了。
高尚些，圣洁些，道学些，正人君子些地撇开色情不谈，那么，花是美好的象征了。
花是美好的，显然是不须论证的；人们爱美，追求美好的事物，似乎也不会有人否认这一点。好像没有人会公然宣称他是喜好丑恶的，是追脏逐臭的。不过，世界上总不免要出一些奇怪的事情，才会让我们觉得生活的多彩与多味。美好的愿望，理想的动机，许多时候却是不幸地要结出与初衷相违的果子来的。
一种是催花。据说武则天皇帝就用过催花这种办法，也许当时或者她本人并不叫催花，而是叫诏谕什么的。但我以为那种方法就是催花，于是就以催花相论了。当然，武则天皇帝不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发展种植业生产的，为农民增加收入的；而是以她帝王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令天下的百花在同一时刻开放，供她玩赏的。这一伟大举措的结果，确是达到百花齐放，争妍斗艳的效果，让她着实的看着高兴；更重要的还是在于表明她有这种能力，可以做任何她想做的事情，不管做成的这些事情会给天下生灵带来什么厄运或灾难，只要她心里舒服，就是硬道理。
我想武则天的催花是有两个向度的：一是正催，提前花期；二是负催，推迟花期。但不管是正催还是负催，都是违逆花的意愿的，都是违背自然规律的。
把催花用之于人，就实在是残酷的了。比如一些黑社会组织强迫少女卖淫，就使用某种药物来催促少女提前性发育，以便他们节约投入，增加收入。这方法也被称为催花。还有一种也是用药物控制女性的经期，以保证他们的正常营业，那也可以认为是催花，只不过是负催而已。
黑社会的催花，当然是犯罪，该杀。老百姓想杀他们，恨不得千刀万剐；政府为了保护老百姓，也在严厉打击黑社会和其他各种各样的犯罪活动。但是，当年的武则天的催花，却是皇帝行为，你奈她何？
除了催花，还有一种对付花的办法是摧花。所谓摧花，就是对花的摧残。把这种摧花推而广之，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上去讲，就是对自然美好的事物实施破坏。这有我亲眼所见的实例。江南春旱。阳春三月，草长莺飞，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当北国还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之际，南国却已是山花烂漫，欣欣向荣的了。某一日，上得街来，但见街道两旁，千树万树，争先恐后，赤橙黄绿青蓝紫地开着各自的花朵。眼见此景，油然而生对于栽花人的感佩之情。
但是，好景不长啊！当我正惬意地漫步街头的时候，却见不远处的三五个环卫工人，举着长柄笤帚，专业地、敬业地、全神贯注地扑打着树上花儿。随着他们笤帚的挥舞，花瓣儿纷纷扬扬飘洒下来，让人想起陶渊明《桃花源记》里“落英缤纷”的美景来。
尽管美景在眼，我还是满腹狐疑，于是上前打听，想问个究竟。结果，他们的回答，实在是让我瞠目结舌。
原来，近日要突击检查卫生，迎接文明城市的考评。工人们是朴实的劳动者，他们的解释太实在，太入情入理了。他们说：“因为花开花落没个准数，它爱什么时候掉下来就什么时候掉下来，我们根本就管不着。这样，我们前脚刚扫完，他们后脚来检查时却发现地上又有许多花瓣，又要说不干净，又要扣分了。你是知道的，扣分就意味着扣我们的工资和奖金了。既然这样，还不如现在就把这些讨厌的花朵全部打落下来，一次性打扫干净，这不是更省心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