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事要找关系托熟人”，似乎成了许多人的一种思维定势和行为习惯。生活中遇到点问题，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能不能找到关系托个熟人。笔者时常听见有人抱怨：“一件原本理所当然的事，都还要去找熟人、托关系，真是累人啊。”是啊，不要说是农村的老百姓，就连许多公务员，甚至连有的单位部门要办事，也得找上面的关系再找熟人才能办成。
群众喜欢找熟人办事，其实是一种无奈之举。这也反映出一些单位、部门的工作在效率和作风上存在的缺陷与不足，也暴露出一些单位、部门的工作随意性，行政欠规范和透明。
当关系能够带来不当的利益且屡试不爽时，就会给人一种暗示性导向，关系自然成为争相抢夺的稀缺资源。找关系办事尽管不合法也不经济，但却逐渐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因为职能部门随意滥用职权，引发政府规则缺失。在注重关系的社会里，道理和规则无法与血缘竞争。有了关系，政策和法律的空子可以洞开，复杂的事情可以变得非常简单，必要的程序可以跳过，至少事可以办得快点，弥漫着权力大于法律、人情大于法律的社会意识，公权就很容易被公职人员作为滥用于私利的“背景”，沦为人际关系的交易工具。
近来屡见报端的买官卖官、教育中的招生舞弊、医院中的红包、司法中的有法不依等等，无不在告诉我们，找关系的作用往往胜于法律制度的约束力，人们往往倾向于通过已有和正在建立的各种人脉关系来绕过法律规定的条条框框。对于受托人来说，考虑到亲戚、朋友、同学、战友等的“面子”，往往违反政策乱办事。结果是，本来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和职责，却变成了少数人进行“权力寻租”的工具，“研究研究”成了“烟酒烟酒”。不少干部的“落马”，往往是从熟人、朋友找自己办事开始的。
世上之事，不患寡，唯患不公。许多人遇事找关系找熟人，实际上就是对“潜规则”现象肆意横行的一种无奈屈从，也是对社会不公的一种隐性“抗争”。所以如果过分看重“关系”，视人情大过公平规则，那么有关规定就会形同虚设，甚至人为地违规操作，曲解原则，根据关系人的具体情况有指向性地自定“原则”。也有些职能部门在处理事务时，就有自由裁量的空间，并以此来“寻租”私利。
如果要办事情找不找熟人结果都一样，谁还愿意多此一举，多欠一份人情债呢？如果有一天，我们到有关部门办事，不再首先想到要找关系、找熟人，如果每一个公务人员自觉地像对待熟人那样对待陌生人，那么，没有关系也没关系，政府服务型行政效能建设也就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2009年7月20日
人类的共同主题
记得2010年初，一位老人来到报社，向笔者询问：“我国8位烈士遗体从海地运回来了，我要捐200元给海地灾区，你们报社能否转交？要通过什么渠道？”笔者听了很感动，与之交谈，认为可能要通过慈善机构转捐。
事后，笔者心里一直不平静，觉得这位想捐钱给海地灾区的老者与我国8位维和警察烈士有同样的情怀。
看到海地太子港废墟的电视画面时，我们曾经撕心裂肺的汶川地震的隐痛又被激活。如果说汶川是不愿回忆的旧伤，那么，8名中国维和警察遇难的消息又添了一种不愿面对的新痛。这8位烈士有崇高的奉献精神和国际主义情怀，值得我们铭记，并献上最诚挚的敬意。
鲁迅先生曾有这样的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面对灾难，人类的互助没有边界。我们在向8位英雄致敬的同时，也要看到那些仍驻守海外的维和将士与救援队员们，为维护和平、挽救生命所作出的奉献精神。
“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是人道主义情怀。“民胞物与”，是中华民族固有的情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世界责任”的体认。在中国和平发展的过程中，尤其需要每一个公民，养成世界公民人格和全球公共价值。海地的灾难跟我们并非没有关系，愿我们超越狭隘的民族意识，站在全人类、全世界的高度，发扬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正如我国8位维和英雄一样，对整个世界，抱一份热切的关爱和深沉的责任。
2011年3月日本发生9级地震，宫城、仙台、福岛等日本地名，被我们记住并牵动着我们的心。海啸巨浪和被冲垮的房舍田园，让我们震惊；成千上万日本人的命运和在日中国人的安危，也让我们唏嘘和挂念；不断出现的余震和核泄漏风险，更让全人类揪心……
地球灾难的发生，带给人类的是永远的创痛。天灾面前，人类就是整体。从去年的海地到智利，从一个月前的新西兰到现在的日本，从地震到洪灾到龙卷风，在这些天灾面前，人类只能守望相助、同舟共济、携手而行。为异国他乡的人们祈福，就是为自己祈福；帮助受灾的人们重新站起来，也是在帮助人类自己。
虽然我国和日本之间有一些历史和现实问题，但面对生命，只有尊重，不管是哪个国家。这次日本强震所引发的灾情，我国率先捐钱赠物，派救援队去救灾援助，就是对人类生命的尊重的体现。
日本国土发生灾难，也是地球的灾难；而地球的灾难，就是人类的灾难。我们应该共同应对共同的灾难。应对灾难是人类共同主题，需要国际人道主义的传递。有人文关怀的大爱，是超越国界、超越种族的，也反映了人类文明和进步。
面对大自然，我们的生命显得微不足道。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让我们更应该对生命的珍惜与尊重。人类几千年文明的精神，就是对生命的同情与互助。在生死面前，真实的人性只有宽容和慈悲。让我们用彼此微弱的力量团结起来，以延续人类文明的香火！
2011年3月17日
“感恩穷人”的慈善态度
最近，一条大洋彼岸的新闻引起国内众多媒体的关注：数十名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美国富翁承诺，将捐出至少一半财富用于慈善事业，响应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先前联手游说发起的号召。
第一个做出反应的中国首富是，常向重灾地捐物和现场救灾的，有着“中国首善”之称的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近日他宣布：“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将不是捐出一半财富，而是向慈善机构捐出自己的全部财产。”陈光标自1998年以来，已累计向社会捐赠款物达13.40亿元，直接受益者超过70万人。
这种富豪“裸捐”不常见，但富豪“普捐”有很多。如“闽商首善”黄如论2009年至今共捐赠了21.4亿元，此外还捐资6亿元建设福建省科技馆新馆。黄如论在慈善的道路上已经执著前进了十多年，近5年的捐赠总额累计达到近29亿元。
富豪如此大笔大笔地捐钱捐物，作为普通平民百姓，能否有陈光标、黄如论或“巴比”的思想境界？
日前，为推动莆仙戏申遗，退休干部余平将其珍藏多年的《莆仙戏传统科介》手稿无偿捐献给市莆仙戏申遗办。无独有偶，李耕画院老画家蒋金读自己创作的珍藏二十多年的国画精品《四美图》参加义卖所得的两万元全部捐献给灾区。还有，老画家张清岩不顾自己身体残疾，坚持到赈灾义卖现场作画，他先后为赈灾、助学、助困等捐出了一百多幅作品。
像这样既弘扬本土传统文化又为社会献爱心的个人和民间文化团体，数不胜数。如莆田市玉皇文化研究会等，常以民间文化团体的优势，组织一些分会的个人，为社会献爱心……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不管富豪或平民，都可以做善事，尽自己的能力“勿以善小而不为”捐什么或捐多少，不是衡量你的贫富，而是证明你的诚意。
弘扬慈善人士的高尚品质，已经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慈善救助是人类最崇高的行为，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做慈善已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不需要做特别强调和呼吁。当然，慈善事业有许多方式，志愿服务也是一个重要途径。今年的中华慈善奖有一个“慈善行为楷模”叫刘猛，是在地震灾区工作时间最长的志愿者。他让丧子母亲的脸上重新有了笑容，他的慈善行为给了灾民精神上的重生。
我们不妨转变一下思维方式：慈善不是施舍而是感恩。过去，在贫穷时期，许多人的习惯思维认为，救助穷人等于一种施舍，心理上希望可以得到别人知恩图报式的回馈。这种思维已经过时。现在应该是抱着一种“感恩穷人”的态度，感谢受捐者能够让捐者有机会来表达善心，实现捐者的愿望。也就是说，过去的慈善家是居高临下地俯视穷人，现在应该将慈善家摆在一个低层面上去感恩受捐者。我们可以学着用这个角度在慈善理念上来个根本的转变，从宣传报道上注重受助对象的尊严。
一棵树难挡风沙，万亩林足以改变气候。当慈善成为绝大多数人的行为选择时，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国民的性格特征就会发生质的改观。到那时候，拜金主义、自私自利、冷漠无情、见义不为等不良风气就会烟消云散；奉献至上、团结互助、热情仁爱、扶危济困的向上观念就会蔚然成风。
2010年9月13日
不妨做个“隐形雷锋”
每年二月末三月初，各媒体都有学雷锋活动或有雷锋精神典型人物事迹的报道。雷锋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今年全国各地组织的各种形式的群众性学雷锋活动更热烈。这说明无论时光如何流逝，世事怎样变迁，雷锋精神都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学雷锋”符合时代精神的需求，仍然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然而，学雷锋活动在实践中逐渐有些走样，雷锋“三月来了四月走”，学雷锋成了“走过场”的说法时有所闻。所以，“学雷锋”的方式方法还有提升和改进的空间。
我们都知道雷锋做好事不留名，因为他觉得那些“好事”都是情理中的平常事，不值得渲染。可是有一些“学雷锋活动”变了味，“学雷锋活动者”在街道上披红挂彩敲锣打鼓去学。学生走出课堂“学雷锋”，扫本该环卫职工扫的马路；环卫职工放下扫帚“学雷锋”，去福利院照顾本该福利院职工照顾的老人；福利院的职工又扔下正拆洗的被褥，跑到街上擦本该电信职工擦的公用电话……你干我的活，我做你的事，这样的“学雷锋活动”，是搭着形式主义的戏台表演给人看的，不仅无益于雷锋精神的发扬和继承，也使得雷锋精神趋于僵化和狭隘，甚至对雷锋本身构成了伤害。
其实，雷锋是通过做一件件小事经年累月而成榜样的。纵观雷锋的一生，有两大美德传颂最广，即“爱岗敬业”和“乐于助人”。雷锋精神真正打动人鼓舞人的力量，就是他体现在平凡琐碎而又本真的生活细节里的言行。所以，向雷锋学习，首先要学习他埋下头来实实在在做好事的精神。
雷锋所做的许多好事，是建立在他认认真真干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倘若本职工作没干好，即便做了十万件“好事”，也没有实际意义。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位置，也都在做着属于每个人自己的工作，只有把这份工作干好了，才能说对社会作出了贡献，在此之外做的“好事”也才是真的“好事”。为此，笔者以为，我们不妨做个“隐形雷锋”，让我们学雷锋的时候不张扬，做好事的时候不留名。“隐形雷锋”，才是真正学雷锋的实践者。
学习雷锋不需要在某个特定的时间里或用某种特定的形式去刻意而为。因为雷锋精神实质就是现代文明公民应该具有的最起码的道德修养。无论什么时代，人们都憎恶丑陋堕落的社会现象，向往风清气正的美好环境。只要人人“善小而为之”、“恶小而不为”，哪怕是一次让座、一次搀扶，都有益于传承雷锋精神，有益于社会公德，就能营造出创造和谐美好的社会文明环境。
今天我们学雷锋，该怎样远离形式主义？该怎样理解和弘扬雷锋精神？其实，雷锋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平民，每个有爱心的善良普通人都有潜在着的雷锋精神。我们现在崇拜的妈祖，她生前也是个有爱心的善良姑娘。
雷锋助人为乐的行为，蕴涵着妈祖的精神文化。当别人有困难时，应伸出援助之手。人人需要友爱和帮助。友爱助人，不仅能使人蓬勃向上，增强克服困难的勇气，而且还能感动别人。
2012年3月3日
孩子姓氏该跟谁
一对小夫妻，刚刚升级当爸爸妈妈，本来是可喜可贺的事，却突然闹离婚了。原因是夫妻二人都是独生子女，都想让孩子随自己的姓，夫妻的父母也互不相让，甚至闹得两家剑拔弩张，最后只好分道扬镳。
福建莆田这个地方很重视家族“香火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尤为根深蒂固。很多独生子女的婚姻问题，都是因为下一代的姓氏之争。莆田沿海有许多独生女的家庭很富裕殷实，父母希望找个“插门女婿”来继承家业。有时独生女和独生子谈恋爱，在谈婚论嫁的时候，就因为要嫁女还是要“娶婿”而谈不拢，导致有情人成不了眷属。甚至有人以房产汽车等当嫁妆，附加条件是男方的姓改成女方的姓。
孩子随父姓还是随母姓，这在过去是“不是问题的问题”。但随着近年来“独一代”进入生育高峰，“独二代”的姓氏还真成了问题。近年来因为孩子姓氏问题引发的家庭战争也屡屡见诸报端。独生子女后代跟谁姓的问题而引发姓氏之争，卷入的不仅是小两口，还有双方背后的大家庭，一旦说错半句话，就可能成为夫妻离婚的导火索，甚至酿成家庭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