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合作化运动作为历史的一页，已经翻了过去，人们早已将它淡忘，而我却永远不会忘记走过的这段历程。国家为全面继承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无视私产，强迫命令，农民刚刚分到手的土地又失去了；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对我来说，农业合作化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安徽省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农户入了社。入社之后，土地归公，集体耕种，按劳分配。合作社的迅速兴起，给那些孤寡老人、丧失劳动力的家庭带来了福音。不过，刚开始不是什么人都能参加的。那时有这样的说法：“单干、单干，不是地、富，就是坏蛋！”也就是说，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是没有资格入社的，农民们把入社看成是一件光荣的事。我早早报了名，却迟迟批不下来，因为父亲当过国民党警察，有历史问题，村干部害怕犯错误都不敢表态。我就去找张老师，多亏他做工作，对村干部说：“闫自圣是当过警察，有点历史问题，‘土改’划成份时，你们不是都说他妻子参加过红军吗？”在特殊的年代，一句话往往能起到关键作用，于是我成为光荣的小社员了。
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步步深入，全国再一次开展扫盲工作。中央号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乡村高小毕业生要达到一千万。上面发出指示，下面纷纷行动，各乡各村选拔一批“扫盲”中成绩优秀的孩子上“高小”。
幸运之神将我一个放牛娃送进了学堂。凭借那张“扫盲毕业证书”，我直接上了高小五年级。
为感谢农业合作化，上学时我曾写过一首墙报诗予以赞美：
小农经济独木桥，集体才是阳关道。互助合作拔穷根，天堂哪有人间好……回想入学第一天，我闹出了许多笑话，至今仍忍俊不禁。
我拿着入学通知书，直接来到五（一）班，五十多岁的班主任宗润苍老师正在讲话，我连声报告都没喊一头闯进教室。衣衫褴褛的我，身背胡琴，手捧书本，这身装扮哪像学生，分明是个乞讨卖唱的“叫花子”。
学生们一下子把目光全扫向我，眼神中充满鄙视。
正在讲话的宗老师望了望我，问：“你是新来的同学吧？”
“俺头次进学堂。”
“叫什么名字？”
“俺叫水生，是发大水那年出生的。俺娘说，是淮河水把俺送到这个世上，因此，就给俺起个名叫水生。”学生们一阵哄堂大笑。我冲着全班同学吼道：“笑屁呀？俺本来就叫水生嘛！”宗老师摆摆手，学生们停止笑声：
“还有别的名字吗？”
“有，村上人都喊俺‘二麻子’。”学生们又是一阵笑声。
“没有学名？”我不明白什么是学名，只是摇头。宗老师解释道：“就是大号。”我还是摇头。
“暂时就叫你水生吧，过几天老师帮你起个名。”接着他又说道：“记住，下次迟到了要喊报告。”
我赶忙向老师行了个举手礼：“报告老师，俺迟到了。”
我那笨拙地举动，惹得学生们又是一阵哄堂大笑。我知道他们笑话我不懂规矩，这深深刺伤了我的自尊心，于是我耍起了放牛娃的野蛮性子脱口骂道：“狗日的，你们笑个屌呀？”一句叫骂，激怒了大家。学生中有个叫刘瑁坤的指着我说：“你怎么骂人呀！”他是学生中的“头儿”，外号叫刘打头的。我急忙争辩：“这是口头语，不是骂人。”“野小子，你耍流氓！”其他学生一起跟着起哄。一见这势头，我也不甘示弱：“你们都欺负俺，老子换个地方去！”说着冲出教室。老师伸手将我拽了回来，然后对学生们说：“他才从扫盲班来的，不懂得学校规矩……”
趁老师说话之际，我自个儿乱找坐位，见空就坐，但都被学生挡住了。于是我又叫道：“老师，他们不让俺坐。”宗老师说：“刚开学，座位还未正式安排，哪位同学愿意暂时与他同桌？”
学生们面面相觑，无一人答话。
“老师，我愿意！”我循声望去，原来是王艳艳。她将我拉到她的课桌前。
全班学生一齐用惊诧的眼光望着她，继而小声议论着……王艳艳原来是五（二）班学生。那时，读高小的大多是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传说五（二）班的班主任W某与一名女生暗中恋爱，引起校方领导的重视，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只能做冷处理，于是将五（二）班的“大龄”女生调到五（一）班来。就这样，我们坐在了同一条板凳上。
开头几天我都不敢看她一眼，感到十分拘束，离她远远的；想起她曾说过我不讲卫生的事儿，更觉得不安。我不时地挪动身子，生怕“脏气”沾了她，而她并不嫌弃，将我拽到身边说：“干吗那么自卑。”她身上散发的“花露水”、“雪花膏”香味直扑鼻孔，浸入心扉，令人心驰神往。慢慢地，我那绷紧的心放松下来，我不但不拘谨，反倒觉得与她同桌是一种享受与荣幸。
课堂上，我用手指蘸唾沫擦错字被王艳艳看见，她随手拿出一块橡皮递过来，我瞅瞅她，没有伸手去接，依旧用手指擦错字……王艳艳将我的手推到一边，亲自用橡皮帮我擦，然后轻轻地说：“给你用了。”我双眼偷偷瞄了一下身边同学，做賊似的抓起那块橡皮赶紧放进书包里。王艳艳看了微微一笑，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我的书包很简单，除了课本和一支要甩动才能下水的钢笔外别无它物。第二天，她送给我一只文具盒，里面装满了小刀、橡皮、蜡笔等学习用具，另外还送给我两个练习簿。我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连说了几声“谢谢”！练习簿经过她的手，留下一股清香，我舍不得用，不时拿出来闻一闻，然后又放进书包。我是一个穷苦的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一次得到别人的恩赐，而且这个人又是一位漂亮女孩子，心中充满了感激和一种莫名的冲动。
放牛娃成为学生，从田野走进校园，坐在教室里我觉得既陌生又新鲜，仿佛走进了另一个世界。开始几天，我觉得新奇、兴奋，几天过后感觉就不同了。工人子弟个个穿着漂亮，少数农家孩子虽不如他们，也是整整齐齐。而我，衣衫烂褸，蓬头垢面，挤在同学中间是那样不协调、那么扎眼，犹如花丛中长出一棵残枝梧桐，相比之下自惭形秽。人总是有自尊的，这儿毕竟不是放牛场，一种少有的自卑感压在心头，一举一动都觉得十分拘束。
没过多久，又闹出笑话。一天，老师在讲课，我突然叫道：“老师，俺要上茅次（厕）！”
安静的课堂顿时一片笑声，王艳艳用膀子拱拱我：“上课时间是不准去厕所的。”我捂着肚子又叫道：“我憋不住了！”
老师略思片刻说：“去吧。”
我迫不及待地冲出教室，身后又是一片哄笑声……我每天早起先练琴，然后再到学校；王艳艳也来得很早，我们就一起温习功课。几个大龄男生在刘瑁坤带领下，不断来纠缠王艳艳，我总是站出来保护她。
一天，刘瑁坤来到我面前：“一个臭放牛的，连我刘打头的也不放在眼里？”我一下子站了起来：“就你？算个屁！”我伸手抡起板凳：“想操蛋？老子不怕你！”刘瑁坤冷笑道：“好，算你狠，咱们走着瞧！”王艳艳忙劝阻：“算了，大家都是同学嘛，这又何必呢。”她边说边把刘瑁坤推走。放学后，我正走在回家路上，刘瑁坤带领几个人紧紧追来，拦阻我的去路。我一看势头不对，攥紧拳头问道：“你们想干什么？”刘瑁坤凶狠地说：“想教训教训你。”说罢手一挥：“给我打！”这伙人将我摔倒在地上，拳打脚踢。常言道，好汉不敌双拳，何况他们一帮人呢，我被打得鼻青眼肿。刘瑁坤一只脚踩着我问道：“下次还敢不敢跟老子作对？”我只好装熊，忍痛说了声：“不敢了。”他警告说：“你要是到老师那里告状，我们还揍你！”我说：“不敢告状。”他又踢我几脚，才扬长而去。
我从地上爬起来，擦了擦脸上血污，望着他们走远了才小声骂了句：“狗日的，俺日你娘！”
第二天早晨，我来的很晚。当我一瘸一拐地走到学校大门时，王艳艳迎面走来：“告诉我，是不是刘打头的一伙干的？”我没有回答。“我去找老师去！”说罢转身就走，我急忙阻拦道：“不能报告老师！”她不解地问：“为什么？”我默默地向教室走去……中午，我正在家里吃饭，没想到王艳艳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她笑嘻嘻地说道：“做什么好吃的，也让我品尝品尝。”她的到来使我猝不及防。她夺过我的饭碗看了看，又用勺子在盆里搅动几下，如水般的稀粥，在盆里打晃。她愣住了。稍顷，她走到锅灶前掀开锅盖，又到笆斗里翻了翻粮食……“你每天就吃这个？”
我没有回话，端起碗大口喝着。
王艳艳看我狼吞虎咽的样子，再也忍不住了，泪水夺眶而出。她从书包里拿出两个白面馒头，往我怀里一揣，夺过稀饭碗大口喝起来。也许是我求学的路太艰难令她同情、伤感，也许是她那颗纯朴的爱心对一个弱者的怜悯，也许是她的善良本性使然，艳艳一边喝一边落泪。我的泪水也滴落在手捧的馒头上，两个少年相对流泪……第二天早上，一进教室，王艳艳就塞给我一个纸包。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块烧饼。上课不久，我又想上厕所，实在憋不住了，只好喊声：“报告老师！”宗老师走到我面前：“又要去上厕所？”我低着头不敢回答，他不耐烦地说了句：“坐下！”课堂里一片讥笑声。
“报告！我有话要说！”王艳艳突然站了起来。
宗老师问：“王艳艳同学，你要说什么？”
王艳艳说：“同学们！你们吃的是白面馒头、大米干饭。你们知道他每天吃的是什么？他是个可怜的孤儿，靠合作社给点粮食，每顿喝一大盆像水一样的稀粥……”她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了。
一时间，整个课堂鸦雀无声。
老师走到我面前：“对不起，去吧。”
下课了，我孤零零地站在操场上，望着同学们兴高采烈地玩耍，一种少有的失落感涌上心头。我感到自卑，悄悄地溜回教室，独自坐在课桌前发呆。王艳艳冲进教室：“你怎么不去玩？”我没有答话，将头垂下。
“你拉琴，我唱。”
我为之一振，赶忙取出二胡，拉起“倒七戏”《梁祝》；她清了清嗓子唱道：
同窗同桌同板凳，夜晚共读到三更，一只砚台两人用，你磨墨来我掌灯……同学们一下子围拢过来。
我见那么多人围着听唱，拉得更加起劲。原先那种失落感、自卑感、畏缩感一扫而光。我的表情由沮丧转活跃，由苦恼变微笑，由自卑改自豪！
正拉得起劲，宗老师叫道：“水生同学，你来一下。”我赶忙放下二胡走进办公室。
宗老师和蔼地说道：“我给你起个学名吧？”
“老师，我听你的。”
“人的美貌不光是长相而重在心灵，你很内秀，就叫闫立秀吧。”
“行，谢谢老师！”
有人说“秀”字太俗，听起来不雅。后来我写文章、编剧本，别人建议我改用笔名，都被我婉言谢绝了。不管这名字好与坏，它代表老师的一片心意，我坚持名字不改，师恩不忘。“老师”二字，是我知识宝库中一个最温暖、最深情的词汇。
因为我会拉二胡，王艳艳爱唱歌跳舞，负责抓文艺宣传的宫义家老师将我们俩同时抽调到学校文艺宣传队。每天课外活动我们都集中排练，准备参加大通区学生汇演。那时不像今天，各种流行歌曲充斥校园，当时在学生中广泛传唱的是电影《白毛女》插曲和《马路天使》中周旋主唱的《四季歌》、《天涯歌女》等。我拉她唱，配合默契。尤其是她唱到“小啊妹妹唱歌郎奏琴，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这两句时，那心情、那滋味甭提有多美了！
时间一久，麻烦来了。班上的几位“大龄”男生都怀着嫉妒心理，尤其是刘打头的扬言要整我。这天，在上早自习时，从后面传来一张字条，直接递到王艳艳手中，她看了一下，显得很生气的样子。我小声问：“写的什么？”她说：“你别问了。”我急着想知道，一把夺了过来，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是顺口溜：
麻子麻，上天爬，爬上天，做神仙。神仙放个屁，把麻子打下地！上天有杆枪，把麻子打下乡。乡里有根棍，把麻子打得不能混！
落款是：赠给美男子--闫麻子。
这是一场恶作剧。嘲弄、讽刺、挖苦使我感到委屈，我伤心地趴在课桌上哭了。王艳艳抓过字条，一甩辫子冲出教室，向办公室跑去。
班主任宗老师平时很严肃，今天他并没有发脾气。他先是安慰我几句，然后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知道他脸上的‘麻子’是怎么造成的吗？”同学们面面相觑，鸦雀无声。他接着说：“解放前到处流传着这样几句话：‘天花’不是病，染上就不幸，轻者一脸‘麻’，重则要丧命！说明旧社会不关心人民疾苦。解放后，孩子出生不久就种‘牛痘’，现在已彻底杜绝‘天花’了。同学们，留在闫立秀脸上的不光是‘麻子’，而是黑暗的社会刻在他脸上的一道历史伤疤！你们不应该讽刺挖苦、歧视他……”
字条“风波”过后，那些男生虽然有点嫉妒，但对我都很友好，我也主动找他们玩耍，同学之间相处得倒也相安无事。可是王艳艳就是咽不下这口气，越是在公开场合人多的时候她就越和我靠近。课外活动大家一起跳集体舞，同学们围成一个大圈子，边拍手边齐声唱道：
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行个礼呀拉拉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她边唱边跑圈子，逗得那几个男生手伸得老长。几圈过后，她来到我面前：我向你呀行个礼呀，拉拉手呀，你是我的好朋友。
唱罢，将我拽到圈子中央一起跳舞，并且用挑衅的目光望着他们。我知道她是故意气那帮同学的。孰知，这样做我可惨了，刚刚缓和的矛盾又被激化了，几个男生对她无可奈何，也只有拿我出气。我也是个很调皮的孩子，时间一久，就把放牛娃的那种野性流露出来了。有一次，我捉了一条大毛虫拿进教室，吓得胆小的同学东躲西藏。然后我随手一丢，没当回事。这正好给那帮人提供了机会，他们偷偷地将毛虫放到全班胆子最小的那个女孩的文具盒里。上课时，她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发现后尖叫一声，吓得脸色苍白，安静的课堂顿时大乱。“扰乱课堂秩序罪”很自然地嫁祸于我，为此，我受到警告处分，吃了个“哑吧亏”，只有暗暗叫苦。打那以后，我小心多了，一举一动处处谨慎。
我自幼散漫惯了，入学不久，有些毛病不是一时能改得了的。没过几天，我耍小聪明又闯下大祸。这天上早自习，我一时兴起，把学校几位教师的姓氏用歇后语的方式连起来，编了一段顺口溜：大桌面子方（方）老师，天上下雨淋（林）老师，提着行李送（宋）老师，双手拉着留（刘）老师，衣服不洗脏（张）老师，法院开庭审（沈）老师。
王艳艳看后觉得好玩，夸我聪明、有才华，她拿过去在同学中间炫耀，我也觉得自己文采出众，高人一等。正当我沾沾自喜、自我陶醉之际，却又被他们抓住了机会，偷偷跑到“教导处”告黑状。张主任外号叫“老妈子”，别看他长相像个老太婆，训起人来一点儿不留情面。更何况这一次我触怒了众多老师，他便以目无尊长、污辱老师“罪”罚我站操场。
夏日的太阳晒得人浑身冒油，站了几个小时还不肯放我。王艳艳慌了，知道是她惹的祸，直奔教导处……她的“任性”是在维护我的“尊严”；她的“罢演”是为我鸣不平！她所做出的牺牲，对于一个被歧视并处在痛楚之中的少年来说，不啻是香露甘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