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电气公司中存在着一些拒绝改变的经理人，他们总是声称要保持原样，他们因循守旧，希望事物一成不变。这就是他们的行事原则——最终落得人去楼空，跟着他的员工不得不相继离去。工作做到这份儿上真是糟糕，而更麻烦的是，我们仍然没有搞清楚为什么会出现出现这种情况。
通用公司已经在让人们面对现实方面取得了进展，尽管进展是如此缓慢得可怜。拿他们的火车机车部门来说，这个部门是他们曾经有过的唯一一个业务预测和计划非常乐观而现实市场却急转直下的例子，背离是如此的严重，以至于他们的应变措施的实行难以给行驶中的汽车更换轮胎。这个部门曾经预测火车机车市场会有一个大的兴旺时期，接下来的市场变化的确异常火爆，而火爆得犹如掉进了火山口。值得庆幸的是，当市场发生逆转时，该部门立刻做出决策，重新定位了产业发展。
与此相反，一些处于同样境地的部门经理却仍在唠叨：“给我们一点时间，市场环境还会恢复的。”火车机车部门并没有坐等，而今天，即使市场环境真的恢复了，那么他们也一定会做得很棒。问题的关键在于，决定你命运的不是你拥有什么资源，而是你如何去运用它们，而最好的运用方式就是面对现实——这需要人的正确思维。
王安电脑公司的创业者王安就是有着正确思维的人，正确思维的人也是有产者的思维。
王安创立王安电脑公司35年以来，从一人工场干起，如今成了资产近3亿、员工逾3万的跨国公司。公司也从专替政府、科学实验室以及工业界制造特殊的数位设备而演变成生产办公室全面电脑化的设备了。在这些演变的过程中，公司始终以42％的平均成长率逐年壮大。
王安公司过去发展的历程中，虽说多少是靠点运气，但也是在每一成长阶段中他对于技术、产品、管理以及财务上善作决策的成果。在上述这几方面，除了工程上他是受过正式训练之外，其余的企业经营之道，他都是在挑战来到面前时才随机学习的。
他对经营方针的看法十分单纯，在王安电脑公司成长的各阶段中。每次一项小小挑战来临，他都准备充分、信心十足地充实他的能力，以便面对下一成长阶段中更大的挑战。
王安在回顾往昔，分析自己何以采取此种方针之原因时发现，在他去美之前，在中国所学得的为人处世态度与思维定势，对他做生意有着很大的影响。这种思维定势与儒家的美德有许多共通之点，儒家的思想是中国的一种思想体系，强调行为要端正、要有节制。他虽崇尚儒家精神，但他从未想过把中国的这种古老哲学思想搬来适应美国的情况。
在他决策过程中所存在的某些长处，相信对事业之成败有很大的关连。最要紧的一点当在求简。他不喜欢繁复的辩解与说明，一个科技问题无论是多么深奥，通常总可以化成一种简单而易于了解的形式。在他的电子专业领域中，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每每也是最佳的办法。
同理，一个企业家所面对的问题，看来也许是繁复无比，包含了许多变数，通常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它可以分解成较简单的形态，而其中关键的变数就会显露出来了。1971年他决定要退出电子计算器生意时，同事们都考虑到市场占有率、竞争地位的保持、甚至收益来源等等。他的着眼点却摆在半导体积体电路出现后，价格直线下降所引起的战略影响上。在计算器这种商品市场中，要想与人竞争，他们的条件绝不是最佳的。当时这项决策的理由并不明显，可是一经去繁就简的分析下来，决策也就并非难事了。
除了简单化之外，获得成功的其他因素应包括：沟通、节制、耐心、适应力、果断、信心、思想不泥古、社会责任感，最后，还得靠点儿运气。这些因素交互影响，有一些还会跟别的相抵触，例如耐心与果断常是背道而驰。在他的每一个决策中，这些因素可说都发挥了作用。
如果说从这些因素的交互影响能产生出什么观念的话，那便是权衡的观念了，这大体上也是一种儒家思想。其实权衡无非是想在任何既定情况下，明白自己所处情况的定位而已，它可使人在遭受压力的情况下不致因迷失方向而不知所措，它可以调剂果决而不致于流于独断专横，也可使过分的信心获得收敛以免误蹈风险。
当今高科技市场竞争激烈。许多脱离了大公司学术界来打天下的企业家们，就发现光凭好构想及好产品，要想开办一家公司并能生存于竞争者之林的大企业之中是不够条件的。这又引起了一种可以称这为相对反应的现象，人们开始认为，一个没有销售、经营与财务方面的专门知识与技术诀窍的业余者，是无法立于不败之地的。
许多成功者倒不以为然。变迁本身不断地提供机会给能够认清其重要性的人，不论其是否处于创业阶段，同时也不一定非得是个专家才能获得成功，更重要的，不必一定非是来自哪个阶级、哪个种族或政党。只要有常识与一些训练，他就可以在异国他乡参与竞争，获得成功。
要应付开办和培植一家企业的艰巨任务并无任何魔法，即使在深奥的高科技领域也是如此。你不必具有先知的本事也能获得成功。你不必一定得有一个企业管理硕士的头衔，也不必去追随那些不时受到美国公司董事会重视的时髦做法，照样能兴旺发达。然而，最最重要的是要有时间观念和正确的思维。
在赚钱过程中，最需要的东西是人对钱的认识，这样才能积累财富并守住财富。一个人如果全身心地追求这一目的，鲜有不成功的。但是，量人为出，点滴积累，零攒细聚，使得金钱数量日益增加，却极少有人能做到。奥斯特瓦尔德是巴黎的银行家，曾经是个一贫如洗的人。每天傍晚，他都要到一家酒馆去吃晚饭并喝上一品脱啤酒，然后把他所能找到的所有软木塞收集回去。
他这样收集了八年，这些软木塞竟然卖了八个金路易。而这八个金路易就成了他发家的资本——他开始从事股票生意，他死后留下了大约三百万法郎的遗产。约翰·福斯特引用了一个十分生动的例子来说明这种决心在赚钱过程中的巨大作用。有这样一个年轻人，祖上给他留下相当巨大的家产，可他荒淫无度，恣肆挥霍，最后竟然家徒四壁，穷困潦倒，绝望之中他冲出家门想一死了之。可是在原野上他被周围美丽的景色迷住了，而这些原本都是他的地产。他伤心地坐下来沉思默想片刻，稍后他坚定地站了起来决定痛改前非，重振家业。他返回街上，看到一辆载煤的货车停在一幢房子前的人行道上，煤土撒满一地。他帮着把煤装进车里，并从此受雇做这项工作。那一次，他得到了几个便士，另外还有一些酒肉作为给他的赏金，他把这几个便士积攒起来。这样，通过这种奴仆性的劳动，他一便士一便士地赚钱，也一便士一便士地攒钱。然后用积攒起来的钱做贩卖牛羊的生意，他对行情了如指掌，做起来也就得心应手。本钱大了以后，他又开始做其他生意。最后的结果是他发财了，恢复了他们家往日的产业。
但是，他的悭吝小气根深蒂固，是个地地道道的守财奴。他死了之后。几乎无人去给他送葬。假如他精神高尚一点，并且以同样的决心去行动的话，他或许会成为一个慈善家，这对他和对别人都会有益无害。他这样的生活和这样的结局都是十分可悲的。
给别人和自己带来舒适和自由独立，是无尚光荣也是人们所乐于去做的事情；不要养成无限制地省钱存钱的坏习惯，这一点是每个聪明人都必须小心在意的，而且，对年轻人来说，生活过分节俭很可能养成贪婪的性格，在一个地方是美德的东西在另一个地方很可能变成邪恶。对金钱的崇拜——而不是金钱本身——是罪恶的渊源。对金钱的崇拜禁锢和压迫着人的灵魂，它关闭了通向慷慨大方地生活和行动的大门。因此，有人说：“宝剑能逼退一个人的身体，金钱能收买一个人的灵魂。”商业活动所独有的弊病就在于使人的性格趋向于机械化。商人容易形成思维定势，一叶障目不见森林，见钱不见人。如果他只为自己活着，他就很容易把其他人都当作自己的对立面。翻一翻他们的总帐目，你就会了解他们的生活。
如果以一个人拥有的金钱的多少来衡量他的成功的大小，毫无疑问，这是一件令人茫然困惑的事情。从本性上讲，每个人都想成为一个成功者。即使一个意志坚定、头脑敏锐、动用敏捷的人，一旦抓住机会，他也会立即“上马”，不择手段地赚钱。一个一心只想着钱而意识不到更高的力量的人，虽然他可以腰缠万贯，但他始终只是一个非常可怜的生物。金钱的闪光只能吸引它的所有者毫无价值的注意力。
总体说来，人们是过高估计了金钱的力量。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业不是那些富人所完成的，也不是通过募捐而完成的，而是那些收入微薄的人们的壮举。基督教的精神被那些最穷苦的人们传遍了半个世界，那些最伟大的思想家、发明家、发现者和艺术家也都是一些节俭的人，就生活境况而言，他们中的许多人与那些体力劳动者并无多大区别。事情往往就是如此，对于人们的好学上进而言，财富与其说是动力，还不如说是阻力。在许多情况下，它带来的不幸同幸运一样多。那些祖业殷实的年轻人，生活过于顺当，很快就会安于现状，对一切心满意足，因为他们什么也不缺乏。由于没有任何特别的奋斗目标，他会觉得时间无从打发，他唯一的工作就是打发时光，而这样的工作是多么地百无聊赖，多么的不堪忍受和不胜悲哀。
然而，富有的人如果为高尚的精神情操所鼓舞，他就会视懒散为懦弱，摒弃无所事事的生活方式。而且，一旦他想到了他所拥有的财富和财产相联系的责任义务，他就会比那些地位低下的人们更强烈地感到使命的召唤。当然，这种使命感必须付诸实施。一个知识渊博、有远大人生目标而又能权衡利弊的人，无论他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他都会比一般人有更强的责任心。人生的最高目标就是要形成和具备勇敢的品格，使我们的精神和肉体——包括良心、灵魂、智慧和气质——都尽可能地得到充分发展。最终的结果是：除了财产以外，我们对其他任何东西都必须予以考虑。因此，最成功的人生不是一个人得到了最多的感官快乐，得到了最多的钱财、最大权力或地产，得到了最大的荣誉或名声；而是在于他表现出了最为勇敢的英雄气概，完成最大量的有益工作，为人类的发展尽了最大的职责。金钱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力量，这是不错的；但是，智慧、热心公益的精神和道德品质也都是一种力量，并且是比金钱要高尚得多的力量。
发财毫无疑问会使一部分人“加入社会”，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但是，请特别注意，他们必须具备各种精神的、感情的和行为的品质，否则他们就只不过是富人，仅此而已。有一些“在社会里”的人，他们很富有，可是他们并没有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也没有赢得任何尊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不过是一只只钱袋子，他们的力量只能在自己的钱柜里发生作用。一个人生活在社会里的标志在于他是舆论的导向者和统率者。一个真正成功和有用的人，并不一定在于他富甲天下，而在于他可贵的品格，在于他丰富的经验，在于他良好的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