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企业管理学者彼得·德鲁克说：“知识生产力已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知识已成为最主要的工业，这个工业向经济提供生产所需要的重要中心资源。”
在信息经济社会里，价值的增长不是通过劳动，而是通过知识实现的。“劳动价值论”诞生于工业经济的初期，必将被新的“知识价值论”所取代。在信息社会里，价值的增长是通过知识实现的，知识是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劳动。
三、知识资本家
21世纪经济权力最核心的两种思想，相互对立地产生在哈佛园区相距两公里的地方。
前一种思想代表右（COPYRIGHT），后一种思想代表左（COPYLIFT）。从前一种思想中产生出WINDOWS，并派生出一位物质世界的首富——盖茨；从后一种思想中产生了LINUX，并派生出一位精神世界的首富——斯台尔曼。
知识霸权和知识自由，这两大思潮的对立，将像原子核的对撞一样，在光明与黑暗的交汇处，击出21世纪文明本质的冲天火光。每个历史转折时代，都会产生启蒙者。启蒙者的任务是最先把新时代的本质告诉社会，让人们在“新”和“旧”的矛盾中，选择站到“新”的一边。
今天，历史就到了一个转折点。人类正从工业社会转向信息社会。这是几千年才有的一次转变，我们有幸赶上了。
但这次转折有一个奇怪之处，就是思想家不见了。通常作为启蒙者的经济学家，在这次转折中，成了觉悟最晚的人，反而需要剜人来为他们讲解信息经济ABC。这个时代，除了经济学家外，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信息社会即将到来。
这个时代真正的启蒙者，成了IT本身及其企业家。互联网所具有的思想的力量，正通过技术实践的形式，对社会发挥影响。IT业那些启蒙者，依靠知识一夜之间成为资本的拥有者。
他们将知识这种无形资产物化成有形资本，一次又一次地创造了财富的神话。
中国IT业年轻有为的知本家王志东就是这神话中的一个。
王志东运用知识力量创造未来财富之路是从WINDOWSl．0程序开始的，为了写出汉化WINDOWSl．0，王志东付出了辛勤的汗水。
1991年10月，离开方正的王志东面临三条路：一是自己办公司；二是出国；三是去外企。这其中，到新加坡做EDI和多媒体开发，因为技术比较新颖对王志东吸引力最大。“他想去学一学国外企业管理，学几年，再回来自己干，同时练练英语。”
利用在家等出国手续的机会，王志东又埋头做了一个全新的中文之星1．0版。不久，他碰到了一个一起上街的北大同学，同学看到王志东写的这个新玩艺，建议他一起办公司。“北大的同学在一起特别务虚，说我的软件是中国软件产业的一面旗帜，我们说起大道理来没完没了，但特别投机。”
出国包吃包住，什么都有，但王志东觉得不刺激，虽然新加坡给的是技术移民名额，并且为王志东签证延期了三次，但王志东此时已经醉心于合伙投资办公司了。
1992年4月底，新天地成立，王志东出任总工程师和副总经理。“当时看来，这样的分工很自然，我是搞技术的，公司有管理和技术两摊事，我只能管技术，我不管技术，没有人管技术，我也懒得管财务和人。”
中文之星几乎是一夜成名，在很短几个月时间内一下就传开了。公司当初的定位是：用中文之星出名，不求赢利，以这杆旗帜进行金融、房地产的炒作。这在当时是很时髦的公司架构。
世事总是出乎人的预料。1992年底、1993年初，中文之星开始赢利，而房地产没挣到钱。
1993年初，公司开始出现矛盾，王志东感到很痛苦：“我不去国营单位，到公司；没留在方正，自己办公司，目的就是希望找一个很轻松的工作环境，如果在自己办的公司里面，还出现这么大的人事、权力矛盾，那就完全背离了我的初衷。”
到了七八月份，矛盾进一步激化，王志东感觉拖下去，对自己绝对不是好事，“我什么都可以不要，但我不能不要我的自由，而且，我也没有把中文之星这个产品本身太当回事，这个东西好象我做个作业似的。”
虽然王志东这样宽慰自己，但中文之星毕竟倾注了他太多的心血，中文之星就像他的儿子。他现在要为他当初的幼稚想法付出代价了。公司成立之初，大家都同意王志东把中文之星登记为个人发明，又让王志东当法人代表，王志东却说：“我才懒得管理啦，我还是做技术吧。我当时还担心技术是我的，如果权又在我这边，不平衡不好意思呢。”
王志东认为，营造一个好的软件开发环境比创造一个好产品更加困难。“我曾经一厢情愿地想为自己找一个好的环境，使自己能够两耳不闻窗外事，专心致志写程序，但是国内缺的就是这种环境，国内搞技术出身的人倒霉的很多，就是因为他们不懂怎么经营，怎么管理，怎么把握方向。”王志东在找了几次也没有为自己找到一个好环境后，就下决心自己为自己营造一个。辞职以后，王志东找到方正、联想、长城等几家大公司，想说服他们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新公司开发中文平台，因为王志东觉得它们都需要新的中文平台，但王志东碰了一鼻子灰。此时，四通找到了王志东，王志东也看中了四通的体制，四通利方成立，王志东亲任总经理。
从1993年底到1994年3月，王志东领了六七个程序员，没日没夜地做开发，程序量将近100万行。王志东当时认定RICH．WIN最快3年左右才能把整个框架做好，它技术的先进性会有5年到10年。这话后来被验证是正确的。
程序源代码被视为程序员的命根子，但王志东正经写程序的5年间三次主动交出了自己的源代码。第一次，是在王选教授的研究所，王志东把自己做出的第一个汉化WINDOWS留在了研究所；第二次，是他离开方正的时候，他交出了BDW－I的源代码；
第三次，是离开新天地的时候，他还是交出中文之星1．21所有源代码和所有开发资料，而且还把中文之星2．0的开发框架留下了。王志东每交出一份源代码，都这样劝慰自己——这个产品只是我的一个习作，我会用新知识，写出一个更好的。
王志东交源代码是因为他明白：技术人员必须自爱，单位的权益一定要尊重。而且，他也相信，自己有能力不断地创新。王志东特别看不起某些人拿着10年前写的产品，跳来跳去，到哪都是那个东西，一辈子好象只能干一样东西似的。“这样做是对所有参与开发的合作伙伴的不尊重，对自己也是一个约束，因为你要背着一个包袱走以后的路。”
王志东交出源代码，也交出了包袱。王志东带领一班人马写RICHWIN的时候，对他的同伴说：“中文之星的源码，你们要全忘掉。”
1995年7月，王志东去硅谷“淘”风险资金。在摩根斯坦利，王志东看到他们正忙着帮Netscape上市。此时，王志东并没觉得Intemet在硅谷有多热。可是等到10月份，王志东再去硅谷（此时Netscape已经上市），情形就大不相同了，用王志东的话形容就是：“整个天都变了，硅谷为Intemet疯狂了。”
正是在这种氛围中，王志东开始在硅谷泡网。上了几天h1．temet，最直接的收获是将笔记本上的驱动程序升级了，更为重要的是这次网上生活的感受对王志东触动很大。
1995年，国内想找一个Intemet帐号都很难，一直到1995年底，四通利方才从科学院科技情报中心拿了第一个Intemet帐号。
这个帐号的连接速率是9600波特率，不能WWW，服务器连的不是中继线，8个号码轮番拨才能拨上去。当时Intemet在四通利方的典型应用是：“告诉大家！谁要和国外联系，可以用E—mail了。”
1996年5月，香港和美国几家ISP、IGP找到四通利方，希望四通利方提供RichWin简化版，RichWin完整版对于Intemet应用来说显得太重了，而且价格太贵。
这些美国和香港的ISP、ICP众口一词地告诉王志东：Rich．Win天生就是为Intemet制作的。因为RichWin支持多内码，但多内码功能如果不应用在Intemet上，除了打台湾游戏有些用外，别的也派不上多少用场。
此外，四通利方明智地和这些ISP、ICP签约，为它们提供RichWin简化版放在海外中文站台上，供网友任意下载。四通利方对此并没有要求利润回报，唯一的条件是在这ISP和ICP上争取一些空间，用于放四通利方的主页。
在这一点上，四通利方和网易一样都暗合了Intemet上的免费原则。今天，倘若谁还要从事Intemet方面的经营，开始的时候千万不要总想着怎么样赚钱。
1997年年底，四通利方完成第一融资，当时统计了一下站点的点击率，发现四通利方每天的点击率超过了90万。王志东清楚地记得Yahoo！上市的时候，每天的点击率也只有100万次。
王志东认为，四通利方网站到了商业运作的时候。这就是ICP，以广告作为网站的首要赢利来源。
1998年8月，王志东去硅谷之前，请华登投资顾问茅道林给他列一个可能在Intemet上洽谈合作的公司目录。茅道林给王志东开出了一个包括20多家Intemet公司的名单，其中就有华渊。
王志东拜访完华渊的第一个反应是“不服”：“怎么我们想到的事情，想要做的事情全让他们给做了。”
对付华渊的策略无非有两个：一个是玩命地跟华渊打，逐步向台湾、东南亚、北美和香港渗透，独自走国际化的战略；一是和华渊合并去打Yahoo！中文。
和华渊的接触让王志东意识到了自己的势单力薄。“仅靠四通利方打美国和台湾市场，不能说打不进去，肯定能进去，但资金至少需要1000万美元，更为可怕的是我们还需要一年到两年的时间。”
“Internet上三年一个朝代，即便我们国际化的进程中，原来的计划全都达到了，但也很可能最终输掉。和华渊合并至少能节省一年时间，一年时间在Internet上含金量很高。”
“另外，华渊有网站经营经验；美国和台湾的Internet市场都比内地成熟。台湾2000多万人口，300多万网民，市场很大。”
想清楚了这些，王志东再一次去硅谷和华渊总裁姜丰年谈判，就谈得十分顺利，前后时间只用了一个星期。最后，华渊作价2000万美元，四通利方作价2500万美元，四通利方和华渊两个公司都是新成立公司新浪的股东。
王志东就是这样将他的知识转化为财富。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在知识能够瞬间转化为财富的过程中，财富的竞争就是知识的竞争。中国IT业另一位奇人——大名鼎鼎的求伯君正是深谙此理，所以才能始终常胜不败。从WPS97直到WPS2000，求伯君始终在创造着知识与财富的奇迹。求伯君一接触计算机就表现出了这方面的天赋。1983年，求伯君为国防科技大学图书馆做了一个借还书管理系统。这个系统由一台Honeywell—DPS6小型机和几十个终端组成。从设计到开发，求伯君一个人利用两三个月的业余时间就完成了。一家全国性的报纸刊登了“一个学生求伯君研制成功国防科大图书馆管理系统”的新闻。但求伯君没有记住那是一份什么报纸，“当时没有去在意这种事情。”
图书馆程序是求伯君写的第一个能用的程序，这个程序让求伯君挣了40多块钱。
1986年，求伯君开始研究当时的汉字系统CCDOS，把它的缺点找出来，用Debug做一些小改动。那时候，CCDOS拼音输入法输入一个字母，显示一行待选汉字，连续输入拼音时，必须等上一行完了，才显示下一行，速度极慢。求伯君对CCDOS的第一个改动是：连续输入拼音时，第一个拼音字母对应的待选汉字即使没有显示完，如果这时接收到了下一拼音字母，上一屏待选字行将不再显示。
这是求伯君第一次深入地接触PC，对CCDOS的分析为他以后写WPS的低层SPDOS奠定了基础。
从1988年5月到1989年9月，求伯君把自己关在旋龙为他在深圳包的一个房间里，只要是醒着，就不停地写。什么时候困了，就睡一会儿，饿了就吃方便面。在这样的一年零四个月中，求伯君生了三次病，第一次肝炎，第二次肝炎复发，第三次又复发，每次住院一个月到两个月。第二次肝炎复发正是软件开发最紧要的关头，求伯君把电脑搬到病房里继续写。
开发之苦不是病魔缠身，不是身心憔悴，而是孤独。“有了难题，不知道问谁，解决了难题，也没人分享喜悦。”求伯君在这孤独中，写下了十几万行的WPS，在写完最后一行程序的时候，求伯君没有任何感觉，“任何一个产品，做成功以后，不会有什么感想，所谓感想都是以后总结出来的。”
作为作者的求伯君麻木了，而还在上大学的雷军一看到WPS就感到震惊，“我不相信中国还会有这么好的软件，当时觉得这个软件一定是在香港做的。”
WPS没有做广告，也没有去评什么奖，仅仅凭着口碑，就火了起来。
WPS开始挣钱了，每年3万多套，每套批发价2200多元。
“但这是公司赚钱，对我来说，没赚什么钱，我只是一个打工的。
开发之初，既没和公司谈提成，也没和公司谈股份，什么都没有。是老板好，给了我一点奖金。”
“如果从开始就想着怎样赚钱，我也不会有今天。事业和金钱无关。当你全身心投入开发的时候，不给你钱你也要干。开发时，根本没有心思考虑报酬。只有先成就了事业，才有资格谈报酬。”
1995年，微软向求伯君抛出了绣球。求伯君拒绝的原因是：“第一、微软的态度比较傲气，给我的感觉是，要仰起头才能看到他们，他们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好好干，到我们这里有前途。’使我难以接受；第二、好多朋友劝我，你这杆大旗可不能倒。”
支撑求伯君做下去的原因是，他坚信“Word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也能做到。”求伯君对WPS的一往情深起了关键作用，正是在这种感情的驱使下，求伯君200万元把别墅卖了，使WPS97开发维持了下去。正是这种感情驱使求伯君带领开发组数年如一日，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年工作365天，从来都没有停过。
在中国IT界，求伯君像一棵长青树，不断地为我们创造出知识与财富的传奇。
21世纪，再也不是财富逐渐累积的时代，而是财富横空出世的年代，这种“横空出世”的财富力量来源于知识，谁掌握了最先进的知识，谁就会成为未来世界财富的拥有者与创造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