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信贷资产风险管理问题
△：信贷资产信用化程度高，证券化、抵押（担保）化程度低，风险性大，风险防范水平低。
☆：以巴塞尔协议为框架，建立一套符合我国信贷资产风险防范的管理机制，尤其要发挥人保公司的优势，建立全国信贷资产的保险制度。
7.金融管理与立法问题
△：依法管理金融业尚待建立，金融秩序稳定不足，摇摆有余。
☆：充分借鉴国际金融业的立法经验，逐步颁布包括《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票据清算法》《股票债券发行交易法》《保险法》《公众信贷利益保护法》等法律。此外应建立公证的信用评级制度，由国家级的资信评级部门，按国际标准，每三年一次对商业银行进行资信评级，并向国内外公布评级结果。
8.金融政策公开化问题
△：透明度低，竞争平等性差，垄断性强。
☆：对重大决策的形成、决策过程、决策结果、决策偏差纠正都必须向社会公布（国家金融秘密除外），这也是“复关”的要求。
二、微观金融基础问题
9.政策性银行体系问题
△：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长期不分，政策性银行体系、经营框架不清。
☆：（1）成立国家长期开发信用银行，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融资，即指融资规模大、期限长、风险大、盈利性低的重要项目；（2）成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承办关系国计民生的与农业有关的信贷业务；（3）成立国家进出口信贷银行，设在大中城市、出口基地、口岸，专门办理进出口信贷业务；（4）明确财政性存款、财政储蓄存款为当地政策性银行的主要负债。
10.商业银行体系问题
△：商业银行行政化，利益机制弱化，金融产权模糊。
☆：（1）将人行、工行、农行、中行、建行现有的政策性业务分三年分别移交上述三家政策性银行办理，工行、中行、建行即为商业银行；（2）原农行和农村信用社的商业性业务改造成为农村合作银行；（3）城市信用社改造为城市合作银行；（4）商业银行应逐步向股份制转换，改变现有专业银行的“三级管理，一级经营”为“一级管理，三级经营”，上级行对下级行的管理仅体现在控股的权力和资金的融通关系上。
11.微观金融行为问题
△：利率指令化，贷款信用化，商业信用无序化。
☆：利率市场化，资产抵押（或担保）化、投保化（指参加保险）、证券化，商业信用票据化，个人信用普遍推行信用卡。）
三、金融运行外部环境问题
12.财政问题
△：财政透支信用化，财税体制不适应市场经济。
☆：割断逼迫中央银行供氧的脐带—透支，走透支证券化、社会化道路，财税体制逐步走分税制道路，建立统一税率、统一税基、统一财务会计制度，公平税赋制度，建立国有资产管理机制和管理办法，确保国家股的完整、流动和增值。
13.计划体制问题
△：计委定盘子、银行拿票子、企业生孩子，年年计划、年年突破计划，投资主体单一化、责任不清。
☆：（1）计委应转变职能，以公布一定期（指五年内）产业投资政策目录为主要职责，并辅之以投资方向调节税杠杆的调节作用。（2）银企之间要建立新型的、真正意义上信贷关系—自由恋爱式关系，不受任何干扰。（3）投资体制改革重在强化行为约束，明确责任和建立多元化投资体系。
14.企业问题
△：产权模糊，“四自主”不自主，《破产法》有产难破。
☆：对大中型企业继续走真正意义上的股份制改革的产权明晰化的道路，真正落实“四自主”和《破产法》，对小型企业坚决走拍卖道路，尤其允许个人参与竞买投标，做到平等竞争，依法经营，依法纳税。
15.物价问题
△：年年管物价，年年管不住物价。
☆：各级物价部门应变管物价为监测、预报物价的职能，定期、准确、快捷地向国务院、中央银行提供物价决策数据，以达到稳定币值，稳定物价的目的。
（原载原福建省人行金融研究所主办《金融市场报》，
1993年12月30日）
中央银行扶持“三农”有关问题的探讨
农业、农村、农民，简称“三农”（下同）。“三农”问题是举国上下共同关注的焦点，已经成为中国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标志着党中央再次唤起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对“三农”问题应给予高度重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在支持“三农”问题如何发挥更大作用，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各级党委政府都寄予厚望，央行支持“三农”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运用及成效值得关注，因此本文旨在分析“三农”问题现状及央行支持面临困难，探讨充分发挥央行职能作用的政策空间，就央行如何选择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作一番深入分析，以期对解决“三农”问题有一定裨益。当然“三农”问题的解决仅仅依靠央行一家的努力是不够的，最终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各级政府及各职能部门的通力协作。
一、三农问题现状和对央行政策的现实需求
（一）三农问题现状
1.分散经营，规模小，小农经济生产模式长期存在。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没能够保持同步协调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六年来，中国城市正飞速发展，即逐步走上工业化并向信息化道路迈进，而农村仍处在工业化边缘，仍未摆脱小农经济模式，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仍然长期存在，这些都说明了“三农”问题到目前为止仍未得到很好的解决。说到底，我国“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于农业生产方式的落后、农产品市场化程度低、投资农业回报率低和农民生活水平低。
不可否认，自1978年以来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业经济模式，对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我国传统的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方式仍然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就是自然经济，它已经无法适应现代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跨越式发展的现实要求，无法适应当今市场经济大潮的强烈冲击。表现在：①小农生产不适应不断提高农业生产要素水平的客观要求。在种子改良、肥料和农药品质的改善、大型农业机械的购买和使用等方面，传统的小生产者都显得非常无能为力。②小农生产不适应农业生产社会化分工和生产规模标准化的要求。③小农生产面临日益加大的市场风险。④小农生产不利于农业科技进步。⑤小农生产抗击自然灾害的脆弱性突出。
2.农村资金资源匮乏，农村发展后劲严重不足。
农村资金匮乏，资本对配置农村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发挥微弱。农村资金同农村劳动力一样大量流向城市，有数据显示：近五年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从相对落后地区撤掉三万个以上的营业网点，使绝大部分农民只能选择农村信用社，大部分农村信用社成了“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金融网点。
邮政储蓄由于职能所限只存不贷，因此成了农村资金的抽水机，据统计全国邮政储蓄中有40％资金来自县及以下农村，占农村存款的48％，全国金融机构存款约20％来自农村，但是农业贷款只占到了全国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4％。从城市居民与农民人均拥有贷款量比例为四比一来看，说明农民拥有贷款是非常少的。农业效益低、农民贷款难、农村金融服务缺位，这三者的相为关联，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农村金融边缘化倾向。
从全国储蓄存款分布情况看，存在明显地区差异，2003年末，全部储蓄存款的地区分布中，东部地区占61％，中部占23％，西部占16％；按县以上及县以下分，全国比例是：70∶30。从全国来看，银行业总资产已达到二十六万亿元，再加上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近十万亿元的资金，全社会金融总资产达三十六万亿元，按县及以上、县以下比扩大为76∶24。真正印证了中国有些学者所阐述的那样：中国近20％的人拥有80％的金融资产的事实。
农业在社会各产业中，由于利润回报率低，风险性大（包括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使得本性趋利的民间资本不可能大量涌向农业，金融资本也一样在追逐利润最大化，这是导致农村资金向城市转移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形成了农村资金严重外流，农村金融严重“失血”，农村经济严重“贫血”，这与城市大量资金找不到出路形成鲜明对比。
3.较高素质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匮乏，农民致富缺乏智力支持。较高素质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匮乏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知识型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农村子弟上大学之后绝大部分就不在想回到农村去创业去服务了，而是在城市就业，城市人才资源几乎很少向农村转移；二是体力型劳动力也大量流向城市，因为务农不如打工划算，即从事农业的比较利益低下，导致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农村剩下的是“‘三？八’‘六？一’‘九？九’部队”（指妇女、儿童、老人），维持简单再生产都存在问题，更谈不上扩大再生产乃至推进农业现代化、产业化进程。据统计每年有一千万劳动力流向城市，为城市的第三产业特别是建筑业等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4.农民负担重和贫困长期得不到解决。长期以来农业税、农业特产税、“三提五统”等各种税费负担压在农民身上，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农民减负的呼声还很强烈，因此减负成了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之一，降低农业税率直至取消农业税，取消各种不合理收费成了农民最关注的话题。应当看到，过去在农村中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和部分农民陷入贫困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罚款问题，罚款已成为农村社会管理的一种普遍使用的手段，对农民利益的伤害也是不可否认的。以计生罚款为例，超生观念难改，罚款不断，贫困无法摆脱，已经形成恶性循环。另外农村医疗保障问题没解决，生病特别是重大疾病给农民家庭带来的是沉重的负担，因此由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其根源在于养老制度没有建立。
（二）对央行政策的现实需求
1.更多的资金注入。由于农村资金长期处于流失状态，农民自身积累是相当有限的，可以说是极其微弱的，加上国家财政对“三农”的资金注入严重不足，所以农民想致富最渴望的是更多的资金注入。首先是希望无偿的直接拨款或者是财政的转移支付；其次是希望减少各类税费；其三是争取由财政贴息的各种贷款；其四是争取金融部门的贷款。因此对前三种的渴望是理想化的，近乎不现实，对第四种的渴望变得迫切起来，特别是希望作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农村信用社在支持农民致富方面能有更大的作为，主要表现在对信贷资金的需求上。
2.更低的利率优惠。既然农村信用社在支农方面有很大发展空间，信贷资金的注入是一个重要方面，“三农”对农村信用社现行利率接受程度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更低的利率优惠也是迫切要求之一。从2004年1月1日起，央行扩大了农信社在贷款利率的浮动权，即，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下浮10％到上浮100％之间（零点九至二点零），当然对信用社来说是一件好事，但较高的利率使农民在信贷资金的取得和使用上有了更审慎的考虑，这与农民的愿望形成反差。
3.更明朗的窗口指导。迫切希望央行在指导农村金融对“三农”的服务方式、服务手段、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能够更加明朗化、制度化，以便信用社有更加明确而有效的作为。
二、当前央行支持“三农”问题的主要政策工具。
当前央行在支持“三农”问题上的政策是有限的，效应也是微弱的，表现在：央行所具有的区域性结构政策、大中小企业差别政策、行业政策是很少的，对于比较弱势的地区、行业、中小企业的微观政策支持，将慢慢地转移到财政上。央行所能用的宏观政策工具是比较少的。表现在：
1.再贷款。再贷款政策是央行支持“三农”的首要政策，具体是央行通过对农村信用社的再贷款的发放，相应要求信用社等额增加对农业和农户的贷款，以达到支持“三农”的目的。从全国来看对农信社的再贷款比重是很小的，总行再贷款中有20％用于农信社，相应撬起信用社支农杠杆也是微弱的。从三明来看，情况却相反，央行再贷款中91％是用于信用社，这对信用社的资金支持是举足轻重的。
2.再贴现。同样也是央行支持“三农”的一大政策之一，也是由于绝对额小，所起的作用同样是微弱的。就三明辖区来看不到10％，因此也是非常有限的。
3.窗口指导。窗口指导是央行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的一种尝试，仅仅是尝试，并没有实质办法出台，因而效果也是不太理想的。
上述政策突出了统一性，因此没有差别性，既没有区域差别，也没有东西部差别，更没有城乡差别，所起的效果不是明显的。
三、央行支持“三农”在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上应发挥更大 效用
（一）直接政策选择。首先要按照党中央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增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民的危机意识，坚定服务“三农”的信念。因为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村是弱势地区，农民是弱势群体，如果不向弱势产业、地区和群体倾斜，中国的城乡差距会进一步拉大，表现在基尼系数会扩大。目前中国城乡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接近零点四，即接近国际警戒线，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如果不通过各方面政策加于调节拉近，对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是不利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说明党中央对缩小城乡差别，提升社会公平程度，特别是维护经济公平摆上突出议题，这对解决“三农”问题有了政治保证。结合中国国情，央行在支持“三农”的政策上既要体现统一性，也要体现一定的灵活性和多样性。
1.实施有差别的存款准备金率政策。2004年4月份起央行已经实施了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银发［2004］60号文），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等四个项目高低实施区别外，没有对经济、金融总量大小实施区别的准备金率，因此所起的政策效用是不明显的，为此建议央行实施更广泛的有差别的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可以根据东中西部（见备注六）划分以现行存款准备金率为基点依次递减零点二五个百分点，即东部为7％，中部为6.75％，西部为6.5％的准备金率政策，有利于调节不同经济区域金融机构的资金持有量，尤其是增加西部地区金融机构的资金持有量，提高西部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能力，进而更好地发挥信贷资金的基础性配置作用。
2.实施再贷款倾斜政策。在实施上述准备金率政策之后，并不能解决金融机构之间客户群优劣的差异性，因此还必须通过央行再贷款发放对象的选择权、贷款量的差别权来调节金融机构资金量的多少，比如对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等弱势金融产业实施再贷款扶持政策，就能起到支持合作金融的作用，进而达到支持“三农”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