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对汪精卫在会上的言行半信半疑，也对依靠国际力量制止日寇的野蛮大屠杀持怀疑态度，但是，他仍然语调激昂地说：“我看啦，唵，面对日寇的大屠杀，措施上要双管齐下。这个这个，一边以政府名义致函各大国，一面由外交部长亮畴兄会见各国驻华使节，向他们揭露，唵，谴责。这两件事，就由彦及、亮畴二兄分别负责。为了争取时间，唵，二位现在就退席！”
“这函怎么拟，请委座明示一下要点。”陈布雷离开座位走了两步又站住了。
“就按照汪先生刚才说的精神去拟吧！”蒋介石想了想，说道：“这个这个，唵，不外乎两个内容。一是揭露谴责，二是要求国际出面制止。”
陈布雷和王宠惠走后，会议转入第二个议题：讨论南京失陷后的对日政策。与会者对日寇的残暴普遍地表示愤恨，加之汪精卫的慷慨陈词，大家一致认为，南京失陷后的对日政策是立足于打！并且建议军事委员会和国防最高会议立即联合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对下一步的抗战进行具体部署。接着，蒋介石将国民党政府拟定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抗战第一，胜利第一”三句抗战口号解释一遍，算是会议的总结，然后问：“汪先生和冯先生还有什么意见，唵？”
汪精卫摇摇头，说：“没什么意见了，一切遵循蒋先生刚才说的去办。”
“我还要说几句。”冯玉祥大大方方地在主席台上一站，“有些人总喜欢把我冯玉祥与共产党划等号。哈哈！鄙人感到不胜荣幸之至。”冯玉祥见他的话把会场镇得鸦雀无声，神情激愤地说：“有些人说我与共产党在抗战问题上天天唱高调。唵！说天天唱有点言过其实。比如说，昨天我感冒发高烧，一句话也没有说哩！好吧，为了弥补昨天的不足，今天要多唱几句高调，不管在座诸位之中有没有人反对。”
冯玉祥从战略战术上，分析了南京失陷后敌我力量的对比，认为只要全国上下忠实履行刚才蒋介石讲解的三句抗战口号，抗日战争必定获得完全胜利。
“两天前，听一位朋友说，有那么几位先生成立什么低调俱乐部，专门对付共产党与冯玉祥、李济深、蔡廷锴之流唱的高调。”冯玉祥有点暴躁了，“如果在座诸位中有低调俱乐部的成员，那么，请上台来唱唱你们的低调，我们不妨论战一番！”
汪精卫不禁脸上一阵发烧，陈公博心里一阵急跳，周佛海脑袋里嗡嗡作响。蒋介石心里一怔，很快镇定过来，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说道：“低调俱乐部？这是什么人，这个这个，搞的什么名堂，唵？”
冯玉祥知道低调俱乐部的出笼过程，为了团结争取大家抗日，就转变语调说：“我相信在座诸位都是抗日的，不会有低调俱乐部的成员。大家看，没有人上台来唱低调嘛！”他把脸转向蒋介石，“关于低调俱乐部的情况，今天不必细说。如果你不知道，请注意观察。”
其实，对于低调俱乐部的情况，蒋介石不仅知道，而且一出笼就得到他的支持。
事情得从十一月十六日说起。这天，汪精卫在上海西流湾八号周佛海公馆吃午饭，同席者还有陈公博、国防最高会议副秘书主任兼汪精卫的政治顾问陶希圣、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法制专门委员梅思平、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独立评论》主编胡适和香港《华南日报》主编林柏生等人。席间，周佛海对胡适说：“适之兄！现在进入抗战时期，你那个《独立评论》的调子也得转一转，如果还是一味地发表攘外必须安内和主张中国全盘欧化方面的文章，只字不提抗战，大有世外桃源之嫌哩！”
“次长大人要《独立评论》的调子转一转？对不起！不转。坦率地说，我对抗战必胜缺乏信心，绝不跟在共产党和冯玉祥、李济深之流的屁股后面唱抗战高调。那简直是自欺欺人嘛！”胡适与周佛海之间感情甚好，说话很随便，“我就不怕你这个宣传部次长把我的刊物封闭！”
“本人当然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周佛海手里的象牙筷子在镶着金边的饭碗上“当当”敲了两下，“但是，贵刊不随时代潮流恐怕不行啊。你老兄不唱高调，难道不能唱唱低调？”
“妙，妙！‘低调’者，‘反调’也！但听起来似乎比‘反调’舒服。”陶希圣连声叫好，“用唱低调来对付唱高调，针锋相对，实在是妙！”
“我赞成唱唱低调，但我的《独立评论》依然要保持它的独立性，宣传它的既定宗旨。因为它的宗旨是委座和蒋夫人亲自制定的，鄙人不敢有违。”胡适傲慢地一笑，“不过，我可以写点唱低调的文章，在别的报刊上发表，让那些唱高调的先生们头脑清醒清醒。”
“我们国弱民穷，不是日本的敌手。仗，不能再打了。”梅思平思考着，不料手里的象牙筷掉了一支，他俯身去拾筷子，头上的长发往两边分开，脑顶上那个鸭蛋般粗红色肉疙瘩全露了出来。他一个劲地用手理着头发往肉疙瘩上盖，又用手在肉疙瘩上按了按，确信已经盖住了，才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擦拭弄脏了的筷子。
周佛海妻子杨淑慧忍住笑，说道：“再换一双，再换一双干净的，梅先生。”她亮着银铃般的嗓子喊道，“刘妈！请拿双象牙筷来。”
梅思平从周家女仆刘妈手里接过筷子，又思考了一会，说道：“为了有计划地把低调唱好，最好有个群众团体性质的组织。”
胡适灵机一动，马上接腔：“这个组织就取名为‘低调俱乐部’，怎么样？”
“这个名字倒很别致。不过，似乎太露骨了点。当然，对内可以。”陈公博已经放下碗筷，拿着一根银质牙签在剔牙，“对外，最好另外取个名字。”
林柏生想到在座的人平日都能哼几句诗，有的人还能写点散文、随笔之类的文章，就说：“对外就叫‘文艺研究社’可以吗？”除了汪精卫，大家异口同声地赞成林柏生的意见。
周佛海见汪精卫一直沉默不语，说道：“现在请汪主席做决定。”
在对待中日和谈上，周佛海与汪精卫是完全一致的，但汪精卫想到周佛海与蒋介石的私人关系密切，说道：“我同意大家的意见。但是，这样的重大事情，应该让蒋先生知道。建议佛海兄向蒋先生报告，以求得他的支持。”
“可以，可以！”周佛海兴致很高，“既然要向委座报告，那就把低调俱乐部，也就是文艺研究社的宗旨和它的负责人明确一下。”
高宗武想了想，说道：“宗旨就是宣传反共与和谈停战。至于负责人，请汪主席酌定。”
汪精卫不假思索地说：“佛海兄是主管宣传工作的，理所当然由佛海兄任社长。在座的都是文艺研究社的成员，我也不例外。”
当天下午，周佛海就向蒋介石做了详细汇报。他见蒋介石迟迟不予表态，就说：“我们对延安和党国内部一些人唱抗战高调感到很伤脑筋。委座处于党国领袖地位，当然不便驳斥，对外发表文章也不能有所指责。现在，组织一个非官方组织，从舆论上驳斥他们唱的抗战高调，是很适宜的。搞得好，委座暗中支持，若有什么失误，你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好，好，唵，我支持。”蒋介石嘴角露出一丝笑意，“我从军事特别支出费用中，每月拨给五万元给你们做活动经费。”
由周佛海推荐，经蒋介石同意，陶希圣为文艺研究社秘书长，负责主持日常工作。一个从舆论上给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泼冷水的卖国投降组织，就这么出笼了。这个组织存在一年多时间，并在西安、长沙、广州、重庆、成都、香港等地建立分社。他们将一笔笔用于抗日的军事特别开支费用转变为稿酬，鼓励一批投降派文人撰写文章和出版书刊，宣传反共与向日本侵略者妥协投降，破坏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
“关于低调俱乐部的情况，今天不必细说。如果你不知道，请注意观察。”冯玉祥那洪钟般的声音在蒋介石耳鼓里响起，他如释重负地深深叹了口气，然后严颜正色地说：“我有话在先，不论是谁，唵，唱低调，这个这个，就以破坏抗战论处。好！现在散会。”
汪精卫心里暗暗好笑，如果“以破坏抗战论处”，那就先把你老蒋自己“论处”一下看！
大雪已经停止，但北风刮得更紧了。地面上的积雪，经过北风的造化，已变成厚而硬的冰块。
汪精卫刚走出会场，桂连轩就从轿车里走出来，踏着冻硬的冰雪，急步来到汪精卫跟前，低声报告说：“军委别动总队给汪主席派来了卫队长。这人名叫刘文焕，与我年纪相仿，也是二十七八岁。他原是别动总队的侦破处长。一个钟头前，刘文焕就报到来了。”
汪精卫吃惊地“噢！”了一声，低头沉思着。他十分清楚，别动总队的总队长是康泽，此人在蓝衣社的地位仅次于戴笠，又是蒋介石的亲信，他所掌握的别动总队，是专干窃听、监视、绑架、暗杀的特务组织。现在，康泽把一个侦破处长派到我汪精卫身边当卫队长，是不是蒋介石派到我身边的暗探？
刘文焕来了，给汪精卫增添了一桩沉重的心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