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份特急绝密电报，通过无形的电波，由德国柏林飞向日本东京，又由东京飞向中国南京，再由南京飞向柏林，如此辗转循环，周而复始，德国、日本法西斯背着中国人民，正在秘密酝酿着一个罪恶的阴谋：引诱中国政府向日本侵略者投降！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日凌晨五点，在东京的德国驻日本大使馆一间陈设讲究的楼房里，电灯光通过灯泡上那层浅蓝色透明纸的映照，显得柔和而舒适。刚从日本外务省回来的狄克逊，每根指挥兴奋的神经都在愉快地活动着。熟悉狄克逊的人知道，他只在四年前的十二月二十八日就任大使，偕太太第一次进入这间房子时这么兴奋过。
“日中停战和谈，不仅明朗化了，而且条理化了！我们近两个月的操劳，总算没有白费力气！”狄克逊走到床边，对刚从睡梦中醒过来的太太说。
“看你高兴成这个样子！”狄克逊太太披衣坐在床上，揉了揉惺忪的睡眼，望了望挂在墙上的大圆钟，“接近黎明了，你快睡一会吧，亲爱的！”
“不！我得马上把好消息告诉牛拉特先生。”狄克逊尽管彻夜未眠，但毫无倦意。他不愿意喊醒译电员，急忙走到发报机旁，端端正正地坐下来，得意地摇晃着脑袋，熟练地按动着发报机的电键，将三百四十五号电报，分别发给德国外交部长牛拉特和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向他们密报日本侵略者向中国政府提出的诱降条件。
当电报的最后一个德文字母，在“嘀嘀嘀嘀”声中发射空间时，他忽然想起，作为政府外交参谋的驻外使节，不只是做机械的传声筒，还应该有自己鲜明的观点，便在电报的末尾加上了这么一段话：“照我看来，这些条件是温和的，南京政府是可以接受的，也不至于丢面子。建议对南京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它接受这些条件。”
电报越过辽阔的亚洲和欧洲大陆上空，飞到波罗的海彼岸的德意志首都柏林，因东京与柏林之间有八小时的时差，当收报员将它送到牛拉特手里时，已经是十一点五十五分了。正准备回家吃午餐的几位外交部主要官员，被牛拉特激动的语言镇住了：“先生们！我们盼望的好消息，终于从东京传来了。”
牛拉特打开大立柜，拿出一瓶白兰地，给每人斟了满满的一杯，欣喜地举杯说：“大家知道，我们之所以为日中停战和谈出力，就是为了帮助我们的盟国朋友在中国获得更多更实惠的利益，并让日本朋友腾出手来，去对付我们的共同敌人苏俄，去征服东南亚各国，同时，促使日本把山东省归还中国，也就是促使日本恢复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先生们！让我们为祝愿这一计划的实现而干杯！”
牛拉特顾不得回家吃午餐，马上要他的女秘书希乌利太太，以一百六十二号电报密令陶德曼：
“请将狄克逊在三百四十五号电报中所说的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通知蒋介石。我们觉得那些条件可以被蒋介石所接受，作为开始谈判的基础。蒋介石对那些条件的反应如何，等待着你的报告。”
陶德曼收到牛拉特的电报，已是晚上二十点。他看完电报，躺在睡椅上，兴奋地揣测着。蒋介石对和谈条件是愉快的接受，还是愤怒的拒绝，或者是装出一副可怜相而讨价还价？
第二天上午七点二十五分，一辆崭新的德制黑色轿车，沐浴着失去了威力的初冬阳光，从南京黄埔路黄埔军官学校驶出，直奔设在丁家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
坐在驾驶室的卫士王陵发，两眼透过玻璃窗，盯着前方，盯着闹市行人，全神贯注地捕捉可能发生的异动。
蒋介石斜靠在第二排座位上，闭着眼睛养神。他显得很苍老，头发已经谢顶，脸上刻着道道皱纹，看去仿佛年过花甲的老人。其实，他度过五十寿辰才两天呢。与蒋介石坐在一起的是钱大钧，他原是国民党军第十三军军长，从一九三五年冬开始，担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卫队长、侍卫长。去年十二月西安事变时，钱大钧和蒋介石一起在西安。十二日晚上，钱大钧一闻警讯，立即下令其警卫队抵抗事变的发动者，他因此受伤被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于十二月二十日获得释放。从此，蒋介石把钱大钧视为心腹。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打杀汉奸，打杀汉奸，汉奸是当前的祸患……”
雄壮而愤怒的歌声，扰乱了蒋介石的静养，他微微睁开眼睛，见一支由万余名青年学生组成的学生军，一个个背负军包，肩扛枪支，正朝气蓬勃地与蒋介石乘坐的轿车相向前进，开赴抗日前线。沿街的市民们目送着士兵们走过去，一个个脸上露出自豪的微笑。
善于观言察色的钱大钧，见蒋介石的脸上流露出因歌声的骚扰而引起不悦，赶忙吩咐驾驶员将轿车折向左边马路，与学生军分道了。
蒋介石无精打采地打了个哈欠，声音沙哑地问钱大钧：“慕尹，今天是星期几啦，唵？”
“报告委座！今天是十一月四日，星期四。”钱大钧毕恭毕敬地回答，“日子过得真快啊！再过三天，卢沟桥事变整整四个月了。”
卢沟桥炮响，千百万优秀的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中国全面抗战爆发，松花江畔，长城内外，中原大地，大江南北，到处是抗日的烽火，初步改变了过去节节退让的局面。但蒋介石并没有因此受到鼓舞，一提起卢沟桥事变，就如同提起曾经使他失魂丧魄的西安事变那样胆战心惊。在他的生活史上，卢沟桥事变以来的一百二十一天，简直是过鬼门关！他苦恼，焦急，恐惧，日日夜夜，一系列可怕的问题无情地纠缠着他：是向日本侵略者屈膝投降，还是坚持继续抗战？投降，将是什么结果？坚持抗战，如果越抗失地越扩大，共产党在抗日中越战越强大，那又将是什么结果？摆在蒋介石面前的是一本难念的经。他越想越感到头痛，越想越感到害怕，往往深夜一觉醒来，是一身湿漉漉的冷汗。
“委座！到了，请下车。”钱大钧先跳下车，然后轻声细语地向半醒半睡似的蒋介石报告说。
蒋介石又打了个哈欠，慢慢走下车来。他抬起手腕看看表，八点整，距离接见陶德曼的时间还有三十分钟。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蒋介石的机要秘书陈布雷，见蒋介石进来，一齐起身迎接。
钱大钧当侍卫长近两年了，十分熟悉蒋介石的生活习惯。他知道蒋介石从一九三四年二月提倡所谓新生活运动以后就不喝茶，给蒋介石倒了杯白开水，就蹑手蹑脚地退出门去。
“今天啦，唵，德国陶德曼大使，这个这个，是为中日停战和谈而来。”蒋介石坐在黑色皮沙发上，向孔祥熙和陈布雷各扫了一眼，“你们要认真地听，这个，唵，还要认真地思考，不要轻易表态。”
“委座说得对！”孔祥熙对他这位襟弟的话，不仅一味顺从，而且总是加以引申或补充，“事关党国前途命运的大事，需要三思而后行。”他想了想，接着说：“委座！外交部长王宠惠赴比利时开会去了，是否通知外交部次长徐谟来，让他参加接见？”
得到蒋介石的首肯，瘦骨伶仃的陈布雷，轻飘飘地走到电话机旁，给徐谟打电话。
孔祥熙想到汪精卫过去担任过国民党政府主席，担任过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现在是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便对蒋介石说：“根据汪先生在党国的地位和影响，是不是让他也参加这次接见？请委座酌定。”他见蒋介石不吭声，感到失言。
自从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二年多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了争夺国民党的领袖地位，一直勾心斗角。他们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则公开对骂，合则同床异梦。蒋介石想到汪精卫是国民党内有名的亲日派头目，深知汪精卫在中日和谈上，占有某种对他不利的绝对优势，怎么能够让汪精卫过早地介入呢！
蒋介石说：“中日和谈，唵，暂时对任何人都保密。”
孔祥熙会意，马上接腔：“明白了，对亲日派尤其如此。”
八点二十五分，蒋介石偕同孔祥熙、陈布雷和徐谟来到办公楼门口，恭候陶德曼和使馆一等秘书霍斯廉的驾临。陶德曼走下车来，与主人握手后，没等蒋介石打招呼，就傲慢地走在前头。蒋介石很不高兴，向前急跨三步，与陶德曼肩并肩地走进他的会客室。
宾主坐定，陶德曼用英语与蒋介石交谈。徐谟担任翻译，陈布雷和霍斯廉做记录，分别记录着各自所需要的内容。
“本大使遵照敝国元首希特勒将军阁下的指示，特地前来会见蒋委员长和在座诸位阁下！”陶德曼说到“希特勒”的名字时，与霍斯廉一齐起身，两脚“啪”地一靠，约一秒钟的立正才坐下。
中国主人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特殊行动，既惊讶，又好奇。蒋介石始而疑惑，继而愣住，当品味出其中奥妙时，则十分神往。怪不得德国人那样步调一致，希特勒指东打东，指西打西，勇往直前，万死不辞，原来人家是如此虔诚地崇拜自己的领袖！此后中国也有了这一招。大凡今天年过五十的中国人都还记得，解放前不论大小集会，当主持人说到“蒋委员长”时，其余的人都要站起身来立正一会，究其根源，恐怕就是从这里学来的。不过只是形式上学学而已，其实中国人并不那么驯服地听从蒋介石指挥的！
蒋介石听陶德曼说是遵照希特勒的旨意来会见他，想到这个德国法西斯头子，自从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上台以来，积极谋划争夺世界霸权的种种疯狂言行，不知是畏惧，还是景仰，也许二者兼而有之吧，感到事情非同小可，刚才的疲倦一扫而光，全部神经细胞紧张地活动起来，面皮绷得紧紧的，腰板挺得直直的，郑重其事地向陶德曼连连点头，表示认真对待这次不平凡的会见。
陶德曼一字一板地说：“昨天，敝国政府获悉了日本政府关于中日停战和谈五项条件，特地委派我转告贵国政府。敝国政府十分愿意意从中斡旋，特命本大使为代表负责联系。为了中日和平，本人十分愿意效劳！”
卢沟桥事变以来的近四个月中，蒋介石虽然被迫接受抗战，但他一直抱着停战和谈的妄想，利用当时中日双方仍保留的外交关系，暗地里多次通过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向日本提出和谈要求，但日本侵略者正在做着三个月征服中国的美梦，对蒋介石的要求不予理睬。近两个月来，蒋介石盼望着有第三者从中斡旋，促进中日停战和谈，曾经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身上，但它们都以种种借口而予以拒绝。他也想到过德国，但考虑到它与日本签订了同盟条约，怎么会为中国解危呢？终于没有开口。现在，上帝保佑，德国居然主动为中日和谈斡旋，真是求之不得啊！
蒋介石听了陶德曼的一席话，无比激动地说：“贵国元首阁下和大使阁下，这个这个，唵，一贯同情敝国，唵，支持敝国！我谨代表敝国政府，向元首阁下和大使阁下，这个这个，唵，表示深深的敬意，表示深深的感谢！”蒋介石讲话，如果没有秘书效劳事先写出讲稿，往往说了上句，习惯地用“这个这个唵”调整一下脑细胞，才能把下句话连接上来。徐谟自然不会把“这个这个唵”翻译出来。可是，陶德曼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办事认真，偏要打破沙锅问（纹）到底。他面向徐谟，笑着问道：“请问：刚才委员长说了两个‘这个这个唵’，是什么意思？”
要是碰上别人当翻译，也许会卡壳，好在徐谟的脑子还挺灵活，不慌不忙地说：“因为委员长今天很高兴，对贵国政府很感激，他连说两次‘这个这个唵’，是表示特别的高兴，特别的感激哩！”
“啊，原来如此！”陶德曼也连说两次“这个这个唵”，接着哈哈一笑，“今天我也特别高兴啊！”
中国主人也都笑了，不过每个人笑的含意不一样。蒋介石是感到不好意思的一声苦笑，孔祥熙看到他这位襟弟没有当场出丑，是如释重负的一笑，陈布雷的笑，是称赞徐谟的随机应变，徐谟感到自己很能干，他的笑是自我陶醉。不管大家怎么笑，气氛总是活跃的。但是，当陶德曼把日本的诱降条件转告给中国主人时，会客室里的空气仿佛一下子凝固了！
“一、承认满洲国；二、承认内蒙古自治与华北政权，并允许日本在两地区驻兵；三、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四、停止反日；五、必要的赔偿。”
大家都在思考着：这些条件能够接受吗？蒋介石想：第一、二条，与他多次向日本提出的“恢复战前状态”的要求基本上一致，至于第三条，是他多年的愿望，第四条呢？只要你不再打我，我自然不会反你，只有第五条，应该讨价还价一番，因为他和孔祥熙所掌握的国库，几乎是空空如也，要赔偿，简直是要他的老命呢！
蒋介石这么一想，满面笑容对陶德曼说：“请大使阁下，唵，转告贵国政府和日本政府，这个这个，中国政府愿意接受这些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历史的发展是如此曲折！抗日战争刚进入战略防御阶段，一股破坏抗战的逆流，就这样从阴暗角落里冒出来了。
“什么时候开始谈判呢？”陶德曼问。
蒋介石想了想，说道：“今天啦，唵，是十一月四日，要等到十五日以后才能做出答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