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前，当时任陆军相的东条英机派书记官森田本一郎来南京会见汪精卫，委婉地说明日本很可能入侵东南亚地区，如果南侵战争需要，将在东南亚地区建立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部队，在华的这些部队除关东军第六五九部队以外，其他三支部队将逐步移交给汪精卫政权管理。汪精卫知道，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浙江和湖南已进行过七次细菌战，每次都由不同的病原菌引起数千人染上疫病，使数百人或三千余人致死。至于使用化学武器对付中国军队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据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国立公文馆保存的一份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和中期日德意使用化学武器的资料记载：“日军使用化学武器，是一九三七年一月在上海使用刺激性毒气，即催泪性毒气和喷嚏性毒气开始的。以后，随着毒气研制的变化，杀伤力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惨无人道。一九三八年四月，在台儿庄使用的已是窒息性毒气，一九三九年七月，在山西南部前线使用的已进化为糜烂性毒气。”这份资料说：“到一九四一年六月止，日军用飞机投放毒气弹九百六十五次，致使中国军民死亡三十五万八千六百余人。”
森田本一郎向汪精卫转告了东条的意见之后说：“东条陆军相告诉我，使用细菌武器，其成本是使用枪炮子弹的五分之一强，使用化学武器还略低一点，是五分之一弱。更重要的是节省了大量钢材，而且能够使敌人造成严重死亡，我们却安全无恙，退一万步说，即使投放细菌武器、化学武器的飞机被敌人击中，也只丧失一个驾驶员和两个投放手。”他稍停又说，“钢铁制成的炮弹、炸弹只能杀伤一定范围的人，受轻伤者很快就能治愈，再度加入战斗，而细菌战，有效范围能够人传人、村传村地不断扩大，能够使病毒深入人体内部，死亡率比炮弹、炸弹高得多；一旦染上疫病治愈率很低，很难期望这些人再度上战场打仗。但是，在野外使用细菌武器见效慢，一般染上疫病几天，十几天人才死亡，所以我们使用立竿见影的化学武器多。”他见汪精卫全神贯注地听着，又说：“如果贵国政府能够很快地掌握研制和使用这两种武器，势必加速重庆军队和共党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彻底灭亡。这是科学与政治的统一啊！”严格说来，科学与政治是两个对立的东西，讲政治就没有真正的科学，因为广义的科学是真理；同样，讲科学，讲真理，就没有理想的政治。这里说的理想，就是在对立斗争中，能够得心应手地战胜敌对势力，完满地维护本人或本集团的利益和统治地位。
汪精卫自然知道《日内瓦议定书》为何物，双眉在渐渐蹙紧，但为了稳稳当当地统治中国，他置国际公法于不顾，锁紧的眉头舒展开来，微笑着说：“森田先生高见！衷心感谢贵国政府对我们的无私援助！请问森田先生，这三支特殊部队打算怎样移交给我们？”
“就是迅速培养一大批具有武士道精神，彻底忘记自我的年轻人去这三支部队从事研制工作。将来这三支部队的帝国研制人员一走，这批骨干分子就是继承人！”森田说，“最好从医科大学和大学化学系抽调高年级学生，有基础，很快就钻进去了。”
“好！就这么办。”汪精卫说。于是，就有了特殊人员训练班，就有了昨天上午在三八三医院那灭绝人性的一切，就有了这五十八个忘记自我的中国青年进入第一六四四部队。昨天晚上，汪精卫听了杨揆一和罗广霖关于特殊人员训练班第一期结业情况的报告，感到四个月时间才培训五十八个人，时间拖得太长，就命令杨揆一他们与吉房长太联系，第二期培训一千四百人，学员成分学医的四百人，学生物的四百人，学化学的六百人，同样都是大学高年级学生。
现在，广本少度继续向五十八个中国人介绍说：“我们一六四四部队设试验部和第一、第二两个研究部，第一部有病毒、鼠疫、痢疾、炭疽、霍乱、伤寒、结核和血清、昆虫、病理等十个研究班，外加一个细菌弹装配班，第二部有刺激性毒剂研究班、窒息性毒剂研究一至三班、糜烂性毒剂研究一至五班和化学迫击炮弹装配班、化学炸弹装配班，也是十一个班。”他把学员分配到二十二个班之后说：“现在，统一进行鼠疫、炭疽、痢疾、霍乱四项杀伤力最大的细菌武器试验和窒息性、糜烂性两项化学武器试验。这些试验是让诸位知道这两种武器的厉害，不是为了研究病因和病理，故不对死者进行解剖手术。你们集体进行这六项见习试验之后，再回到自己班上进行有关项目的具体研制工作。好，请诸位去更衣室更换衣服。”
广本和试验部主任高桥春山穿上防毒衣服，戴上防毒面罩后，带领大家去试验部。试验部设在后院，与两个研究部之间隔着一堵水泥高墙，走出大门，再从侧门进入。
试验部有十四间试验室和十四间细菌和毒气储藏室。每间试验室前面，包括门在内，全是玻璃结构，挂着足以遮住全部玻璃的黑布窗帘。每间试验室的水泥屋顶上，各竖着四根三丈多高直径约六寸的通气钢管，钢管顶端由四根手指粗的钢筋支撑着一个用钢板制成的伞状物，以防雨雪飘进试验室。通气管与通气管之间，反复地横直交叉着用粗铁丝连结在一起，即使刮十二级大风也吹不倒。
试验部西面，又砌起一堵水泥高墙，墙那边是监狱，那里关押着四百多个供试验用的中国人，日本人称他们为“原木”。他们都是因坚持抗日，被汪精卫政府判处死刑，让他们充当活体试验材料来代替死刑的执行。
广本按了按通向监狱的门铃。门开了，监狱长江岛盛之来到门口问：“广本主任是需要原木吗？几个？什么样的？”
“四个，一个体质较弱的，三个体质较强的；论性别，需要一个女的；论年龄，需要一个十岁以下的男孩。”广本通过面罩上的通话器和呼吸发话，“把他们的衣服剥光，手脚捆住，嘴里塞块破布，用担架抬到鼠疫试验室去。”
“我们遵嘱照办。”江岛盛之毕恭毕敬地回答。这四个中国人中，有两人是夫妇，都是江苏江阴人，丈夫是新四军的连指导员，妻子是中学教师。那九岁的小孩是武汉市一所中心小学的学生，因反对学日语而被捕。那位身体瘦弱的已年近花甲，江苏句容人，因儿子参加新四军游击队，拒绝给儿子写动员信，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现在，他们赤身裸体躺在鼠疫试验室的草席上，广本见他们冻得缩成一团，马上启动电暖气设备。
这时，高桥春山从鼠疫杆菌储藏室提来一只铁笼子，里面关着十多只白色疫鼠。他走进试验室，打开铁笼子放出疫鼠，然后走出门来把玻璃门关上再把黑布窗帘拉上遮蔽起来。不一会，就听到四个被害者在草席上滚动的声响，从鼻孔里发出的阵阵惨叫，说明他们的身体正被疫鼠痛咬着。
“你们中有些人原是学医的，有些人虽然过去学化学，但在三八三医院学习四个月，都知道鼠疫是怎样传染的。关于鼠疫的预防和医治，你们也懂。”广本说，“但你们不知道用疫鼠传播鼠疫比鼠蚤传播快。这是让你们见习这次试验的目的。好，下午再来看结果。下面进行炭疽细菌试验。”
大约过了八分钟，四个只穿件短裤的中年人，被四个日本狱卒推进炭疽试验室。接着，高桥从炭疽细菌储藏室拿来了四件带有炭疽杆菌的黄布衬衫走进试验室，强迫四个试验活体穿上。广本拉上窗帘布，对大家说：“你们一定知道，炭疽病菌的自然传染，潜伏期一般要一至三天，但人工试验潜伏期大大缩短，下午可以看结果。下面，进行霍乱试验。”
狱卒们刚把五个试验活体推进霍乱试验室，高桥就端来了五个含有大量霍乱弧菌的面包，强迫每人吃下一个。广本说下午看结果，就进行痢疾试验。高桥让六个试验活体各喝了一杯含有痢疾杆菌的冷水之后，广本宣布进行窒息性毒气试验。
不一会，狱卒们押着二十八人走过来了。走在前面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这时，这批中国青年中的蔡仁哲，望着这个女人，情不自禁喊了声：“妈！”他毕竟还没有彻底忘却了自我，不由自主地向女人跨进了两步。但仅仅只有两步，两只脚仿佛被铁钉钉住似的不动了。
那女人是蔡仁哲的母亲喻君芝，原是广州立人中学的数学教师。前天下午，蔡仁哲的父亲蔡德钧含着热泪告诉儿子，母亲是三个月前因参加反汪精卫叛国宣传，被广东省省主席陈耀祖下令逮捕的。万万没有想到，母子俩竟在这种场合见面了。喻君芝见是一个身着防毒衣服头戴防毒面罩的人喊：“妈！”愣怔了片刻，没有错，是喊她，因为这里只有她是女人，而且已从声音辨别出是儿子蔡仁哲在呼唤。“是仁哲？你怎么来这里了？我的儿呀！”她惊喜地走过去。
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惊诧！
“她是你妈？”广本吃惊地瞪着蔡仁哲。
“是的，她是我妈，但我与她不共戴天！”蔡仁哲迎上去，挥起套在橡胶手套里的右手，给母亲打了两耳光。喻君芝被打了个趔趄，摔倒在地。昨天上午，他能够活剐父亲蔡德钧，打母亲两耳光又算得了什么！他协助狱卒将哭哭啼啼，而且骂不绝口的母亲推进试验室。
“好样的蔡先生！”广本知道这大逆不道者是蔡仁哲之后，竖起大拇指夸赞说，“蔡先生，好样的！”
“谢谢广本主任对我的理解！”蔡仁哲对广本一鞠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