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咬牙切齿说的是八路军在华北战场上发动的百团大战。从八月二十日到九月十日为第一阶段，是交通总破袭战，破坏敌人的在华北的主要交通线，重点是摧毁正太路、白晋路、平汉路与石德路等线，使敌人的交通和通讯一时陷于瘫痪。同时，敌人在华北的重要燃料基地井陉煤矿受到严重破坏。这一阶段歼灭敌伪军七千六百八十余人。从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五日进行的第二阶段刚刚结束。这一阶段的战果，继续破坏交通线，重点歼灭交通线两侧的敌人和深入抗日根据地的敌据点，由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的部队主力发动了榆辽战役，攻克榆社县城及榆辽公路沿线各据点，歼敌伪军近三千人；由聂荣臻指挥的部队主力发动了涞灵战役，攻克涞源和灵丘敌据点十四处，歼敌伪军两千六百多人；由贺龙和关向应指挥的部队主力，对北同蒲路及汾离公路进行破击，并在太原西南地区牵制大批敌人，歼敌伪军两千七百多人；由杨成武指挥的冀中部队，除配合破击沧石、德石等交通线外，并在任丘、河间、大城、肃宁地区对敌人发动攻势，攻克敌据点二十四处，歼敌伪军两千二百多人。战役第二阶段开始后，林彪指挥一一五师部分兵力、罗荣桓指挥山东纵队在山东，高敬亭指挥新四军第四纵队在皖东北，为配合百团大战也对当面之敌发起攻击，共歼敌伪军两千五百多人。第一、第二阶段共计歼灭敌伪军一万七千多人。
“综合重庆《中央日报》和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的报道，今天上午西尾总司令派人送给我的《华北战况》和我们的同志从前线送回的作战情报来看，这回日军的确打得很被动，我们的和平军也配合得很不力。”汪精卫满腹凄凉。
“配合得很不力的主要原因是怕死！”这话只有陈璧君敢说，“这次日军被八路军俘虏的只一百一十多人，而被俘的和平军有九千多人，不是怕死是什么！难怪日军讽刺和平军跟敌人讲和平。建议委座把师长以上的军队长官召集回南京开个会，好好整顿一下，该撤职的撤职，该查办的查办！”
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人有同感，想附和陈璧君的意见，见汪精卫瞪了妻子一眼，都赶忙把话咽了回去。
汪精卫何尝不想把和平军整顿成一支所向无敌的军队，使他这个委座也光彩光彩！但是，有苦难言。这些老爷们本来就是为了升官发财和贪图享受才投靠过来的，你若对他们要求严一点，他们就会班师回朝，不辞而别。上个月，原在蒋介石手下当旅长，投靠汪精卫以后当了师长的高能成，因军纪不严，士兵们到处奸淫掳掠，被汪精卫批评几句，就不声不响地带领部队回归重庆，损失了近万条枪支。
他对妻子的任性，也只那么瞪了一眼而已，如果当着同仁们说她几句不是，她的任性就会变成烈性。这种怕老婆的心理，年深日久，形成一种巨大的惯性，无时无刻不在他脑子里起约束作用，起忍耐作用。他为了不失身份，说道：“对和平军是要整顿，不过，不宜过急，应该讲究谋略。诸位知道，疣赘太大了，猛然一刀割下来，非死人不可！”
“委座的话包含着深刻的哲理。”褚民谊兴致勃勃地重复汪精卫的话意，“尾巴太长太大，身子拖都拖不动，偏要急跑，转弯，非累死不可。”言下之意，他的话也包含着深刻的哲理，不过没有人说恭维话，反而认为他画蛇添足。
汪精卫沉吟一会，就继续前面的话题，他把脸转向褚民谊，说道：“关于用吴开先作为与舟桥的交换人质问题，请重行兄出面，委婉地对阿部特使说清楚，我们不能同意。当他知道汉德威落在我们手里，愿意将人交给日本政府，他会又惊又喜，也就不会要求拿吴开先做人质了。”
“这样好，省了给日本外务省拍电报。”褚民谊起身，“阿部特使说在一个小时内答复他，我现在就去。”
褚民谊走后，周佛海提议将耿惠惠的处理问题研究一下。耿惠惠被捕后，没有像其他二十个同伙女特务那样，被拷打得遍体鳞伤后又被投入监狱，她身为组长，受到优待，被软禁在特工总部一间房子里，可以看书看报，只不让她出门。能如此，自然与她给周伟龙做了几天姨太太分不开。周伟龙说话作数，已给汪精卫集团送来三千多支步枪、五十挺机枪和近三万发子弹，计划在最近暗中配合，让和平军把忠义救国军的两个行动大队包围过来，他名为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实为汪精卫的中央执行委员。
据耿惠惠等人交代，近半年多来，她们根据自己在特工总部所接触的人和事，每月向耿惠惠和廖曼丽汇报一次，由廖曼丽整理成为文字材料，由耿惠惠送到军统南京区。因为她们是一般的特工人员，接触的范围不广，反映的是特工总部一般的日常工作情况，没有多少参考价值。能够引起军统震动的是周伟龙被捕后投靠汪精卫集团的情报，而这又是耿惠惠独自一人干的。耿惠惠对军统南京区的地址应该是知道的，但她却说自己从来没有去过，说每月与她接头的是一个名叫龚仁凤的女特务，接头的地点每月换个地方，遇到重大紧急事情需要及时报告，临时拨通龙马旅馆的电话，由对方指定地点与龚仁凤接头。反映周伟龙附汪的情报就是这样报告给龚仁凤的。可是，按耿惠惠的交代，由一个女特务冒充她拨龙马旅馆的电话，怎么也拨不通，一查南京市的户籍簿，根本没有这么个旅馆。
因此，常委们都对耿惠惠的所作所为感到不能容忍。“据周老先生说，大后天他儿子周伟龙要回南京住几天。”周佛海心中有种紧迫感，“对耿惠惠是放是杀，必须迅速做出决定。放，他会不会把自己被审讯、被软禁的情况告诉周伟龙？杀，该怎样对周伟龙说？提议常委会进行一次讨论。”
“耿惠惠与周伟龙的父母住在一起，关于儿媳妇被拘留的情况，周老先生夫妇知道不知道？”汪精卫问。
“不知道。”周佛海说，“我们说耿惠惠出差去武汉了。”
一阵沉默。在座者，除了汪精卫，也除了陈璧君是女性，其余的人都与耿惠惠多次同过床。现在要决定她的生杀予夺时，那种深入骨髓的肉体亲热感，又一幕幕地翻腾上来，一切仿佛发生在昨夜，发生在眼前，甚至仿佛正在发生中似的，不禁心中涌起千般风流，万般情欲。但是，谁也没有要为耿惠惠说情的念头，因为那一切，如同花街柳巷的春风一度。
人，既是多情的，又是寡情的，也是绝情的。
“我主张把耿惠惠杀掉！”陈公博肃然地说，“理由是，她已经与周伟龙成婚，仍然向军统告密，说明她并无与周伟龙结成永久夫妻的愿望，仅仅是政治上的需要而暂时同居。据我们调查，她之所以没有将周伟龙继续与我们密来密往的情况密报给军统，因为她送去有关周伟龙的第一份情报尚未得到重赏。重庆的重赏一到，她肯定会继续密报。因此，留下她后患无穷。”
大家相继发言，一致赞成陈公博的意见。
“同意把耿惠惠杀掉！”汪精卫果断地说，“同案的其他二十人也一并杀掉！明天上午执行。为了以惩效尤，必须由南京高级法院审讯和宣判，让特工总部的工作人员全部参加宣判会。”他停了一会又说，“对周伟龙怎么说？可以真，也可以假。如果直言相告，他若真的全心全意向着我们，那么他只会悔恨，只会感激，绝无痛苦，绝无抱怨。如果周伟龙对我们抱着三心二意，那就将耿惠惠的处决虚掩过去，说她向军统告密的事被败露之后，畏罪自杀了。如果采用后一种办法，宣判之后将她单独处死。”
大家纷纷发表意见，一致认为还是以假乱真好。
正准备散会，褚民谊会见阿部回来了。他向常委们报告说，阿部知道汉德威落在汪精卫集团手里，慷慨地把他交给日本政府处置，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并说马上拍电报向近卫报告，明天上午请西尾派人来领汉德威。
这时，桂连轩神色仓皇地走进来，把一份电报递给陈春圃便走了。陈春圃的眼睛一接触到电文，眉头急剧地往上蹙着，眼睛也睁圆了。他将电报匆匆浏览一遍，起身递给汪精卫。大家从桂连轩和陈春圃的表情中，意识到电报带来的是恶消息。
“糟糕！”汪精卫惊叫一声，“安徽省政府秘书长傅君实拍来电报，说两个小时前，省主席倪道烺从家里驱车去省政府办公，车在半途中被迎面开来的一辆轿车撞毁，司机和随身卫士当场死亡，倪先生受伤后被人抓走！”
大家的心先是往上一提，然后往下一沉。一个出现过无数次的感觉，一种顽固的潜意识，再次跳到与会者们的心中。南京政府能巩固吗？能永久吗？他们粉墨登场近半年了，有时候竟然会怀疑整个经历的真实性。过去在蒋介石手下任职的种种往事，在睡梦中，在极度疲劳的闭目养神中，突然重现在眼前，使他们蓦然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时空错位之感。在这种时候，他们总觉得自己的政权不如重庆那么体面，那么名正言顺，那么理直气壮，那么冠冕堂皇。一旦受到某种挫折，这种惶惶然自惭形秽感更为强烈，现在正是如此。不过，这仅仅是短暂的，有时甚至是一闪念的感觉，更多的是自诩为孙中山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寄托在唯我独尊，孤芳自赏，自鸣得意的信仰王国里。
现在，大家为倪道烺的吉凶未卜而担忧了。
倪道烺生于一八八一年，现年四十九岁，安徽阜阳人。抗战前历任中学校长、大学教授、安徽省政府教育厅长、秘书长等职。半年前，被驻扎芜湖的日本第三军司令官泽田茂派人逮捕，立即投降。汪精卫派人把他接到南京，任命为中央委员、教育部次长。九月十九，中央政治会议举行第二十一次会议，改组安徽省政府，他被任命为省主席，宣誓就职才半个月。
“倪道烺先生被人抓走，肯定是军统对我们逮捕吴开先的报复！”汪精卫头脑清醒过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马上拍电报给泽田茂司令官、驻芜湖和平军暂编十九师代师长王道生、特工总部芜湖站长倪志刚，请他们紧急行动，侦察倪先生的下落，设法进行营救。”陈公博心中充塞着种种难言的情绪。
“电报说，这三方面的力量已开始配合行动了。”汪精卫对营救倪道烺缺乏信心，“我对营救倪先生不抱任何希望，唯一的办法，准备与重庆交换人质。”
“交换人质？”陈璧君惊疑地问，“拿谁？吴开先？”
“不！我们对吴开先寄予很大希望呢。”汪精卫腾地站起身来，手有劲地往上一挥，“拿汉德威！”
“汉德威？”褚民谊一征，“不是已经通知日本政府来领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