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满足的阎吉英常做些别人不敢想更不敢做的事情：在山西，他第一个引进减少污染的“萍乡炉”；第一个以个体企业的身份在铁路系统开户，拥有了自备火车；第一家确立环保生产指导思想，自行成功研制环保除烟设施；第一家成为民营中外合资企业；后来，又第一个投身旅游开发。不过，有些事都是后话，暂且不提。
需要强调的是，SJ-96型炼焦机技改成功后，三佳的焦炭生产量不断加大，国内焦炭市场却日渐低迷。此时，阎吉英开始寻找海外合作伙伴。他在介休、太原、北京之间穿梭般地跑来跑去，在与美国人合作失败后又要去德国寻找合作伙伴。这次，连市里的一领导都不相信了，“阎吉英能跑成与外国人合作的事？”
他淡淡一笑，宠辱不惊。
1991年10月，阎吉英带着本公司的考察团抵达德国波恩市。此次波恩之行非常不顺。当时，中国焦炭生产行业在国际市场上名声很糟糕，高傲的欧洲人认为，中国人根本就不会炼焦，尤其像阎吉英这种农民出身的企业家大概只会炼“垃圾焦”。
“垃圾焦”的阴影从一开始就笼罩着三佳与德国人谈判的进程，不管考察团的人怎样底气十足地宣称三佳的焦炭在中国是免检产品，是国内首钢太钢等大型钢厂的炼钢用焦，但优越感非常不错的德国人一边嚼口香糖一边不屑一顾地问：“合作？
和你们？”
英德国际贸易进出口公司总经理保罗·格林的表达则更加毫不隐晦，他耸耸肩，双手一摊对阎吉英说：“阎先生，非常遗憾，中国的垃圾焦太可怕了！要买你们的焦炭，我实在不敢在合同上签字。”
这种无端的贬损几乎使自尊心极强的阎吉英终止谈判。但他又觉得，德国人贬低的不止是三佳的焦炭，而是在侮辱中国企业的形象。那一刻，阎吉英只有一个念头：要为荣誉而战，要用三佳的产品质量维护中国企业的声誉！
主意既定，阎吉英不露声色地向德国人显示中国企业家的商场豪气，“保罗·格林先生，我可先运一批焦炭来让你们试用，产品质量不过关，我不但一分钱不收，连处理不合格焦炭的费用也由我付！”
自己不担任何风险，德国人当然同意试用。
与德国人约好之后，阎吉英在波恩住下来，耐心地等待德国人按部就班地去考察、鉴定、试用三佳的焦炭。严格地“试用”完成后，德国人的优越感和惯有的居高临下没有了，他们冲着阎吉英竖起拇指，“阎，你的三佳OK！”后来，阎吉英才知道，德国人之所以认为“三佳OK”，是因为三佳的三级焦比他们国家的一级焦都好。
当初“不敢”在合同上签字的德方总经理保罗·格林先生主动向三佳伸出了橄榄枝。谈判后，德国人毫不犹豫地在那份有“英德国际贸易进出口公司出资1075万元，三佳出资3224.5万元，共同成立山西三佳煤化有限公司，由阎吉英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三佳每年向德方出口20万吨焦炭，连续供货10年”等条款的合同上签字。
那之后，欧洲人不再提什么“中国垃圾焦”。1993年，德国蒂森钢铁公司和丹麦曼内斯曼钢铁公司分别把欧洲商业界对合作伙伴给予最重要奖项的“质量奖杯”
颁发给了三佳煤化公司。1999年和2000年，在美国举行的第58届制钢大会和第59届国际生铁大会上，三佳公司被接纳为国际制钢协会会员。欧洲人称三佳“开创了炼焦业的新纪元”。
良好的声誉为三佳不断赢得合作伙伴，满载三佳产品的货轮在大西洋、太平洋上川流不息，忙碌地奔波于德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多个国家。到1995年，三佳年出口焦炭48万吨，创汇4100万美元，实现利税4500万元。至此，“焦炭大王”
再一次用太阳的颜色点燃了沉甸甸的辉煌，使滚滚东去的汾河上空增加了一个新的亮点，使气势非凡的绵山从此有了新的高度……阎吉英并未就此止步，他建集洗选、炼焦为一体的生产线，建办公楼，还成立三佳学社，办起了医学班和煤炭化工班，高薪从太原的山西大学、太原工业大学请来教授培养自己的人才队伍。这些人才使三佳集团很快拥有了自己的医院，一部分成为了三佳焦化生产的中坚。特别是在介休开展“先富带后富”时，那批人才更是大显身手。
当时，介休市很多中小型焦化厂因为各种因素而面临着倒闭的危机。1995年9月，原介休市市长张怀文要阎吉英帮扶25家中小型焦化企业。历来就喜欢扶危帮困的阎吉英毫不犹豫就让公司注入3000余万元作为25家企业的启动资金，并派出三佳学社培养的那些焦化人才指导帮助炼焦技术改造。很快，那些原来只能生产三级焦的工厂产出了一级冶金焦。接着，阎吉英又让三佳的营销部门协助其扩大销售……25家企业被救活了，阎吉英却落得个“人财两空”——那些支援的技术力量被自己扶持的企业“扣留”了，三佳的市场被那些活过来的企业占领了，那3000万的扶困启动资金当然更是有去无回。
对此，媒体评价说，三佳扶危帮困，先富带后富，在尽三佳的道义和责任的同时，也展示了一个企业良好的素质和胸怀。
当人们正为这种“素质和胸怀”感动不已时，“焦炭大王”却以完美的姿态谢幕，潇洒地退出山西焦化的舞台，转身进入了有机硅领域——2007年，随着年产6万吨有机硅的实现，三佳集团迈出了转型发展战略性的一步。接着，三佳在内蒙古广袤的沙漠上建设工业硅厂，同时大举开发硅矿……三佳集团的不断发展也不断给阎吉英带来荣誉：山西省第九届、第十届人大代表；入选“全球100佳晋商”；获得了“功勋企业家”、山西省特级劳动模范、山西省乡镇企业十大新闻人物等荣誉称号；获山西省产业结构调整突出贡献企业家等奖项；地球理事会还授予他“领导才能与成就奖”……“救救绵山！”
《绵山志》载：1991年11月，山西省宗教事务管理局拨款22万元，在绵山云峰寺原址上复建空王殿。复建进行一半，拨款告罄，三佳公司赞助20万元，复建工程于1992年8月圆满竣工。
当时，20万元的赞助对于三佳公司真正是不足挂齿的区区小事。但复建工程竣工时，市领导说，你们公司赞助了钱，还是参加一下剪彩吧。碍于情面，阎吉英去了绵山。
走进绵山，阎吉英再次走进了那段他早就烂熟于胸的历史。
介休原名定阳县。公元前655年，晋国内乱，大夫介之推随后来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重耳逃亡时忠心耿耿，他甚至从大腿上割肉奉君。重耳感动，问：
“我若返国称王，您要什么封赏？”介之推说：“我不要封赏，只求您能做一位清明的国君。”
后来，重耳果然成就霸业。
从臣狐偃等人纷纷以要挟手段请赏。介之推却冷眼看尽繁华，不留恋功名利禄，在封赏前夕悄然跨出尔虞我诈的仕途之门，携母隐居于绵山的山光水色之中。
晋文公亲临绵山求访，介之推母子不出。晋文公便令三面放火烧山，希望逼出介之推受封。
奸臣狐偃却暗中四面放火，致介之推母子葬身火海。晋文公为此懊悔不已，于是封绵山为“介山”、封定阳县为“介休”县——即介之推休息之地。恐再有烟火烧到之推，晋文公令举国禁烟火三月，只吃冷食。次年，晋文公上绵山祭扫，发现介之推墓旁被烧死的柳树居然复活，便折下几枝盘戴头上。想起介之推曾经希望他做一位清明国君，晋文公遂将柳树赐名“清明柳”，当日赐为“清明节”。
因一高洁之士，三晋大地有了以县（市）铭记，以山铭记，以节铭记，以俗铭记的历史。寒食节、清明节由此延续，2640多年经久不衰。2008年，国务院把源于绵山的寒食、清明节定为了国家法定节假日，同时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绵山的这段历史在阎吉英心中永远都是一种骄傲。当小学生时，他就计算过：
当老子瞑目苦思着《道德经》之时，当孔子周游列国传播他的儒家学说之时，介之推的大道思想早在距其150多年前就传遍四方，深入人心。而纪念介之推的清明节、寒食节更比纪念屈原的端午节早358年。特别是介之推对功名利禄鄙弃的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精神，更使阎吉英觉得，承载、凝聚三佳集团公司董事长阎吉英和着名作家冯骥才在介之推墓前祭奠一个民族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的绵山就是一座圣山……但1992年的绵山之行，曾引以为豪的圣山却在阎吉英心中泛起了深深的失落与凄凉——4月，正是空王佛田志超的生日，春寒料峭的凄风苦雨中，源源不断的信男善女诚惶诚恐地在崎岖蜿蜒的羊肠小道上磕着等身头前行，最后拥挤在日本鬼子留下的残垣断壁间磕头烧香。
这样的镜头在烙进阎吉英脑海的那一瞬间，悲壮和悲痛都是巨大的。他分明感觉到：日军五十多年前那把罪恶的大火之后，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古老文明正在绵山的沉寂中悄然消失。
1988年，介休市就出台文件开发绵山。1992年年初，市人大又发文鼓励民间开发。无奈，已习惯在煤矿里一锄挖个金娃娃的老板们响应寥寥。
那次绵山剪彩时，市长张怀文又不失时机地动员阎吉英参与绵山开发。当时，国际焦炭市场风起云涌，三佳公司正忙于进入市场，公司资金虽并不宽裕，但阎吉英毫不犹豫地表示：先赞助200万修复大罗宫的道教建筑群。他喃喃地解释说：朝山的人都集中在云峰寺太挤了，有两个地方，也好把烧香的人分散一下，让老乡们进香时能多个遮风避雨的地方……1995年年初，三佳已在国际焦炭市场牢牢站稳，良好的市场为三佳聚集起了巨大的资本，这笔庞大的资本该怎样投资？
当时，很多热门投资频频向三佳招手：到瑞典发展钢铁产业；到陕西开发油田；最不济也可以承包晋城到长治的高速公路或投资暴利的房地产市场。
阎吉英却放不下绵山。灵魂的缆绳已把一段历史牢牢套住——日本人留下的那一堆堆残垣断壁成了他挥之不去的噩梦，噩梦中，他仿佛听见废墟下那些包骨真身的先贤们在痛苦呻吟的同时是怎样伤心地责骂“见死不救”的不肖子孙。他仿佛看见，一个遥远的地方，有无数人正向自己投来嘲笑的目光：聚集大量财富的晋商，怎么还不能医治好一座圣山半个多世纪前留下的创伤？
那个遥远的地方是德国的波恩。在德国考察的几个月里，阎吉英几乎踏遍了波恩的每个角落。这个2000多年前几乎与绵山同时辉煌的文化古城也有着与绵山一样不幸的历史命运：公元1世纪初，罗马军团的铁骑曾踏碎过莱茵河岸边那些漂亮的家园。后来，被法国占领后，市内那些诸如亚历山大·科林博物馆，古老的波恩大学，被视为波恩象征的市中心大教堂等古老建筑都曾毁于战火，建于700年以前的波恩市政厅还曾两次遭到战争严重破坏。但每次战后，波恩人都及时对其进行了修复，将那些古老沧桑的面孔融入现代城市绚丽缤纷的花草丛中。
而绵山，50多年前那把战火给绵山造成的伤害还没有平复，1993年4月的一场烧了6天的大火又烧毁600多亩森林，山上残存的一些古建筑也被付之一炬……绵山面临的严峻现实还不仅仅如此。
因地域和利益分配的关系，绵山的管理自解放以来就十分尴尬：绵山地底下的资源及地面的文物、庙宇归介休市管，而山上一草一木的管理权都属于数十公里外的太岳林业局。这种畸形的管理方式给山下那些贫困的村民带来了“致富”的机会。
曾任冀家庄村党支书后来成为绵山绿化负责人的李金锁说，早些年，当地老百姓靠山吃山，经常“腰别一把斧，上山去砍树”。特别是秋收后，一天至少有300人在绵山砍树。
他承认，“连我这个村党支书都参与砍树。我们砍树盖房子，砍树卖钱解决油盐酱醋。砍过树，再把牛羊放进山里。负责管理山上树木的太岳林业局鞭长莫及，把我们根本没办法。”
鞭长莫及的太岳林业局在一份报告中惊呼：至1994年，绵山的森林覆盖率由98%锐减至68%！
这种局面使绵山森林管理的“局外人”介休市政府着急了，1995年，市里出台了“谁开发、谁投资、谁管理、谁收益”的政策。曾率3000多人在绵山苦战6天才扑灭1993年那场大火的市长张怀文在会上痛心疾首地呼吁：救救绵山，还我青山绿水！
市长的呼吁再次惊醒了阎吉英心灵深处的那个噩梦。他向市里表示：自己愿出资开发绵山。
他的表态遭到了抵制。先是来自家庭——家人和亲友劝阎吉英“不要脑袋发热”，直“劝”得阎吉英不敢回家。接着，这种劝告蔓延到了公司——他召集“有关人员”
开了六次会，前五次都有人反对，最多的时候，13人参会就有8人反对。不但公司上层反对，就连职工也议论纷纷：“老总咋的啦？是不是钱多得没处撂了！”
“绵山只有毛驴才上得去，怎么开发呀？”
“几个寺庙破破烂烂，有啥好开发的？”
有人甚至预言：开发绵山就是往无底洞里扔钱，撂多少钱进去也会连个响都没有！
三佳公司是独资公司，对重大问题，阎吉英有绝对的决断权。但他一向民主，遇到有反对意见的事，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同大家研讨商榷。见大家对投资绵山不理解，他循循善诱地给大家提了很多问题：“几十年还不能消除鬼子制造的灾难，不怕别人笑话我们？”“群众烧香连个遮风避雨的地方也没有，作为当地企业，于心何忍？”“如果绵山的树被砍光，环境遭到破坏，怎么向我们的后人交代……”
当然，他也讲企业的利益。“三佳的6000多员工2万多家属要吃饭要生存，所以，我们不能只是‘君子言义不言利’。我们崇尚宗教文化，主观上是用民营资本修复与企业风马牛不相及的庙宇道观，但客观上，这些庙宇道观却是极富魅力的旅游景点。在寺庙的香火重新旺盛之时，三佳集团也会在旅游的利益中获利……”
发人深省的呵问直击心灵，与会者听得如鸡啄米。他们终于明白：“拯救绵山，也是在拯救我们自己。”
1995年4月，三佳公司的19个“元老”扛着土豆、面粉和锅碗瓢盆踏荒而来，叩开了绵山紧闭的历史，用拓荒者的欢声笑语冲走了这片山地的寂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