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江水暖鸭先知。打拼28年的王石从不言弃，而2011年却决然离去，若非“风刀霜剑严相逼”，定是“干戈衰谢两相催”了。2010年后，房子的事情不仅仅是经济的事情，还涉及了政治和整个国计民生问题——房地产暴利时代终于迎来了它终结的时刻。智者王石自然不难看到这一点。
对于改革30年，王石用三个字形容：“想不到”。
对于未来，他也用三个字形容：“不确定”。
和联想、海尔、TCL、华为这样一些冲在最前线的中国顶级公司相比，万科是幸运的。从创立到现在，万科从未遇到过比自己强大很多的国外竞争对手，从未经历过如IT行业那般大的泡沫和低谷，也从未承担过国人冲击世界500强和冲击海外市场的沉重希望。因此，在这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又加上正好赶上中国房地产业被确定为国家支柱产业的黄金十年，王石总是能以一种比较轻松的心态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设计企业发展的路线，并取得非凡的成就。
这才是可怕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把房地产业作为永久性的支柱产业。中国也不会。
房地产业如日中天，却也危机四伏，尤其是当房价已经高到天怒人怨，已经严重地影响到社会稳定的时候。经过这么多年的大风大浪，王石很清楚其所面临的现状。2011年迟来的地产寒冬，间接地证明了这一点。
特立独行的地产大佬
在中国地产界，王石是一个悖论。一方面，作为支柱产业，地产业是离政府最近的行业，而另一方面，王石的特立独行，敢言，不买政府的账又是出了名的，甚至被塑造成为远离政府的光明企业家形象。
形成今天的这个王石，与其家庭出身和复杂的经历有着莫大的关系。
王石，原籍安徽金寨，1951年1月出生于广西柳州市。众所周知，金寨是盛产将军的地方。坊间有传闻说，王石之父是着名的王震将军，这当然是以讹传讹。但是，王石的父母确确实实都是老革命。王石父亲很早就参加红四方面军了，其父辈兄弟五人中，有三人是老红军。母亲姓石，也是老革命，而且是锡伯族，祖上曾是清朝的高官。到解放初期父母都是有一定级别的干部。
王石共有兄弟姐妹8人，他是头一个男孩，名字集父母姓氏于一体。王石17岁毕业后，因为父母的关系，躲开了去农村插队，去当了兵。
1974年，王石年满23岁，进兰州交通大学给排水专业，1977年毕业，分配到广州铁路局工程段工作。工作了3年，是工程段技术员，负责铁路沿线的土建工程项目。在此期间结婚，并有了子女。
没有具体的资料，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老丈人和王石父亲是战友。王石在南方起家，与父辈的背景支持有着深厚的关系。
而不凡的家庭出身，则使他自小就见多识广，不畏权势，且做事果断。同时，作为家中的长男，又造就了王石爱做“带头大哥”的习性，敢于公开自己的言论，并希望人们追随之。
回溯王石的早年经历，也曾是一名公务员。可以说，如果不是有如上的家庭背景，终其一生，王石或许都将混迹于官场。
1980年，正值南方改革开放的第一轮高潮，不甘于安分生活的年轻人王石进入广东省外经委，做招商引资工作，活跃在春秋两季的“广交会”上，经常出入高级宾馆，生活方式有点鸟枪换炮的味道。但就在他满怀热情的忘我工作中，问题出现了。
1982年春季交易会，东方宾馆。王石同科长安排接待一位重要的厂商，其中有一个环节是外经委主任宴请。宴会上为了调节气氛，王石主动讲了一些轻松话题活跃气氛。事情进行得很顺利，主任和外商边吃边谈，显得自在轻松，心情愉快的外商还两次夸奖“王先生的干练”，王石也不免满足了两次小小的虚荣心。
筵席散去，科长却把王石拽到一边，严肃提醒：“你怎么把主任的风头都抢去了，还有处长、科长，哪轮到你表现？想想你平时的情况，是不是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枪打出头鸟’是不是？要注意啊。”科长一席话语重心长。王石无言以对。
在论资排辈的传统气氛中，王石的自我实现、自我追求的工作表现欲受到了强烈的抑制。自此，王石上班不早到一分钟，下班到点前就收拾妥办公桌上的文件。只分配10%的精力用在工作上，90%的精力用在业余爱好上，如越野摩托车、乒乓球和象棋。一晃年底。年终总结工作，领导却觉得王石发生了令人欣喜的变化，评价王石变得稳重成熟了，“这样的人不培养，培养什么人呢？”
对于干部子弟王石来说，努力工作却受到批评，精力几乎全用在业余时间却得到表扬和赏识，这简直是莫大的讽刺。王石选择了离开，他的下一站目标是深圳，做企业。
可以说，体制内的经历给王石留下极差的印象，并在其骨子里种下了讨厌官员、做企业要远离政府的种子。
在他们那一代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环境里，从最基层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企业家里，王石是很容易分辨的。他的那一代同行们面对中国不太明朗的经济环境，绝大多数刻意地“低调”
着，聚集财富，韬光养晦，只做不说，特别不对公共事务表态。
而王石在他的整个历练过程中，关注大气候，考虑那些看来还“不属于”他考虑的问题，而他并不把他的想法藏起来，在中国急剧变化着的大环境里，他不断地表达他的观念。
2008年10月1日，王石进藏攀登希夏邦马峰。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怀着忐忑的心情登山。
不久之前，杭州万科的老业主因为不满降价而砸毁了售楼处，万科已经事先与警方联系，但警察就在十米开外袖手旁观，这件事成为业界幸灾乐祸的笑柄。
万科与消费者、政府、同行的关系已经恶化到顶。
10月4日，王石下山之后第一件事就是上网，当他看到黄金周期间楼市量价齐缩的新闻，才松了口气，“万科过关了。”“降价还是卖不好，这说明房地产市场真的不好了，和万科降价没关系。”王石说。
后来，他甚至调侃，在降价问题上“是大部队掩护万科撤退”。
但万科因为降价所造成的与同行、地方政府关系的裂痕，已经难以愈合。有记者邀请北京的一位大型开发商评价万科这几年的发展，这位开发商给记者的短信回复是“让我评价万科，实在是太抬举万科了”，对抗的情绪惹人瞩目。
在杭州和南京，万科虽然销售额都排在前几，但因降价等问题始终不能进入房地产的主流圈子，与政府关系也比较紧张。
更甚的是，当万科在沈阳等多个地方率先降价后，王石及其他万科的领导层，被当地政府约去“谈话”。
万科招致众怒并不始于降价，祸起于更早前的“拐点论”。
2007年12月13日，王石在北京的一个论坛上，一位记者向他提问，是否认同楼市出现拐点的说法？王石表示同意。这就是着名的“拐点论”的由来。
“中国房价涨得过快、升幅过大，已经出现泡沫，泡沫早晚都会破裂。”
几年之中疯狂的楼市已经危若累卵，“拐点论”显然触动了脆弱楼市的敏感神经。王石立刻招致了了同行的围攻，一时骂声滚滚。为了挽回“拐点论”对万科的影响，王石曾经多次去拜访政府和一些大开发商。
饭桌上，王石拿出了各种数据来说明降价的必然性，但饭后这些老板说的话却让他哭笑不得：“王总，求求您了，您在媒体上再说一声房价还会涨，行吗？”
在降价的问题上，万科现任总裁郁亮也有过反思，为什么降价的不止万科一家，而只有万科引来了滔天的口水？他认为是万科从前在一些事的处理上不够“圆滑”。
是的。王石一直希望做地产界的“带头大哥”，希望地产业能够长久发展。对于疯长的房价，王石很害怕。他不止一次地呼吁：一味涨价、没人倒闭的房地产市场，肯定不是一个健康的市场。
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1992年。
1992年尾，深圳国土局主办了一次房地产沙龙。
作为万科代表，王石在发言时明确告诉与会者：“万科超过25%的利润不做。”
会场哗然。
王石解释说：“现在只要手中有一块地，半年还没开发，地价就涨了一倍。低于40%的利润不做的说法由此而来。但这正常吗？万科做贸易出身，20世纪80年代做录像机，也做过200%~300%的利润生意。因为是超额利润，许多公司都进口录像机，供过于求，录像机降价，销售的边际利润就开始下降，甚至利润变成负数。今年，我让财务将万科1984年到1992年的贸易记录整理了一遍，赚钱用黑字表示，赔钱用红字表示，结果红字多于黑字。这说明这么多年贸易的结果是赔钱超过赚钱；这也说明市场很公平，先前你怎么暴利赚的钱，之后你都得吐出来，而且还要多吐。
现在的房地产火爆同80年代的贸易何其相似。如果任由下去，一旦市场逆转，利润空间变窄，你怎么办呢？”
与会的国土局官员、开发商、新闻记者不明白王石在说什么。
有的与会者嘀咕：“唱高调也不是这样的唱法呀。”
还有的更直接：“你赚不到25%说明你没本事。”
是的，哪有不愿多赚钱的发展商？
改革开放30年来，陪同着中国经济的迅速成长，金钱至上、急功近利、不择手段、权力寻租、因循守旧、缺乏朝上前进等诸多中国传统商业中的弊病一次再一次上演。在中国，赚眼前钱始终是第一位的，为了赚钱，可以不择任何手段。因此，伴随市场这个东西的，永远是疯狂，没有人能够左右之。
王石自然也不能。同样，他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疯狂的掘金年代
1983年5月7日，辞去公务员职务的王石乘广深铁路抵达深圳。
到深圳之前，王石已经打定主意：到深圳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公司——深圳市特区发展公司（简称深特发）谋求发展。
这就是王石的自信。自信心来源于他深厚的家庭背景。如果你只是一个农民工，甚或者一名普通的大学优秀毕业生，你也难有这般的信心与笃定。
王石的第一桶金来源于包车皮，倒买倒卖。
一天，王石乘小巴去蛇口。从深南路拐进蛇口的丁字路口，望见路北一侧耸立着几个高大的白铁皮金属罐。在蛇口码头边也见到三座类似的金属罐。王石好奇地向周围的人打听，得知是饲料厂的玉米储藏仓。位于丁字路口的是泰国正大集团、美国大陆谷物公司与深圳养鸡公司合资的饲料生产企业正大康地；依托蛇口码头的饲料厂是新加坡远东集团投资的面粉加工以及饲料厂-蛇口远东金钱面粉饲料企业。
“玉米？广东不生产玉米啊，这些玉米哪来的？”
“从香港。”
“香港也不产玉米啊？”
再问，得知这些玉米来自美国、泰国和中国东北。
“为什么厂家不直接从东北采购？”王石带着疑问找到正大康地。接待他的是一名叫卢达民的领导层，个子高高的，戴副眼镜，说话不紧不慢，潮州口音：“公司也想从东北直接采购，以降低原料成本，只是解决不了运输。”
“我解决运输工具，铁路、海运都没问题，组织来的玉米你们要吗？”
“要！马上就可以签合同！厂里正在试运转，设计能力为30万吨/年，70%的成分就是玉米，平均每个月的需求量在1.7万吨左右。”
乖乖，这一开始就是大生意！“正大康地能先开L/C（信用证）吗？”王石小心翼翼地问。只要正大康地肯给卖方开信用证，他就可以背书开给真正的卖方，“空手套白狼”了。
“签合同之后就开出去。”卢达民应承得很爽快。
“付的是外汇吗？”
“对我们来讲，付外汇、人民币都一样。”
“货是外贸部门提供，我要求付外汇。”
“OK。”
这是王石自传《道路与梦想》中的一段文字，现在看来，王石很轻松地就捡到一个好机会。但是，你要反过来思索，这样的机会难道就没有别人发现吗？卢达民先生就没有这么想过吗？
机会在那里很清楚，所有的困难就是开通航路。王石的自信恰恰源于他有这个本事，而不在于他发现了这样的机会。
就是这样一个“机会”，王石很轻松地就赚到了300万元人民币，这是他的第一桶金。
当然，虽为干部子弟，但是王石绝不是纨绔子弟，相反，他是十分能够吃苦的，经常和农民工同吃同住，还一起扛货物。
那时的王石，可谓一人多职：组长、推销员、货场搬运、鸡饲料推销、司机……忙得不可开交。
不可否认，王石是有鸿鹄之志的。
这让笔者想起大学时，一位老师说过的话：干部家子弟往往比非干子弟大方，城市年轻人往往比农村年轻人大方。这里的大方，非简单地出手阔绰。出了物质上的优越外，还在于前者往往比后者见多识广，所以遇事不乱，为人处世较为大气，又因其不需再为物质生活而苦苦奋斗，也往往有更高远的人生追求。
1984年，王石成立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是为万科的前身。
有着深厚的家庭背景作为渠道通路，又有了下海的经历，此时的王石可谓顺风顺水，经营从日本进口的电器、仪器产品，同时还搞服装厂、手表厂、饮料厂、印刷厂、首饰厂等等。用王石的话来说，“就是除了黄赌毒、军火不做之外，基本万科都涉及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王石又开始对国企有了“深深地不舒服”。
事情是这样的。
1984年夏天，深圳特区发展公司决定兴建高达165.3米的特区发展大厦，投资贷款来自日本北海道拓殖银行。一年后，还款期到了，特发总部财务上却没有多少外汇。怎么办呢？财务告诉深特发总经理孙凯峰，王石的展销中心在中国银行里有800万美元额度。
很快，王石被召进孙凯峰的办公室。
“王石啊，这一段表现很不错，准备把你调到总公司当副总。你也知道发展大厦需付贷款的首期，你那800万额度先调拨给总公司吧。”孙凯峰慢条斯理，控制着局面。
意思很明白，王石自己可以晋升，但原来的分公司却可能因“失血过多”而死亡。如果是一般人，往往是乖乖服从的。
但王石不是一般人，他明确拒绝了。
两个礼拜后，一纸通知到了王石的手中，通知他参加深圳党校处级培训班第四期。王石没有理会。一个月过去了。又接到一个通知：参加深圳党校处级培训班第五期。王石勉强去党校报到，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开学典礼。第三天开溜回到展销中心。他面对的是特发的一纸新任命：鉴于王石同志参加党校学习，撤销其展销中心经理职务，任命欣大同为展销中心经理。王石没有再回党校学习，而是继续主持工作，新任命的老总也没有露头。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但自此，王石与婆婆深特发决裂的决心已定。1988年3月1日，深圳市政府发出红头文件，促使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化。王石看到机会来了，积极响应，很快完成公司股份化，并正式更名为“万科”。
王石的减法和万科的榜样
如果用最简短的语言来说明万科，需要多长时间？王石给出的答案是6秒：“中国城市住宅开发商、上市蓝筹股、受尊敬的企业。”王石说，万科做得太单纯了，只需要6秒钟的时间就能把万科是什么公司性质、干什么、行业地位、客户口碑都说得一清二楚。
而这个“单纯”的背后，是王石取舍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