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卿听说后，又进见赵王说：“赵国真是处于危险的境地了啊！楼缓原来就是为了秦国啊！赵国军队被秦国打败，割地求和，这样使其他诸侯国越发疑惑，还谈什么安慰秦国呢？这岂不是向其他诸侯国充分展示赵国的软弱吗？秦国向大王索取六座城池，大王如果能够拿六座城池去贿赂齐国，那么齐国得到了大王的六座城池，必然会拼全力向西攻击秦国。不等齐国大臣的争论结束，齐王就会按大王的请求去进攻秦国。这样一来，大王虽然给了齐国土地，却会从秦国得到补偿，而且一举结下韩、魏、齐三国的友好关系，而与秦国分道扬镳，这难道不是正确的策略吗？”
赵王说：“好啊！”于是派虞卿出使东方去见齐王，与齐国商量共同对付秦国的办法。
楼缓听说后，不敢在赵国逗留，立即逃走了。
明明是对赵国有害的事，被楼缓这么一说，反而变成了对赵国有利的事——即使我们看了，也感到十分迷惑。这就是所谓的巧言令色。问题是，我们分析历史时似乎很明智，在现实当中，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明智呢？
宋宗元评论说：灭亡六国，不是秦国只凭着自己一个国家的力量所能办到的，而是六国自己灭亡了自己。战国时期，六国并不弱小，秦国尽管比六国更强大一些，但是，六国的力量还是足以跟它抗衡的。如果在内搞好国内的政治，外部与其他诸侯国搞好关系，秦国又怎能施展它的奸诈？可是，六国却没有这样做，而是今天割让五城，明天割让十城，听信游说之士的空话。心甘情愿地以削弱自己来巴结秦国，这就同剜肉补疮一样，疮痛未消，而伤病却越来越严重，六国的这种做法也太愚蠢了！很明显，六国的土地有限，而秦国是贪得无厌的。用有限的土地去供养无限的贪欲，不把自己的土地全部送给秦国，事情是没有完结的，这是势所必然的事。今天看来，六国灭亡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大的要数割地求和了，虞卿所说的“坐地而尽”这句话，可谓切中要害（可惜的是，他最终没有被赵国重用，他的结局是穷困潦倒，以读书终其一生）。或许，他早就看到这一步了吧！在六国多如繁星的人才当中，虞卿是一位不同一般的杰出人才。
缓称王
纵横家的产生有其漫长的历史过程。《汉书·艺文志》称：“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在这里，孔子和史家对“行人”作用是很重视的。但最初“行人”还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外交官，而是主管礼仪的官员。如《周礼·秋官》有“大行人”，其职责是“掌大宾之礼，及大仪，以亲诸侯”。又有“小行人”，其职责是“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但到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所设置的“行人”的职责与《周礼》中所记的行人已有很大不同：他们不再以接待为主要职责，而是以出使各个诸侯国、执行外交使命为主要职责。
苏秦是春秋战国时期最为著名的纵横家。他先到秦国，游说秦王联络东方各国进攻楚国，没有成功；经过一段时间的琢磨后，苏秦一反原来的思想，转而联络秦国以外六国联合起来对付秦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佩六国相印。当时，齐闵王要称帝，苏秦对其进行了一番委婉的劝谏，其深刻和尖锐，今天读来，犹使人怦然心动。
苏秦劝齐闵王说：“我听说喜欢首先挑动战争的那些人是必有后患的，不顾别人的憎恨而缔结盟约的人也是必然孤立的。所以说，后发制人应该有所凭借，躲开憎恨也要把握时势。因此圣人创立事业，必须注意权变，追求事业发达也要靠时势。权变和凭借是统率万事万物的关键，顺应时势是做任何事情的核心。因此说不靠权变、违背时势却能成就大事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今天即使有干将、莫邪那样的宝剑，如果不靠人力，也是不能切割东西的。坚固的箭，锐利的箭头，如果得不到弓弦的力量，也是不能远射的。并不是箭不锐利，也不是剑不锋利，那为什么不能起作用呢？就是因为不能不靠人力。怎么才能知道这个道理？从前，赵国袭击卫国，赵国驾车的人不停地前进，卫国把国都的八个城门都用土堵住，结果还是有两个城门被攻下来，卫国灭亡。卫国国君光着脚逃命，派人向魏国求援。魏武侯身披甲胄，手持利剑，向赵国挑战。邯郸城中战马狂奔，黄河、太行山之间混乱一团。卫国有了这种依靠，也收集残兵向北进攻，收复了自己的刚平，攻下了赵国中牟的外城。卫国并不比赵国强大，为什么能这样呢？打个比方说，卫国犹如箭，而魏国就犹如弓弦，这是凭借魏国的力量才占有河东之地。赵国反而感到害怕，楚国为救赵才讨伐魏国，在州西作战，经过魏国的都门时，军队驻扎在林中，战马在黄河里饮水。赵国有了这个依靠，也偷袭魏国，攻陷了黄城。所以，刚平的摧毁，中牟的攻破，棘沟的焚烧等等，都不是赵、魏原来能想到的。然而两国都能积极进取，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卫国明白凭借时势和权变。而如今的治国者却不是这样，兵力弱小却喜欢对抗强敌，国力疲惫却喜欢招惹人怨恨，战事已经败了却偏要打到底，兵力弱小却又不愿意屈居于下，地盘狭小却喜欢对抗大国，战事失败却还要使用诈谋。实行这六种办法却想求得霸业，那离霸业就越来越远了。”
“我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能够顺从人心，并且有预料战事的能力，只有这样才可以顺从天下大势。所以缔结盟约不会给别国的君主结下仇怨，讨伐敌国不替他人挫败强敌。这样兵力就不被消耗，权势就不会被别人忽视，土地可以扩大，愿望也可以实现。从前齐国和韩魏两国一起讨伐秦国，战争并不很激烈，齐国分得的土地也不比韩、魏多，但诸侯却偏偏归罪于齐国，为什么呢？因为齐国给韩、魏招来了仇怨。再说那时天下诸侯都在打仗，齐国和燕国开战，而赵国又进攻中山，秦国、楚国与韩国、魏国打在一起，宋国和越国也都在调动他们的军队。这十个国家都在相互对抗，却偏偏一致憎恨齐国，为什么呢？因为缔约时齐国喜欢站在仇怨的中心，作战时又好力挫强敌。”
“再说，强者的灾难，常常是因把统治别国作为自己的意图而引起的；弱者的祸患，常常因算计别国为自己谋利而引起的。因此往往是大国危险了，而小国就灭亡了。大国的上策，不如后发制人并讨伐不义之国。后发制人往往容易寻找借口，助战的人就会多，兵力强大，因此形成人多势强对付疲惫弱国的局面，无不胜的道理。只要不让天下民意受阻，利益不取自至。大国只要这样做，帝王的名自会得到，霸主的事业唾手可得。对小国而言，应该慎重冷静，少相信其他诸侯。谨慎冷静就不会被人反对，少信诸侯就不会被人出卖。如果在国外不被出卖，在国内不被反对，这样就会躲开战祸。国库中的粮食放烂了也用不尽，存放的布匹被虫蛀了也穿不完。小国只要遵循此道，不必祈祷就会幸福，不用借贷就会丰足。
“因此说，‘施行仁德的可以做王，确立道义的可以称霸，而穷兵黩武的必然灭亡’。为什么呢？从前，吴王夫差靠着自己的强大，袭击楚国，吞并了越国，拘禁了越王，身后也跟随了一大批诸侯，结果还是身死国灭，为后人所耻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就是因为吴王想谋求霸主的地位，并仅靠着自己的强大首先发动战争。过去，莱国和莒国的君主好弄阴谋，陈国和蔡国的君主好施诈术。莒国虽然依靠越国却灭亡了。蔡国虽然仗着晋国却也灭亡了，这都是由于在国内常施诈术，在国外相信其他诸侯而招来的祸患。由此可以看出，国家无论强弱大小，只要遭到祸患，都可以在以前的所作所为中找到原因。谚语说：‘良马衰老时，劣马能跑到它前面；孟贲（卫国著名勇士，曾行拔牛角）疲倦时，女子都能胜过他。’所谓劣马、女子，他们的筋骨力气并不强，为什么有这个结果呢？这是因为凭借了后来居上的有利条件。
“如今，天下诸侯力量相差无几，谁都难以消灭对方，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按兵不动，等别国发起战事，把怨恨转嫁给别人，再去诛伐不正直的人，少使用军队而又代表正义，那么吞并天下就可跷首而待了。弄清诸侯间的关系，查明地形的分布，不缔结盟约，不相互用人质做抵押，不用急躁却可以使事情进展迅速。诸侯间相互往来我们不反对，诸侯互相割让土地我们也不嫉恨。两方都强大了，我们都设法同他们搞好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形势上好像是同甘共苦而实际上是为了夺取利益。怎么知道这个道理呢？过去齐、燕两国在桓山交战，燕国被打败，10万大军被消灭，胡人乘机偷袭燕国和楼烦几个县，夺取了燕国的牛马。胡人和齐国，从来就不亲近，用兵时又没有缔结盟约，可是却相互配合攻打燕国，为什么呢？这是由于战争的实质都是为了取利。由此看来，与形势相仿的国家结盟，利益就会长远，后发制人就会有诸侯助战。
“如此看来，英明的君主和聪明的国相如果真的想把成就霸业当做自己的目标的话，就决不会首先发动战争。战争必然破坏自己的国家，至少要损耗国家的财力。如果自己的国家遭受了这些损害，再想联络其他国家，那可就十分困难了。战争具有极强的破坏性，但有人一听说有战争，就拿出自己的财产来作为军队的供应，捐赠食品来款待勇士，折断车辕为军队做饭，杀掉耕牛为士兵佐酒，这实际上都是坑害国家的做法。战前，国人祷告，君王祭祀，不论是通达的都城还是小的县城，都设置神社，凡是有市场的地方，没有不停止营业来侍奉王军的。这都是使国库匮乏的计策。战后第二天，死尸横野，伤员遍地，即使军队建立功业，可是战争时付出的费用，国人的悲哀哭泣，已经使国家疲惫不堪。死者的家属倾其家产办葬事，受伤家属用尽钱财买药治伤，没受伤的则在家里饮酒庆贺，因此他们的费用与死伤者比较也不少。所以，人们所花的费用和钱财，十年的收成也难以补偿。军队的损失就更大了：矛断了，刀和弓折了，破坏了车，累坏了马。甲胄和兵器这些战具，是官家花钱买的，经过士大夫的隐藏，下等人的偷窃，十年的收成也无法补偿这笔损失。国家有了这样大的浪费，要想和诸侯联合，可就太难了。”
“攻城的费用就更大了。百姓只好缝补破衣遮身，他们有的摇船运兵，有的在家织布，有的在地窟中挖土，有的奔走于枪林箭雨之中，尤其是争城夺地的士兵，他们就更困苦了，连将军也不能解去甲胄休息。如能在一个月或几个月中攻克一座城市，已够迅速的了。攻城之时，将官懒于训练士兵，士兵又缺少武器，所以攻下一座城还能再打胜仗的，也是太少了。因此，那种攻城战是更不应该首先发动的。怎么知道是这种情况呢？过去智伯进攻范氏和中行氏，杀死了其君主，消灭它们的国家。在吞并这两国后，又进攻赵襄子，使得赵襄子十分忧虑，这是他用兵的高峰。然而智伯终于身死国亡，被天下人耻笑，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智伯的军队首先开战，又加他灭掉两国后却留下了后患。当初中山氏调动全部军队攻击燕国，南面在长子开战，打败了赵国；北面在中山开战，攻克了燕国，还杀死它的大将。中山不过是有千辆战车的小国，却能打败一万辆兵车的大国，连打了两次胜仗，这算是最善于用兵的了。然而国家随即灭亡，中山氏只好向齐国称臣，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对战事不能节制而招来了祸患。由此可见，战争的失败，从前面的所作所为中都可以找到根据。
“当今世人所谓的善于用兵，是指连战连胜或者固守城池（使之难以攻破），称为能攻善战。然而即使这个国家的土地得以保全，也不能使这个国家长久地安宁。我听说打仗获大胜的，其士兵也必然死伤惨重，兵力越发虚弱；守城而不可攻破的，它的百姓将疲惫不堪，城里城外满目荒凉。士兵在国外战死，人民在国内生活困苦，边境成为废墟，这可不是君王的乐事。打个比方来说吧，要说那箭靶上的红心，并没有得罪谁，可谁都想拉弓射，射中的人就认为好，射不中的就感到羞愧。无论老少贵贱，谁都想一箭射穿它。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人们都不愿意射不中。现在说到那连战连胜、守城不破的人，这不但是与人为难，而且是在害人了，因此天下人都恨他。使士兵疲弊，国家破败，与天下人结怨，这是英明的君主所不取的；平常就喜欢动用强兵削弱别国，这是明智的国相所不干的。那些英明的君主和明智的相国即使不动用兵力，诸侯国也可归服。通过讲究辞让之礼，贵重的财物就到手了。因此，英明的君主作战，不用出动军队就可以战胜敌国；不使用兵车战船就可降服边城；百姓还没有察觉，霸业就已经成功了。那些贤明的君主经营国家，用钱少，时间长，而所获的利益更为持久。因此说只有军队后发制人，诸侯才能赶来助战。
“我听说过攻战之法，主要不在军队的多少。即使有百万敌军，也可让他们败在我们的帷幄之中；即使有阖闾、吴起那样的军事家，也可通过谋划来擒住他；千丈高的城池可以在酒宴应酬中夺取；战车可以在枕席之上折断。结果是钟、鼓、瑟的乐声永不绝耳，土地可以扩展，愿望可以实现。和着乐声而舞的歌女，诱人的笑声缭绕不断，各诸侯国可以在同一天来朝拜。所以名声齐于天地不觉得功大，权势控制四海不算权大。所以善于成就王业的人，在于使天下人疲劳而自己得安逸，使天下大乱而自己保平安。如果能使诸侯国的阴谋无法得逞，那么自己的国家就没有永久的忧患。怎么知道是这样呢？我们生活安逸、社会安定，而诸侯们生活辛劳、社会混乱，这才是成就王业的根本办法。精兵来攻就抵抗，祸患来临就消除，诸侯阴谋不能形成，那么，我们的国家就没有长久的忧患了。为什么是这样呢？从前魏王拥有千里土地和36万军队，觉得自己强大而攻下邯郸，向西围攻定阳，后又联合12诸侯国去朝见天子，准备向西去图谋秦国。秦王害怕，寝食不安，便通令全国，军队处于戒备状态，严加防范，等待魏国的进攻。商鞅与秦王商议说：‘魏国势大，曾率领了12个国家朝见周室天子，其盟国一定是很多的，因此以一个秦国去抵抗强大魏国及其盟国。恐怕不如人家。大王为什么不让我去见魏王，我一定可以使魏国失败。’秦王答应了。商鞅见到魏王说：‘大王的势力够大的，命令可以通行天下了。可是大王率领的12国诸侯，不是宋国和卫国，就是邹、鲁、陈、蔡，这些本来都是大王用马鞭子就可以驱使的小国，不配和大王共争天下。大王不如向北联合燕国，向东进攻齐国，赵国必定服从；向西联合秦国，向南讨伐楚国，那么韩国必定服从。大王如有讨伐齐楚的愿望，那实在是顺从了天下人的意愿，那么您的王霸之业就可以看到了。大王不如先准备天子的服装礼器，然后再去想法对付齐国和楚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