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的诡辩者为了避免被人识破，他们便采用种种隐蔽的方法。1927年前后，上海的一些文人墨客，提出一种理论。认为文学创作应当描写“永恒的人性”，如不这样做，创作就不能长久地保存下来。还振振有辞举例说，英国莎士比亚等少数人的作品之所以能留传下来就因为写了不变的人性，而没有写这类作品的则已消失无踪了。这种理论看似“有理论有事实”，但实质仍是披着伪装的诡辩。鲁迅在《文学和出汗》短文中，一语道破他们所玩弄的是“自相矛盾的诡辩术”。
这真是所谓“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英国有许多先前的文章不流传，我想，这是总会有的，但竟没有想到它们的消灭，乃因为不写永久不变的人性。现在既然知道了这一层，却更不解它们既已消灭，现在的教授何以看见，却居然断定他们所写的都不是永久不变的人性了。
矛盾律作为思维规律能保证思维的前后一贯性，使得语句表达具有准确性、确定性。但人不是先学好矛盾律，再去交往的，如同人不是先学好消化规律才去吃饭一样。这样，在现实的活动中，便会不自觉地违背矛盾律，闹出笑话来。
有一个《三项提案》的故事：
有一间礼拜堂多年失修，残破不堪了。请来翻修教堂的建筑师极力主张原地重建一间新的。长老会主席得悉这一报告后说他完全同意，并很高兴地提出三项提案供长老会审议，结果：
一、建筑新的礼拜堂——一致通过。
二、新堂建成以前，暂用旧堂——一致通过。
三、用旧堂的砖石砌新堂——又一致通过。
照这三项决议执行，新礼拜堂永远建不起来。原因很简单，三项决议之间自相矛盾。执行这条，就违背另一条；执行另一条，又不符合那一条。这个故事是虚构的，但现实中类似的例子不是没有。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某国空军曾制定出这样一条军规：如果飞行员被医生断定有精神病，他可以不参加作战飞行，在退出作战之前，他本人应当提出不参加战斗的理由；而假如他意识到自己有病不能参加战斗，那就证明他头脑健全，没有精神病。
这条军规的前后要求也是自相矛盾的。既然是经医生诊断有精神病的可以不飞行，却又要求被断定有精神病的飞行员退出作战飞行前要提出具体理由。如若精神病者有如此能力，那他就不是精神病患者了。如这条军规执行下去，便不会有精神病飞行员退出战斗飞行。
当然，现实中还有另一种语言表达，看似自相矛盾、语句不通，实则由于语言是约定俗成，用的时间长了，用的人多了，也就有了固定的涵义。诸如： “不是问题的问题”、“没有办法的办法”、“不要太潇洒（很潇洒）”、“好得一塌糊涂（好极了）”等等。
6．就话说话 故意曲解
隋人侯白撰写的《启颜录》中有一故事：
隋朝有人敏慧，然而口吃，杨素每闲闷，即招与聚谈。尝岁暮无事对坐，固戏之云：“有火坑深一丈，方圆亦一丈，遣公入其中，何法得出？”此人低头良久，乃问：“有梯否？”相：“只论无梯，若论有梯，何须更问？”其人又低头良久，问曰：“白白白白曰？夜夜夜夜地？”素云：“何多贞云白日夜地？若为得出？”乃云：“若不是夜地，眼睛不瞎，为甚物入入里许？”素大笑。
故事里，杨素所问的“遣公入其中，何法得出”，问题清清楚楚是怎样从坑里出来。这点辩者也是明明白白，但辩者的回答是节外生枝，避实就虚，左旋右绕，把问题绕成：在晴天白日我怎么能掉进大坑里去呢？辩者靠故意曲解法，取消了问题，摆脱了窘境。但其方法却是诡辩。
歌剧《刘三姐》中刘三姐与众秀才们有这样一段对唱：
刘三姐：为何富少穷人多？
陶秀才：穷人多者不少也。
李秀才：富人少者不多也。
罗秀才：不多非少少非多。
对唱中，刘三姐问的是“富少穷人多”的产生原因，凭三个秀才对题义是什么，本该一清二楚，但三秀才却故意曲解题义：陶秀才曲解成“穷人多”的字面意义是什么；李秀才曲解成“富人少”的字面意义是什么；罗秀才曲解成对“多少”的解释。曲解法在三个秀才手中成了歪曲题义的诡辩法。
下面的例子也是故意曲解法的诡辩。
郑国有个姓卜的人，平素夫妻不和。一次，他的裤子穿破了，就叫妻子给重新做一条。妻子买了几尺布，问他：“做什么样式的？”他说：“照我原来那条裤子的样子做。”
其妻按原来的样式做好后，又对照那条破裤子，凡有洞处都照样在新裤子上剪出窟窿，有磨损处也一一照磨不误，使其同那条破裤子几乎一模一样，然后送给丈夫交差。
丈夫一看，火冒三丈：“怎么搞成这个破样？”妻子早料丈夫会有如此反应，便顺手拿出那条破裤子说：“你不是说照原样做嘛！”
丈夫无言以对……
照现在的时装新潮看，这条精心加工的裤子该是绝对时髦的磨白剪洞之流行牛仔裤，但在几千年前，则不可同日而语，其妻所用之法为曲解诡辩也确定无疑。
民国初期作家徐卓呆在《笑话三千》中曾写过一个“互迁”的故事：
一人极好静，而所居介于铜铁匠之间，朝夕噪音聒耳，苦之，常曰：“此两家若有迁居之日，我愿作东款谢。”一日，二匠忽并至曰：“我等且迁矣，足下素许作东，特来叩领。”问其期日，曰：“只在明日。”其人大喜，设酒肴奉饯盛款二匠，酒后问曰：“汝二家迁于何处？”二匠同声对曰：“我迁在他屋里，他迁在我屋里。”
故事中主人所说的“迁居”是要求二匠搬走远离其家，以免锻击噪声之干扰；而二匠故意曲解主人之意，来个双方互迁，家是搬了，但实质未变，噪声源依然如故，搞得主人哭笑不得，还白搭一顿酒席。
故意打岔法也是曲解诡辩之常用手法之一。有一老师教学生的故事：
老师：比利，c—a—t（猫）拼起来是什么意思？
比利：不知道，先生。
老师：你妈妈用什么逮老鼠？
比利：捕鼠夹。先生。
老师：不对，不对。什么动物非常喜欢喝牛奶？
比利：婴儿，先生。
老师：你真笨！是什么东西抓破了你妹妹的脸？
比利：我的指甲，先生。
老师：你真叫我生气，你看院子里是什么kitten（动物）？告诉我，c—a—t拼出来是什么字。
比利：小动物，先生。
老师是多方引导，要学生说出cat的字义；学生是装聋作哑，故意打岔，曲解老师的意思直到最后说出的kitten（具有小猫、小动物的含意）。
当然也有无意曲解的。比如“堂属问答”的故事：
一捐班不懂官话，到任后，谒见各宪上司，问曰：“贵治风土何如？”答曰：“并无大风更少尘土。”又问：“春花何如？”答曰：“今春棉花每斤二百八。”又问：“绅粮如何？”答曰：“卑职身量，足穿三尺六。”又问：“百姓如何？”答曰：“白杏只有两棵，红杏不少。”上宪曰： “我问的是黎庶。”答曰：“梨树甚多，结果子甚少。”上宪曰：“我不是问什么梨杏，我是问你的小民。”官忙站起答曰：“卑职小名叫狗儿。”
这捐班口齿伶俐，反应倒满快，可惜不学无术，无意中把问者的原意全部曲解，闹成大笑话。
7．借驴推磨转换问题
问题转换是在论辩中发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难于回答对方所提问题时，故意从对方所提问题中引出新的问题推给对方的方法。这种方法如果作得巧妙，既能使自己顺利摆脱不利局面，顺利脱身，又能嫁“难”于人，使对方进入难堪之地，让其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收到一箭双雕的效果。
美国前任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作为老练的外交家曾多次运用此法逃避困境。
1972年5月27日凌晨一时，在莫斯科的一家旅馆里，基辛格召见美国记者团，介绍当时正在举行的美国和前苏联最高级会议关于签署限制战略武器的四个协定的会谈情况。基辛格对前苏联情况了如指掌，侃侃而谈，谈完前苏联生产导弹的速度每年大约二百五十枚等情况后，微笑道：“先生们，如果在这里把我当间谍抓起来，你们知道该怪谁啊。”无孔不入的美国记者当即接过话头，探问起美国的军事秘密：“我们的情况呢？我们有多少艘正在配置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的核潜艇？有多少枚‘民兵’式导弹在配置分导式多弹头？”基辛格摊摊手，耸耸肩：“我的确不知道正在配置分导式多弹头的‘民兵’式导弹精确数目是多少。至于潜艇，我的苦处是，数目我是知道的，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保密的。”记者说：“不是保密的。”基辛格反问道：“不是保密的吗？那你一定知道数字，你说是多少呢？”记者万没想到自己会碰上这样一句反问，顿时傻了，只得“嘿嘿”一笑了之。
身为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最高官员的基辛格，对本国的国防情况不会不知道，但为国家安全着想他也决不会说到底有多少艘潜艇正在配置分导式多弹头导弹。在这不说不行，说了也不行的尴尬处境中，基辛格顺手抛出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保密”的问题推给记者，巧妙地转移了问题。一句“不是保密的”回答，使记者们上了当。既然不是保密的，那就是公开的，人所共知的；既然人所共知，那记者就更不例外。基辛格的第二问：“那你说是多少呢？”恰到好处地使记者走到必须自己回答而又回答不了的困境中。
这种手法在外交论辩中常常见到。在现实生活中也不是没有。在学校，教师担任知识的传播者，知识的储备和理论水平都是比较高的，否则也不配当教师。但水平再高，掌握的知识都是有限的，只是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万事通是没有的。而学生在学习中往往碰到一些自己解决不了的难题，所以教师辅导学生，就要针对学生提出的一个个问题释难解疑。学生的难题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有的也难免超出教师的知识范围。对学生的这些疑难问题，做教师的应该持欢迎态度，同时也应实事求是，与学生共同研究，探索解决疑难的途径。但师道尊严较重的人有时却放不下老师的架子，类似“你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之语，经常从这些老师之口传出。结果把问题又转换给学生，让学生哭笑不得。久之必然要疏远师生关系，打消学生提问题的积极性。
8．首尾相连循环论证
循环论证指违背正常的论证过程，把本来待证明的结论，作为进行推论的论据的方法。
在正常的论证过程中确实的结论，是以真实的论据为前提并进行正确推论的逻辑结果，论题的结论依赖于论据。如果颠倒顺序，把本来待证明的结论自身当作论据，也即用结论证实结论，就是循环论证。亚里士多德移此法为“丐词”，是“预期理由”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循环论证把结论作为论据，而论据本身只是一个尚未确知其真实性的判断，用不知其为真实性的判断作论据，不能证明论题的真实性，论证的结果也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论证。只不过是一种语词的游戏，诡辩的手法而已。
历史上有的循环论证利用了人的种种常识，往往不太容易看穿。在归纳法的正当性的论证上就是如此。亚里士多德第一个论述了归纳法的涵义，伽里略和培根全面论述了归纳法的方法意义和性质。他们认为归纳法是可靠的，特殊可以上升到一般。从亚里士多德到培根，中经千年以上，人们对以往论证归纳法的过程没有疑问。到了18世纪，英国出了个思想家休谟，向以往对归纳法的论证提出挑战。过去对归纳法正常性的论证是循着这样的思路进行的：我们常常使用归纳推论，并获得了良好的效果，因此我们感到有权利继续运用归纳推论。换言乙因为归纳原理在X1的场合成功地起作用，归纳原理在X2的场合成功地起作用等等，所以归纳原理总是起作用。休谟洞察到其中的问题，认为：“这种论证的表述已说明了这种论证是谬误的。我们用来想证明归纳法的正确性的推论本身就是一个归纳推论：我们相信归纳法，就因为归纳法迄今是具有成效的——那是一个乌鸦型的推论，于是我们就在循环往返中运转了。如果我们假定归纳法是可靠的，它就能被证明为可靠的。这是循环推理，这种论证是站立不住的。”
后来，英国人罗素说了个有趣的火鸡故事终结了归纳可靠与否的争论：
刚到火鸡饲养场的一只火鸡发现，第一天上午九点钟给它喂食，然而，身为一个卓越的归纳主义者，它并不马上作出结论。它一直等到已收集了有关上午九点给它喂食这一事实的大量观察。而且，它是在各种情况下进行这些观察的：在星期三和星期四，在热天和冷天，在雨天和晴天。它每天都在它的表中加进另一个观察陈述。最后，它的归纳主义的良心感到满意，它进行归纳推理得出结论：“总是在上午九点给我喂食。”哎呀！在圣诞节前夕，当没有给它喂食，而是把它宰杀时就不含糊地证明这个结论是错误的。
这就是思想史上有名的归纳问题的争端。
有了上述的认识，对现实生活中诸如“他是积极分子，因为他工作积极；他工作积极，因为是积极分子”、“张三家在什么地方？在王五家隔壁；王五家在什么地方？在张三家隔壁”之类的循环论证是不难识破的。
9．张冠李裁移花接木
移花接木是最常见的一种诡辩术，属于偷换论题的一种具体招法。这种诡辩术是有意识地将对方的判断或推理暗中加以转换，推出有利于自己的谬论。
具体方法之一，利用语辞的多义性加以转换。有父子俩对话：
父亲：“你竟敢背着我抽烟，我非揍你不可！”
儿子：“爸爸，您别打我，我向你保证：从现在起，我抽烟一定不背着您。”
儿子的回答就是对父亲所提问题进行移花接木的转换。父亲说的“你竟敢背着我抽烟”中的“背着”是不准抽烟之意。儿子则把“背着”二字转换成“不可以背着父亲的面抽烟”，这样一来，他不仅可以抽烟，还可以当着父亲的面抽烟。
具体方法之二，利用对话双方说出的同一词语具有不同的指称对象加以转换。
有一位司令官的儿子不成才，整日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孙子却好学上进，是个优等生。司令官常常教训儿子说：“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不争气的儿子。”有一天这个不争气的儿子被训得忍耐不住，顶撞起老子说：“我的父亲当上了司令官，您的父亲却没当司令官，可见你的父亲不如我的父亲。我的儿子是学校的优等生，你的儿子却不是，可见您的儿子不如我的儿子。既然您的父亲不如我的父亲，您的儿子不如我的儿子，那就是说您在这些方面都不如我，您还凭什么说我不好呢？”
司令官的儿子借用儿子和父亲的关系把责备自己转换成责备他人，这也是一种移花接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