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话，叫做成功需要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和百分之一的灵感。这句话对错与否先不去说，就这句话本身的意思来讲，是把努力在成功中的作用高度强调了的。
有的事情是努力就会成功的，比如用铲子挖坑，只要努力，就会把坑挖大挖深，有的事情则不一样。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努力的方向，不知道该如何去努力的时候，就会想办法在别的方面下工夫。
事实上，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很多的规则、途径都是秘而不宣的，之所以要这样，就是为了保持一种对资源的控制权——只有制定规则的人才拥有公布谜底的权力，这样资源自然就围绕着他聚集了。可正是这种秘而不宣的方式，让为了这个谜底而追逐的外围人群无所适从，因为制定规则的人可以随时改变说法，无论追逐者如何努力，都可能最终愿望落空，只因为他们手中没有控制着谜底解释权这个资源。
所以，追逐者和规则制定者之间，就展开了一种博弈，一方面，规则的制定者从不公布得出谜底的途径，以免追逐者知道这一途径之后按部就班地进行努力，这样子谜底毫无神秘感可言，控制了谜底解释权的规则制定者自然就不那么重要了；另一方面，谜底的追逐者想尽办法想要知道得出谜底的途径，如果无法知晓这个途径，他们就无法努力，因而他们往往会在无法知道途径的情况下，采取特殊的方式，自己制造出一个谜底来，逼规则制定者就范。
这种谜底追逐者反过来逼规则制定者就范的情况，其实就是一个新的规则制定者诞生的过程，因为追逐者逼制定者就范的过程，本身就是追逐者按照自己的利益制定出一套新的规则，并在这一规则下制造出一个新谜底的过程。
国本问题的严重性
追逐者成为新的规则制定者，有通过暴力手段实现的，有通过非暴力手段实现的，这关键在于追逐者的实力。所谓水到渠成，当实力足够，自然不需要暴力也能完成从追逐者到制定者的转化。而历史上非暴力的追逐者身份转化案例，最为明显的，就是明朝后期通过“妖书案”、“梃击案”而登基的太子朱常洛。同样，其他想要夺取权力的人，也利用同样的手段，制造了“红丸案”和“移宫案”。
万历皇帝由于宠信郑贵妃，想立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为皇储，不愿意册立王恭妃所生的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这一事件，在外廷大臣看来是不合祖宗法度的，因此屡屡向皇帝谏诤，尽快册立皇长子为太子，称为“争国本”。皇帝却寻找种种借口拖延，借口之一，皇长子的生母是宫女出身。
当外廷对此事议论得沸沸扬扬之时，宫中的慈圣皇太后李氏（万历皇帝的生母）也有所闻，她是喜欢恭妃王氏的，也心疼她的长孙。有一天，万历到慈宁宫向母亲请安，母子之间发生了这样一场对话：
太后对儿子说：“外廷诸臣多说该早定长哥（宫中称呼太子为长哥），如何打发他？”
儿子回答：“他是都人（宫中称呼宫女为都人）的儿子。”
太后听了心中不快，正色训斥道：“母以子贵，宁分差等？你也是都人的儿子！”
这一下点到了要害。原来万历的生母李氏，也是宫女出身，早年以宫女身份为隆庆皇帝生下了朱翊钧（即后来的万历皇帝），才进封为贵妃。万历自知理亏，如果因为宫女所生不能册立为太子，那么他本人根本就不可能当上皇帝。听了母亲的训示，他惶恐万状，伏地请罪不已。太后训示的压力超过了外廷大臣的千言万语，以后皇长子朱常洛之所以能有转机，郑贵妃欲立皇三子朱常洵的阴谋之所以不能得逞，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皇长子朱常洛，生于万历十年，到万历二十二年才出阁讲学（太子的豫教），已经十三岁了，因为是“庶出”的关系，境遇很是坎坷。皇帝的一拖再拖，廷臣的一再谏诤，从批准出阁讲学，到四年后举行冠礼，再过三年册立为皇太子，这条路一波三折，过于颠沛。
朱常洛虽然成为皇太子，但日子并不好过。一方面父皇并不喜欢他，另一方面郑贵妃时时想造成“易储”（更换太子）的局面。皇太子朱常洛的处境岌岌可危，引起朝野上下忧心忡忡，于是乎有所谓“妖书案”的发生。
所谓“妖书”其实称不上“书”，不过寥寥数百字的揭帖（传单），题目叫做“续忧危议”。为什么要叫“续”呢？因为先前已经有过“忧危议”了，这次是“续篇”。
饱学之士吕坤在山西按察使任上，曾把历史上的“列女”事迹编成一本书，题名《闺范》。不久太监购得此书，传入宫中。郑贵妃命人增补了十余人，以汉明德皇后开篇，郑贵妃终篇，并加写一篇序文，嘱托其伯父郑承恩及其兄弟郑国泰重新刊刻，书名改《闺范图说》。
郑贵妃把自己列入“闺范”之中，意图是昭然若揭的，由此看来《闺范图说》与《闺范》虽有不少相同之处，但两者的编写初衷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料有人把两书混为一谈。万历二十六年有一个托名燕山朱东吉的人，为《闺范图说》写了一篇跋文，题为《忧危议》，把一本经过别人篡改的议论妇女道德的书，加以政治化、现实化，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纷纷回过头来清算吕坤。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弹劾吕坤“机深志险”，“潜进《闺范图说》，结纳宫闱”。
吕坤蒙不白之冤，立即写了《辩忧危议疏》向皇上辩白：“先是，万历十八年臣为按察使时，刻《闺范》四册，明女教也。后来翻刻渐多，流布渐广，臣安敢逆知其传之所必至哉？伏乞皇上洞察缘因《闺范图说》之刻果否由臣假托，仍乞敕下九卿科道将臣所刻《闺范》与（郑）承恩所刻《闺范图说》一一检查，有无包藏祸心？”显然，他编写的《闺范》后来被人改头换面成《闺范图说》，与他无关，不能说成他自己偷偷送进宫里，企图“结纳宫闱”。
吕坤当然是无辜的。由于事情牵连到郑贵妃，万历皇帝不得不亲自出面干预，下达谕旨，说明《闺范》一书是他推荐给郑贵妃的，因为书中大略与《女鉴》一书主旨相仿佛，以备朝夕阅览。他在谕旨的最后以严厉的口气说道：“戴士衡这厮以私恨之仇，结党造书，妄指宫禁，干扰大典，惑世诬人，好生可恶。”照例本应严办，但那样的话，势必追究《闺范图说》的来龙去脉，郑贵妃自然难脱干系。他不想把影响扩大，便轻描淡写地作出结论：“这事朕已洞知，不必深办。”他用这种方式来淡化此事，使事态渐次平息。因此这本“妖书”——《忧危议》，并未引起政坛的震动。
到了万历三十一年，又冒出一本《续忧危议》，再次旧事重提，终于酿成晚明史上有名的“妖书案”。虽然文章不长，却好像一颗重磅炸弹，使政坛为之震动。
《续忧危议》抓住皇太子岌岌可危的处境大做文章，指责郑贵妃企图废太子，册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一则说，“夫东宫（指太子）有东宫之宫，一宫未备，何以称安乎？皇上迫于沈相公（内阁首辅沈一贯）之请，不得已而立之，而从官不备，正所以寓他日改立之意也”；再则说，“曰：改立其谁当之？曰：福王（即朱常洵）矣。大率母爱者子贵，以郑贵妃之专擅，回天转日何难哉”；三则说，“夫在朝在野，固不乏人，而必相朱者，盖朱名赓，赓者更也，所以寓他日更立之意也”。接下来，列举了附和朱赓的九个文武大臣，“而又有郑贵妃主之于内，此之谓十乱”。总的意思是说，皇帝不得已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但太子居住的东宫及其规制都不具备，因此储位未妥，国本未固，在“十乱”的活动之下，不知什么时候太子就会被废掉，而改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
显然，这是支持太子的人——很可能就是太子本人——制造出的舆论，试图让百姓了解，然后以百姓的舆论来打压福王与郑贵妃母子企图掌权的念头，并且引起万历皇帝的重视。
一夜之间，这份《续忧危议》的揭帖，传遍京城，上至宫门，下至街巷，到处都有，一时间舆论哗然。人们看到这份类似传单的东西，指名道姓议论当时政治中最为敏感的话题，大惊失色。关于郑贵妃欲废太子由自己的儿子取而代之的政治谣言，早已不翼而飞，传遍街头巷尾，但那毕竟是私下的窃窃私语，如今竟然堂而皇之地以书面形式公开散发，可见事态的严重性。
《续忧危议》中指名道姓提到的朱赓，十一月十一日清早，在他家大门口发现了“妖书”，外题是“国本攸关”，内题是“续忧危议”。一看内容，竟是诬陷自己“动摇国本”——他日更换太子，令他惊慌失措，有口难辩，赶紧诚惶诚恐地把它呈送皇上，并且附上一份申辩书：“臣以七十衰病之人，蒙起田间，置之密勿，恩荣出于望外，死亡且在目前，复更何希何觊？而诬以乱臣贼子之心，坐以覆宗赤族之祸。”
万历皇帝接到奏报，一面对朱赓加以安慰，说这是不逞之徒无端造谣，干卿何事？一面下令特务机构东厂、锦衣卫以及保卫北京的五城巡捕衙门立即侦查肇事者。由于“妖书”涉及太子的废立问题，唯恐太子朱常洛惊恐不安，特地召见他，安慰道：“哥儿，你莫恐，不干你事。但去读书写字，早些关门，晏些开门。”又说：“近有逆恶捏造妖书，离间我父子兄弟天性亲情，动摇天下。已有严旨，缉拿以正国法。”
“妖书”不仅震动了内宫，而且震动了外廷。内阁首辅沈一贯、次辅朱赓，鉴于“妖书”把他们说成是郑贵妃的帮凶，为避嫌疑，都待罪在家。内阁中只剩下沈鲤一人主持日常工作，外间便把猜疑集中到沈鲤身上。
与沈鲤本来就有嫌隙的沈一贯，要化被动为主动，毫无根据地怀疑“妖书”出于沈鲤的门生、礼部右侍郎郭正域。他指使给事中钱梦皋上疏诬陷郭正域、沈鲤与妖书有牵连，主张严查到底。由于“妖书”宣扬的基调是“东宫之立非上意，终必易之”，使万历皇帝十分恼怒，使他很容易接受沈一贯的主张，于是授权沈一贯大肆搜索。
京营巡捕陈汝忠受沈一贯之命，逮捕了和尚达观、医生沈令誉，欲从这些人口中引出郭正域。结果达观和尚被拷打至死，沈令誉受刑后奄奄一息，都未招供。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的官员又把郭正域的同乡胡化抓来，要他诬陷郭正域、沈鲤，胡化拒绝招供。
在权大于法的体制下，什么奇怪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东厂、锦衣卫和三法司会审时，竟然要沈令誉家奶妈的十岁女儿出庭作证。司礼监太监兼提督东厂太监陈矩问那小女孩：你看到印刷妖书的印版一共有几块？小女孩根本不知此事，胡乱回答：满满一屋子。陈矩听了大笑：妖书只有两三张纸，印版怎么可能有一屋子呢？陈矩又问另一个嫌犯：沈令誉告诉你刊印妖书是哪一天？那人根本不知情，胡乱答道：十一月十六日。参与会审的兵部尚书王世扬说：妖书于十一月初十日已经查获，怎么可能在十一月十六日才刊印呢？最高司法当局的会审，搞成了一场闹剧，对郭正域的诬陷当然难以成立。
皇太子朱常洛得知郭正域因“妖书案”被诬陷，十分焦虑不安。郭正域曾经当过他的讲官（老师），深知其为人，多方为之鸣冤，又传话给提督东厂太监陈矩：“饶得我，即饶了郭先生吧”后来还是陈矩鼎力平反，郭正域才免遭陷害。
“妖书案”迟迟无法侦破，东厂、锦衣卫压力与日俱增，不得不加紧搜索。十一月二十一日，东厂缉获一名可疑男子嗷生彩，据他的供词，其兄生光有重大嫌疑。锦衣卫立即逮捕了生光及其儿子其篇，并在他家中查获罗纹笺写的手稿等物证。生光是一个秀才，专门以“刊刻打诈”为生，虽然与“妖书”无干，办案官员却如获至宝。接着又把为生光刻书的刻字匠徐承惠抓来作为证人，他招供曾为生光刻过《岸游稿》十二张及“妖诗”一版。掌管锦衣卫的王之桢武断地认定生光就是“妖书”的作者。
于是东厂、锦衣卫与政府高官遵旨会审，生光屈打成招，被逼交代了自己的“罪行”：本人被革去秀才功名，怀疑是皇亲郑家（郑贵妃家属）指使，意图报复。在刻了“妖诗”及《岸游稿》以后，再刻《国本有关》，命其子连夜散发，以为皇亲郑家“定有不测之祸，可报大冤”。
其实，这是生光的“自诬服”，是逼供而得到的虚假供词。参加会审的官员却认为“生光前作妖诗，继播妖书，众证甚确，自认无词”。皇帝也以为此案可以了结，要三法司尽快定罪。
万历三十二年四月，刑部尚书萧大亨把三法司拟定生光“论斩”的结论上报皇帝，皇帝以为太轻，要求从重拟罪。萧大亨心中有数，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论斩”已经过重，不敢法外擅拟，请皇上定夺。万历皇帝急于结案便亲自定罪：凌迟处死，再枭首示众。理由是：“生光捏造妖书，离间天性，谋危社稷。”
就这样，无辜的生光被糊里糊涂凌迟处死，然后枭首示众，他的妻妾、儿子都发配边疆充军。生光成了“妖书案”的一个替死鬼。就连沈一贯、朱赓对“妖书”出于生光之手也难以置信。他们曾就此案向皇帝表明：有关生光的证据，“空洞繁言，无足推求事实”，“含糊难明”。
然而参与会审的官员却振振有词，不过他们的定案有如儿戏。据《先拨志始》记载，参御史余懋衡向众官员宣布他定罪的依据是：“昨梦观音大士说：‘妖书系生光所为。’”在场的人听了莫不匿笑。据《罪惟录》记载，另一个参与会审的御史沈裕为了急于了结此案，曾厉声对生光说：“恐株连多人，无所归狱。”听了这样的诱供，生光不得不自己“诬服”，以后也不再翻供。他叹息道：“我为之，朝廷得我结案已矣，如一移口，诸臣何处乞生？”冤案的真相已经跃然纸上。
生光虽然是一个落魄文人，屈打成招后，却还有一点骨气，始终没有顺从厂卫及三法司官员的意图，随意诬陷他人。提督东厂太监陈矩在向皇帝汇报时，承认皇上要追究幕后主使人的旨意难以实现，无可奈何地说：“（生光）忍刑辗转，书内词名一字不吐。”皇帝也不得不承认：“生光证佐已明，忍刑辗转，未吐同谋主使真情。”刑部尚书萧大亨想讨好皇上，再三诱使生光扳扯“同谋主使之人”，生光拒不服从，抗言道：“我自为之，谁为主使？”在会审时，萧大亨把写好的纸条塞入刑部主事王述古袖中。纸条上写着这样几个字：
“脱生光而归，罪（郭）正域。”王述古正色拒绝：“狱情不出囚口，出袖中乎？”
生光死后，舆论界普遍认定，“妖书”并非生光所作。当时的野史都提及这件事。有人说，“妖书”出于武英殿中书舍人赵士桢之手。赵士桢一向慷慨有胆略，“妖书案”发后，闭门不出。据说，生光被凌迟处死后，赵士桢精神错乱，屡次梦见生光索命，一病不起。临死前，他自己透露了这一秘密。又传闻，赵士桢临死时，“肉碎落如磔”。所谓“肉碎落如磔”云云，当然是民间关于因果报应的街谈巷议，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不过，由此也折射出舆论的导向：生光死得冤枉。
稍微冷静地加以分析，便可以判断，一个落魄的秀才，如何能写出这篇涉及“国本”的政论文《续忧危议》！能撰写此文者，非得熟悉宫廷内幕及官场上层动态不可，区区生光断然无此能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