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苏轼根本就不是什么“骑墙派”，他还在身体力行执行一些有利于人们的新法，但他对新法的弊端看得很清楚，所以难免会说上两句，但就这两句也为新派人物所不容，可见在党派争斗很激烈的时候，在政治上想置身事外是很难做到的。因为领头的斗鸡不可能骑墙，他必须选择要么进攻要么后退的博弈法则。
一般说来，当一派得势时，这一派也就会选择前进，而失势的一派一般会后退，北宋的新旧党的博弈便是这样。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就选择了外派，不与“新派”共事。这也就造成了所谓的“中间派”难以生存下去，因为“新党”们眼中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自己人，要么就是反对派。当然后来苏轼并没有死，而是贬他到黄州做团练副使去了，但我们也可看出北宋党争的严酷性。
北宋士人官僚集团分为新旧两党之后，而在宋神宗死后再次分化组合。这时高太后临朝，王安石隐居，新党失势，几乎是作鸟兽散，司马光被任命为宰相，旧党得意。得意的旧党比新党要复杂得多，他们因政见不同、地域不同，不久就再次分裂并组合成洛、蜀、朔三派。但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
据记载，“哲宗即位，宣仁后垂帘听政，群贤毕集于朝，专以忠厚不扰为治。和戎偃武，爱民重谷，庶几嘉之风矣。虽然，贤者不免以类相从，故当时有洛党、川党、朔党之语。”洛党以程颢为领袖，朱光庭、贾易等为成员；川党以苏轼为领袖，吕陶等为成员；朔党以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为领袖，成员就更多了，各党也相互攻击，但矛盾并不突出。旧党虽然都反对王安石变法，但其侧重点则各有不同，所以有洛、朔、蜀三派之分。
洛党也主张革新政弊，程颢就曾经上书《上神宗皇帝陈治法十事》，讲述他革新时弊的气概。但洛党的改革重在人才的选用上。程颢《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札子》云：“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又云：“岂惟得士浸广，天下风俗将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而新党革新则重在法令的威严，不重视人才的选拔。所以王安石在制定一系列法令之后，就以附和迎合者为大用。
当然，其中也有王安石所不得已的因素存在，王安石还没有执政之前，就已经遭到满朝大臣嫉恨，后来的一切实施法令，不论是非，都遭到旧臣们的抨击，都不愿跟他在一起，王安石不得不引用新来的，作为自己的助手。由上可知旧党之洛派原本并不反对改革，只是在重人与重法方面，洛派与新党各有主张。这既是洛派反对新党变法之根本原因，也是后来洛派与朔、蜀二派分庭抗礼之最根本处。
朔派之政治主张又不同于洛派，这一派主张对社会进行逐步改良，而反对新党及洛派大张旗鼓的改革。司马光说：“治理天下就像居家，破烂了就把它修好，如果不是损坏得非常严重的话，那是不必要再造的。”因此，司马光任宰相后就全部废除了王安石的新法，而洛派于新政并不主张全部废除。
对于熙丰新政，以苏轼为代表的蜀派并没有固定的、鲜明的主张。如对于熙丰的免役法，苏轼兄弟开始都反对，等到司马光恢复差役，苏轼又不赞成了。后来苏轼对司马光说：“差役、免役，各有利弊。免役的害处是有利于朝廷官员的聚敛而老百姓就会没有钱用了。差役的害处是老百姓常常因为要为朝廷服差役，而不得专心于农耕，而吏胥往往因此狼狈为奸。这两害，轻重大概差不多。”
因此，旧党在司马光当政期间，就因政见不同而进行了分化，也因政见不同而重新组合成洛、蜀、朔三党。虽然没有根本利益上的分歧，但相互攻击是在所难免的。由此，北宋的党争进一步扩大。由于是以政见和地域来划分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以地域来区分，由于各人出生地域唯一性，自然也就无所谓什么骑墙派。
总之，北宋的党争起先因变法的态度不同而初次分化并组合成为新旧两党之争；旧党又因对熙丰新政的认识和态度不同而再次分化、组合成洛、蜀、朔三党之争。北宋士人官僚集团的不断分化与重新组合，其实有着深远的文化背景，即宋没有宦官、外戚两大政治集团的介入，只有一个士人官僚集团。因此按利益集团来划分，各党派只从属于一个利益集团，而不存在跨利益集团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北宋的党争是没有骑墙派的党争。
东林党人：以党争呼唤正义
从历史上看，东林党并不是一个政治团体，更不是一个“党”，所谓“东林党”实际上是政敌把它诬为“朋党”之后的一种称呼。历代朝廷大臣权贵，凡是要攻击政见不同者，往往攻击为“朋党”，由此引起党争、酿成党祸的事情是很多的：东汉的党锢之祸，唐代的牛、李之争，北宋的新旧两党，以及此处要说的明代东林党争，都是比较重大的党争党祸。
明代党争出现于宦官专权之后。洪武初年，朱元璋为防止宦官专权而令“寺人不过侍奉洒扫，不许干与政事”。英宗朝以后，宦官势力的膨胀，干预政治的能力遂滋长。
比如英宗朝王振、宪宗朝宦官汪直、武宗朝宦官刘瑾、熹宗朝宦官魏忠贤等，都曾干预朝政、打击士人官僚。其中最激烈、最残酷的当数熹宗朝魏忠贤集团与东林党人之争。
东林党人因东林书院而得名。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等修复宋代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顾宪成、高攀龙等在书院讲学的八人，被称为“东林八君子”。
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东林人士为匡正时弊讽议朝政、评论官吏，既有鲜明的学术思想见解，又有积极的政治主张。他们要求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赃枉法。这些针砭时政的主张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两者之间因政见分歧发展演变形成明末激烈的竞争局面。反对派将东林书院讲学及与之有关系或支持同情讲学的朝野人士笼统称之为“东林党”而加以无端攻击诋毁。这就是“东林党”的来历。
明末党争中，东林党的主要对手是齐、楚、浙党。双方从争国本开始，以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为余波，相持不下。
天启年间，东林党由于扶持熹宗即位有功而命运出现了转机，当时的首辅刘一景、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礼部尚书孙慎行，兵部尚书熊廷弼，都是东林党人或东林的支持者，可以说明朝的军事、政治、文化、监察和人事大权全都被东林掌握，他们从在野的清流成为了主持朝政的主要力量，《明史》记述此时：“东林势盛，众正盈朝。”按理说，这是他们治理国政的最佳时机。然而此时，东林党人与阉党集团之间因朝政争论相互攻击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阉党是以魏忠贤为核心人物的宦官集团。熹宗不喜欢管理朝政，只喜欢木工，经常沉溺于此，不觉厌倦，而魏忠贤总是等熹宗做木工的时候故意拿出一大堆奏章出来让熹宗批阅，而熹宗这时总是不耐烦地让魏忠贤去处理。
时间长了，朝中大小事务都要先请示魏忠贤，魏忠贤也就执掌了朝政大权，被东林排斥的齐、楚、浙诸党争相依附形成了强大的力量。魏忠贤排斥异己、收罗爪牙，建立了遍布各地的特务网络。只要说了魏忠贤坏话，就很容易招致杀身之祸。朝中巴结魏忠贤的人也越来越多，魏忠贤也被人称为“九千岁”。
作为一个宫内的宦官，魏忠贤完全清楚自己的处境：并非前朝大臣，也没有任何功绩，只是凭着自己对皇帝的谄媚才获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所以要巩固自己的权威，就一定要利用御史，让他们成为自己的爪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