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初，玛塔·哈丽回到巴黎。巴黎仍旧保持着昔日的繁华，但繁华也只是一种虚假的表象而已。通货膨胀、饥饿、疾病，还有绝望已经悄悄侵占了市民空虚的心灵。玛塔·哈丽打起精神，去面对渺茫不可预知的命运。
她去拜望先期回到法国的丹维纽上校，试图寻求保护。但是丹维纽上校已经准备出发，她只能赶到火车站匆匆见他一面。上校简单地交代玛塔·哈丽可以去找老友杜拉上尉。但这位情报官员和丹维纽一样老奸巨猾，嘴里满口承诺有事可以随时来找他，临别之前却意味深长地说：“你不用担心，你的将来在你自己手中，完全取决于你的实际行动。”
玛塔·哈丽在失落中离开，她不知道前面等待她的是什么。不过她没有躲起来，仍与自己的新情人——一位波兰军官，频繁出入于花花世界。她还是盼望着真正的情人马斯洛夫来到她的身边，重温曾经的美梦。
但是马斯洛夫已经受到了上级的严重警告：如果想保住自己的前途，就必须和这个危险的女人断绝关系。他对玛塔·哈丽本来就是逢场作戏，这下更是躲得远远的了。
失去了情人的玛塔·哈丽孤独无依，法国人早已把她抛弃，而德国人惯于借刀杀人地干掉失去利用价值的间谍。她只好求助于同胞，到荷兰大使馆请求人境签证，但得到的仍旧是漫无边际的搪塞。
巴黎在惊恐和阴森的氛围中进入了2月，差不多可以听到德军轰轰的炮声了，玛塔·哈丽在惊恐中等待着未知命运的来临。果然没过多久她在爱丽舍饭店被捕，随后被拘禁在圣拉扎尔监狱l2号监房。
消息一传出，全巴黎震惊。许多人开始并不接受这个说法，他们觉得玛塔·哈丽只是喜欢和男人调情、喜欢冒险，不可能是真正的间谍。但也有人猜测，玛塔·哈丽试图充当双重间谍。而事实上证据确凿，截获的两封电报，还有玛塔·哈丽从德思科银行领取经费的收据，终于让法国人相信这确实是名副其实的间谍。
玛塔·哈丽因叛国罪受到了审判。预审官布沙尔顿上尉认定玛塔·哈丽有罪，她的所有口供在笔记员的笔下都成了可怕的罪行：
1916年5月，玛塔·哈丽在国境的昂代车站，受到法国间谍机关的盘查而被拒绝入境，后来蒙混过关；借口看望情人马斯洛夫去维塔，实际上和各个兵种的军官广泛接触搜集情报；玛塔·哈丽在荷兰驻巴黎大使馆得到的好几笔款项，肯定是某种背叛行为的代价，而不是情人范·德尔·卡佩伦的慷慨赠与。
玛塔·哈丽在这种逼问之下，已经陷入绝望的深渊。不过她还是努力提出有利于自己的事实：“我在马德里认识了冯·卡勒，不也向法国提供了德国要向摩洛哥派遣军队的情报吗？”但是布沙尔顿上尉并不认为这有助于补偿她的罪行。审讯的结果就是确定玛塔·哈丽在为法国工作之前就长期为德国工作，而且她交给敌对国的是最新的准确情报，而交给法国的情报则是过时的，没有什么价值。
7月下旬，玛塔·哈丽被带上了军事法庭。法庭强调，她长期从事服务于德国的间谍活动，导致17艘盟军船只被击沉，造成5万多名法国士兵阵亡。此外，她还出卖了六名法国秘密间谍，向敌方报告法、英军队的情报，并造成英国战舰“汉普郡号”被击沉，全船人员遇难。
玛塔·哈丽拒绝承认自己是间谍，她极力申辩说：“我是妓女，没错；但我不是叛徒，永远不是。”
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法国军方将玛塔·哈丽定为超级间谍，军事法庭判她死刑。她双唇紧闭，平静地听完了这一判决。执行日定在1917年10月15日，玛塔·哈丽将在这一天与这个曾带给她花天酒地的生活、恣意纵情的狂欢和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的美妙世界诀别了。前一天晚上，她安静地睡了个好觉，这是因为医生出于对她的关怀，在她的晚饭中掺了相当量的安眠药。早晨，她在睡梦中被叫醒，得知法国总统雷蒙德·普安卡雷已经驳回了她的恩赦申请。最后的希望破灭了，玛塔·哈丽仔细梳理了头发，化了淡妆，换上一件较好的衣服，在神父和修女面前做最后的告别。然后一辆带篷马车将她从监狱带到文森射击场——她的刑场。
刑场里有一棵作为行刑柱而被砍掉了头的小树，一个黑暗的角落里停着装着棺材的马车。玛塔·哈丽面无表情地走到了离行刑柱不到十米的地方。12名宪兵已经排成一排，瞄准了她准备射击。
按照惯例，先是法庭主席宣读判决，他紧张得声音都嘶哑了：“根据第三军法庭会审的裁决，以间谍罪，判处玛格丽特·吉尔特鲁伊达·泽勒死刑。”接着是神父走到玛塔·哈丽的面前，念完悼词。一位宪兵走上前准备给她蒙上眼睛，她摇摇头拒绝了，也不让行刑者把她绑在木桩上。
排枪射击的闷响打破了秋日清晨的宁静。迎着呼啸而来的12颗子弹，这位41岁女人的脸上没有丝毫慌张，相反，她挺直了胸脯，从容地等待死神的降临。玛塔·哈丽，这位美艳绝伦的舞女、交际明星、巴黎人的宠儿，人类历史上少见的女间谍，就这样在刑场上香消玉殒。而且，她的遗体在受到l2发子弹的穿透以后，并没有被安静地掩埋起来，而是被解剖，供好奇的人们观赏、研究和议论。
玛塔·哈丽的头颅一直被保存在巴黎阿纳托密博物馆，经过特殊的技术处理后仍保持了她生前的红唇秀发，看似鲜活。然而2000年，这颗头颅竟然在博物馆不翼而飞，有人说是被她的崇拜者盗走了，而有关玛塔·哈丽这位谍海女王的故事就像这失踪的头颅一样，仍然谜团重重。
1917年以来，她的间谍生涯一直为人们所谈论，为一些学者所研究，并被写成专著，拍成电影、电视剧。历史学家们经常为整个事件冥思苦想，特别是法国政府拒绝对已于1917年密封的有关玛塔·哈丽的报告材料进行公开而详细的研究。
1985年，美国新闻记者拉塞尔·沃伦·豪声称自己掌握艳情女间谍玛塔·哈丽在沙托的文森尼斯活动情况的有关资料，这些资料可以证明玛塔·哈丽并不是德国间谍，而是一个自由情报员，其唯一的间谍活动是在马德里为法国人服务。豪说，玛塔·哈丽在那里勾引了一名德国使馆武官，她出卖自己的肉体和他度过了销魂的三天三夜，但她所得到的都是些过时的或者没有多大价值的情报。虽然玛塔·哈丽从德国情报机关收受了金钱，但她所提供给他们的，也都是些很容易采集到的小道消息。
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充满了排外情绪，其军队遭受到致命打击，损失惨重，因此无法接受这样的评议。豪为玛塔·哈丽的遭遇深感不平，他评论说，“该责备的应该是那些无能的将军，玛塔·哈丽却成了他们的替罪羊。在审判期间，她被指控以牺牲几十万英法盟军的生命为代价出卖军事机密。而对于德国人来说，他们认为她作为双重间谍欺骗了他们，其根据是：德国人发了一封密电，他们知道法国人破译了它，对玛塔·哈丽间谍的指控则与这份密电有关。”
据报道，玛塔·哈丽最终被推上刑场，全拜她被捕后的主审法官布沙尔顿所赐。但让人不解的是，法官布沙尔顿历来都被认为是一位秉公执法、受人尊敬的大法官，可是面对玛塔·哈丽辩护律师据理力争提交上来的关于玛塔·哈丽曾为法国窃取德军情报的事实却视而不见。
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l986年之后，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考勒斯对这段历史提出了全新的解释，并抖出“绝对内幕”，他的外曾祖父便是当年负责审理玛塔·哈丽“间谍叛国”案的主审法官埃尔·布沙尔顿。
考勒斯考察发现，外曾祖父发现外曾祖母红杏出墙之后，在日记和私人信件中处处流露着对所有女人的憎恨，这种憎恨之情对于那些行为放荡的女人更是到了近乎病态的程度。当时混迹巴黎社交圈的玛塔·哈丽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布沙尔顿的报复首选。同时考勒斯经考证后认为，玛塔·哈丽虽然收下了那两万法郎，也曾多次引诱法国高级军官上床，可是从未向德军出卖过任何有价值的情报。但历史无法改变，玛塔·哈丽被推上了刑场，一来为众多阵亡的法军士兵报了国仇，二来也为法官布沙尔顿报了对女人的家恨。
虽然各种声音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不管玛塔·哈丽是德国间谍、法国间谍，还是双重间谍，她都违背了间谍活动的基本原则：她太粗心，也太天真了，居然认为她习惯跟男人上床的行为不会惊动告密者，以致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玛塔·哈丽被枪决后，其被解剖的尸体被草草埋葬在了巴黎的墓园。好事者在她墓前的十字架上歪歪斜斜地写着：间谍乎？替罪羊乎？
辛西娅
西方谍报专家公认，女间谍中首屈一指的当数辛西娅。在间谍史上，辛西娅可以使许多风流艳谍自惭形秽。这位原名叫贝蒂·索普的美丽女人，身材苗条，拥有一头金发，一对蓝色的大眼睛。据一位外交官说，她的目光、身材不管在什么场合，对男人都是一种挑衅。
二战伊始，辛西娅就向英国情报机构展示了她的间谍才干。她利用意大利驻美国大使馆中老朋友的关系，窃得意大利海军密码系统。既而她又假扮美国记者，接近法国维希政府驻美使馆新闻官查尔斯·布鲁斯。布鲁斯对她一见钟情，两人联手搞到法国海军密码。1946年布鲁斯迎娶了辛西娅，两人在法国乡村古堡中安度晚年。
战争让女人走开，但辛西娅绝对例外。正是这位娇艳迷人、富有勇气和智慧的非凡女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施展手腕、大显身手，为盟军在：北非登陆作出了杰出贡献。在女间谍云集的时代，辛西娅是无与伦比、接近完美的间谍。她具备能够准确无误地利用男人的感情及其敏感区的才能，工作起来得心应手，成就更是光彩夺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