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认为“曾国藩是我国旧文化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理想人物”，“无论我们是看他的字，读他的文章，或是研究他的为人办事，我们自然想起我们乡下那个务正业的小农民。他和小农民一样，一生一世不作苟且的事情。他知道文章学问道德功业都只有汗水才能换得来，正如小农民知道要得一粒一颗的稻麦都非出汗不可”。与曾国藩的农民式的“本分”相比，李鸿章更多的是官场上的权术和手腕，从功成名就后的全身自保的方式上能更明显地看出这种区别。曾国藩作为镇压太平军的“第一功臣”，他想到的保持身名俱泰的方式是解除部分兵权，将部分湘军将士遣散回家，同时把李鸿章和淮军推上前台，也使自己韬光养晦，免得朝廷疑忌。而李鸿章则将权势看得极重，占据高位不肯下来，并通过罗织关系网以自固。
在回顾自己一生时，李鸿章谈到自己的文章学问，与曾国藩相比，深感自惭形秽。他说：“我老师道德功业，固不可言，即文章学问，亦自卓绝一世，然读书写字，至老不倦。我却愧一分传授不得，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矫之气，任意胡弄，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只好看看《通鉴》，稍知古人成败之迹，与自己平生行事，互相印证，借以镜其得失，亦尚觉得有点意趣。”
恰好，曾国藩对李鸿章也有一番评价。曾国藩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清朝著名的学者俞樾）拼命著书。”曾国藩用“拼命”两个字，把李鸿章热衷官场、醉心仕宦的面目刻画得极为贴切。
平衡上下方能不倒
“不倒翁”如何站稳脚跟？简单地说，就是要能够平衡上下关系，让上级满意，让下级服从。这句话说起来十分简单，但是实施起来就十分难。
但是，李鸿章似乎是天生的政治人物，他把上下关系处理得十分妥当。他曾经不无骄傲地说：“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
李鸿章平衡上下的技巧，说白了，就是一个字：“利”。他以“利”来吸引下级，并以“利”来巴结上级，最终让他能够左右逢源，上下其手。
李鸿章对于无法给予差使的人很是礼貌，而对于可以委任的人则故意加以粗言恶语。他对待下属颇为傲慢，满口污言秽语，根本不像是个书香门第的翰林公。下属官员赴任前向他辞行，或者因为什么事情向他道谢，他总是用合肥土话说：“贼娘，好好的搞！”被他骂的人不以为耻，反而沾沾自喜，别人听了也不以为非，以为被李鸿章所骂的人是“红员”，必将得到重用。据说有一位副将想托人情谋个中军职务，很长时间都没有音讯。有人对他说：“得到这个差事太难了。”那个人则很自信，说：“有一天召见时，中堂大人骂我滚了。”
李鸿章驭下之术的弊害在于，如果求差之人为了求得差使而甘心以被骂为荣，必定是无廉耻之心而唯利是图的小人。李鸿章明知这些人的真实面目，还仍然愿意委以差使，其直接的后果是吏风日下。所以，晚清官场的风气败坏，李鸿章也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
李鸿章晚年坐镇北洋时，凡是同乡的请求，没有不答应的。他的军营中几乎全是安徽人了，其他省的人根本没有容身的机会。作为一名朝廷要员和封疆大吏，李鸿章这种狭隘的乡土观念有时竟到了可笑的程度。
光绪元年（1875），因光绪继位，增加一科乡试，是为“恩科”。当时李鸿章正由天津入京觐见，本来应该立即返回任所，但这时顺天乡试快要揭榜，于是决定推迟几天。当得知所中举人没有一个安徽人时，李鸿章非常气愤，说道：“咸丰戊午科（1858）顺天乡试也是一个安徽人没有，今年不会再闹出柏中堂那样的笑话吧。”柏中堂就是柏葰，时任大学士，主持咸丰戊午科顺天乡试，其家人私受贿赂，被政敌抓住把柄，因此被杀。李鸿章这句话里的潜台词就是：“不录取安徽人就该有柏葰那样的下场！”
李鸿章所荐举的许多重要官员都是安徽人，像其幕僚周馥（安徽建德人）、杨士骧（安徽泗州人）都先后得到他的保举升任直隶布政使，很快升到了巡抚、总督的位置。北洋海军将领丁汝昌、卫汝贵、叶志超等人都出身淮军，他们早年跟随李鸿章在镇压捻军中立下汗马功劳，故被委以重任。对于其他以昔日部将身份来找他求职的人，李鸿章也几乎是有求必应。李鸿章说自己“率乡井子弟为国家杀贼保疆土”，这些人于国有功，因此“一切小过，悉宽纵勿问”。由于李鸿章顾及情面而姑息纵容，导致淮军军纪败坏、名誉扫地。
李鸿章的曲法徇情，公私不明，是他从政的一个最大弱点。但是李鸿章通过优用乡人和旧部，彼此间便结成了休戚与共的紧密关系，从而便形成了谁也无法忽视的政治力量，这也是李鸿章在激流暗礁遍布的晚清官场屹立几十年而不倒的一大秘诀。
另外，李鸿章为了平衡上级的关系，就想尽办法取媚于当权者。一次，李鸿章上疏说直隶一个地方的“麦秀两歧”，就是说一棵麦子上长了两个穗。这在当时是被看做天下太平和主上圣明的征兆。身为直隶总督并自诩精通洋务的李鸿章，居然也用这种把戏来奉承慈禧太后。
甲午战前，对于是战是和，清廷有两种意见，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主和，而以光绪为首的“帝党”主战。为了增强自卫能力，一些北洋海军将领多次请求添置新式船舰，李鸿章的回答是：“现在考虑到时艰款绌，我没敢奏咨渎请，如果有什么问题由我承担好了。”摆出一副勇于承担责任的样子。而实际情形则是海军衙门和户部的王公大臣为了取媚于慈禧，把大量的海军军费挪用到建造颐和园的工程上了。在这种形势下，即使有购买舰只的需要，也必然要因颐和园工程而搁置。
对于深得慈禧信赖的醇亲王奕■等人，李鸿章也是唯命是从，不敢有半点冒犯。李鸿章平时不怎么写诗，但为了讨好奕■，每次到奕■家赴宴时，都要诗性大发，歌功颂德一番。有一次，一个御史上疏弹劾奕■，奕■非常生气，把折子派人送给李鸿章看，他竟然高声说道：“写白折子、作八股文的翰林，也想过问海军的事情，真是太可恶了！”身边的一个幕僚劝他不要掺和这件事，李鸿章说：“醇亲王不答应。”在这种情形下，李鸿章只会看当权者的眼色行事，从来不问是非曲直。
可怜无补费精神
李鸿章面对晚清社会千疮百孔、江河日下的局面，也曾尽力弥补和苦苦支撑。他看到国家弱不敌强，以至于很多权臣弹劾他“昏庸骄蹇，丧心误国”，朝廷内外反李高潮一时汹涌，到处都说李鸿章可杀。慈禧深知他的价值，觉得“环顾盈庭”，“无人可代此任者”。
李鸿章晚年曾进行自我总结与反省。他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这段话说出了李鸿章为清朝打理内政外交事务的无奈：一方面，他要平衡上下；另一方面，还要想办法振兴国家。这怎么可能？所以他就甘当一个“裱糊匠”，希望能应付一时便是一时。
他的这种思想，在一件小事上就能体现出来。有一次，李鸿章去俄国访问，参加沙皇加冕典礼。在广场庆祝会上，由于当局组织不当，出现拥挤踩死人的惨案。
当时李鸿章在观礼台上，他问俄国财政大臣维特：“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详情禀奏皇上？”维特回答是后，李鸿章摇摇头，大言不惭地说：“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那里太平无事。当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说完这句话后，他故意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反问维特：“您说，我干哈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要是我担任你们皇上的官员，当然我要把一切都瞒着他，何必使可怜的皇帝苦恼。”维特听了李鸿章这番“高论”，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
虽然李鸿章善于“裱糊”，但是纸老虎毕竟吓唬不了外国列强。在屡次战败之后，还要他亲自收拾残局。特别是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之后，去日本谈判停战还非他莫属。
朝廷派了求和的大臣，日本人则点名让李鸿章来谈，因为他们觉得只有李鸿章不可替代，而这种“重视”和“厚爱”足以让他背上千古骂名。而他在马关也确实“有所作为”，当时的伊藤博文提出令人难以接受的条件，谈判一时陷入僵局，忧虑不堪的李鸿章在返回下榻宾馆的途中遭到枪击。原来有位浪人指责日本政府谈判力度不够，为此公然枪击外国来使，大跌日本人的面子。天皇立即派御医为这位中国大臣疗伤，并严惩了肇事者，继而降低了谈判条件。72岁的李鸿章带着嵌入左颊的子弹回国，挽回了可能有的更大的损失。但没人愿意理他，政敌们更是不停议论，谁愿意“沾染”身负骂名的人呢？其实这位老人体貌上很挺拔，即使在洋人中间也毫不低矮，花白的头发和凝重的目光透出的是凛然的气派。这也难怪美国人感慨：“试问朝廷不用李中堂，更有何人足与东洋抗衡乎？”已经年迈的他实在太重要了，次年奉派到俄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和美国考察，是为寻找救国之计，谁知回国就遭到惩罚，因为他凭吊了很有国外风貌的圆明园，那里在他出国期间被列为禁地。
深谙晚清官场之道的他预测到了维新的结局，他不动声色地观察事态发展，也曾公开地言明：“康有为吾不如也，废制义事吾欲为舒适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深愧焉。”以至于“人多目为康党”。此语授人以柄，慈禧明确地告诉他：有人说你是康党的人。他比光绪伟岸得多了：“臣实是康党……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这番话倒是让慈禧久久无语。后来，他更是同令清廷视如洪水猛兽的孙中山取得联系，只是双方终未谋面，因为疑虑不能不深。
据说这位20岁即闻名诗坛的老人逝世前吟出“为世所传诵”的诗句：“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尤未尽，请君莫作等闲看。”
当噩耗传到回銮途中的满清遗老遗少耳中时，“为之流涕”的慈禧竟“震悼失次”，官员人等“无不拥顾错愕，如梁倾栋折，骤失倚恃者”，“至此等关键，乃始知大臣元老为国家安危之分量”。其实，即使这位78岁的老臣醒过来，也已经于事无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