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正好差了一半，徐世昌面有难色，将袁世凯的信，递给了张瑞荫看。
看完信，张瑞荫问道：“老牛，他跟你说了没有，是怎么个办法？”
“大少爷，你倒想，他肯跟我说吗？我倒是盯着问了好半天，他只跟我说了一句：‘事不难办，不过就告诉了你，你也办不到。’”
“好吧，跟他讲盘子吧，最多给他一个八数。”张瑞荫又说，“徐老爷的朋友，不是外人。”
这时是暗示老牛别从中乱戴帽子，“是！既然大少爷交代，我尽力去办就是。”老牛又说，“我得连夜跟何书办去谈，不然，人家天一亮就走人了。”
连夜折冲，以一千二百两银子成交，先交一半，等办妥了再交一半。徐世昌第二天到天津，去北洋公所将一千两银子领了出来，存在阜康钱庄，先打了一张六百两的票子，交给张瑞荫。
张瑞荫办事也很周到，将老牛唤了来说道：“你最好把何书办约出来，大家当面锣对面鼓说明白。怕的万一出了什么差错，徐老爷对袁老爷也有个交代。”
“是。”老牛便去约好何书办，在一家饭馆见面。部中胥吏的身份甚低，尽管衣着比纨绔子弟还讲究，但见了张瑞荫称“大少爷”，对徐世昌叫“徐老爷”，站着说话，执礼甚恭。
等把银票递了过去，何书办接到手中，摆在桌上，然后请个安说：“跟大少爷、徐老爷回，事情呢，一举手之劳，不过要经过十三道关口，一关过不去就不成。银票我暂时收着，也不会去兑，等事情办妥了再说。”
“是的，你多费心。”张瑞荫问：“徐老爷应该怎么回复袁老爷？”“请徐老爷告诉袁老爷，说当初捐中书的名字不假，只为将门之后，投效戎行，所以改名‘世凯’。只要北洋这么咨复吏部，一准改名，袁老爷的同知就升定了。”
这个诀窍说穿了不稀奇，但如果不是在吏部打通了关节，一改名字就可能会把整个前程断送掉，因为要刁难的话，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折磨个一年半载，及至一关通过，又有另一关，非把钱花够了数，不能领一张俗称为“部照”的任官“文凭”，而在更名未确定以前，不能分发，不能赴任，只有闲等，先就是一大损失。所以考试发榜，吏部铨选，如果姓名弄错，往往情甘委屈，将错就错，像袁世凯这样顺利的假“更名”，实在很少。
遭人算计
即令如此，公文往返，也得半年工夫。其时局势又已有变化，李鸿章的回任已经定局了——从张树声父子无意间得罪了张佩纶以后，李鸿章发觉张树声对北洋有“久假不归”之势，便利用时机，极力拉拢张佩纶，走李鸿藻的路子，搞出来一个与张树声各回本任的结果。但李鸿章母丧尚不满一年，而朝鲜的内乱已经平定，不必再动用武力，就没有“墨绖从军”而且“夺情”的理由，好在洋务上棘手之事甚多，以需要李鸿章与各国公使折冲的借口，将李鸿章留了下来，等待适当的时机再颁回任之谕。
当李鸿章自合肥老家入京时，在上海住了好些日子，对左宗棠打算驱逐李鸿章势力出两江的情形，印象深刻。同时，对洋务、军务的见解，大相径庭，像中国与法国在越南的纠纷，李鸿章认为“彼欲难餍，我饷难支”，应该和平了解，决不可用武；而左宗棠主张支持助越拒法的“黑旗军”刘永福，不但以军火接济云贵总督岑毓英转以援刘，而且正式致书总理衙门，认为“主战主和，不难一言而决”，目前的情势，“不但泰西诸邦多以法为不然，逆料其与中国不协，必致事无结束，悔不可追”，就是法国亦何尝不顾虑，真要与中国开战，危险甚大，不过势成骑虎，不能不虚张声势，如果中国动摇，适中其计。他说他“默察时局，惟主战于正义有合，而于时势攸宜，即中外人情亦无不顺。”
就因为他一直有这种论调，所以朝廷特派李鸿章前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这是一个名义，实际上李鸿章并不必赴广东，在上海、在天津，都可以跟法国公使宝海谈和。但如左宗棠不断鼓吹武力干预，到最后恐终不免要到广东去指挥对法战事，那一来只怕非身败名裂不可。
当然，总署亦很持重，不会轻信左宗棠的“正义”说，只是李鸿章跟宝海的交涉，因此而愈感困难。
对法如此，对英亦常使李鸿章伤脑筋。英商的海洋电报线希望由吴淞接一条旱线到上海，左宗棠坚持不许；英商希望减轻茧捐，左宗棠亦表反对。而最使李鸿章为难的是，左宗棠倡议洋药土烟加厘一事。
“洋药土烟”皆指鸦片，“加厘”便是加“通行税”。左宗棠认为鸦片流毒无穷，主张寓禁于征，奉旨允准后，会同李鸿章与英国公使威妥玛交涉。
威妥玛提出洋药进口增加税，行销内地在各关卡所征厘捐不增加，左宗棠也同意了，但每箱的进口税，中国要一百五十两，英国只愿缴八十两。相差太巨，一直没有成议。
以后左宗棠外放，交涉由李鸿章接办，而威妥玛奉调回国，希望此一交涉能如英国的条件谈成功，增添他回国以后的面子，李鸿章有心帮忙，却以左宗棠的不肯妥协，以江督的地位表示反对，搞得事成僵局。但在事业上最大的冲突是，李鸿章原主“海防”，而张佩纶有个专设“水师衙门”创办新式海军之议，大为李鸿章所欣赏。但左宗棠一到两江，巡阅过海口及长江以后，改变了他原来“陆防”的主张，特意将水师出身的彭玉麟请了来，商量造新式兵舰，而且已经开始在办了。左宗棠首创福建船政，对此道不能说他是外行，因此可以预见的是，将来创办新式海军，左宗棠决不容北洋单独掌权。“海防”、“陆防”之争，只要打倒了他的理论，便无他虑，如今左宗棠亦主张海防，那就变成彼此竞争着办一件事，权不能独专、事不能由心，是李鸿章最不能容忍的一件事。
因此，无论看眼前，算将来，李鸿章认为左宗棠是非拔除不可的眼中钉。
这得从翦除左宗棠的羽翼着手。李鸿章手下的谋士，都有这样一种见解，且认为第一个目标，应该是胡雪岩。
于是上海道邵友濂，便与盛宣怀等人，秘密商定了一个打击胡雪岩的办法，在洋债还款这件事上，造成胡雪岩的困窘。
其时胡雪岩经手，尚未清结的借款，还有两笔，一笔是光绪四年八月所借的商款，华洋各计，总计六百五十万两，洋款不借商款，其中别有衷曲。原来光绪三年，由胡雪岩经手，向汇丰银行借款五百万两，借还均用实银，条件是月息一分二厘五，期限七年，连本带利分十四期拔还。
每期六个月，仍由浙、粤、江海、江汉四关出票，按期偿还。此外有个附带条件，即商定此项条件后，如果借方作罢，三个月内关票不到，则胡雪岩罚银十五万两，汇丰如果三个月内不交银，罚款相同。
这笔借款由于两江总督沈葆桢的介入，一波三折，拖延甚久，其时西征军事颇为顺手，刘锦棠率军自乌鲁木齐南进，并分兵与陕西提督张曜会师吐鲁番，一举克复，回乱首脑之一的白彦虎仓皇西遁，刘锦棠亦推进至吐鲁番盆地西端的托克逊，回众投降者两万余人。但回部首脑经和硕、焉耆，出铁门关在库尔勒地方，跟俄国军方搭上了线，而西征军却因粮饷困难，无法西进，左宗棠着急得不得了。好不容易在五月里谈成功了这笔洋债，至少望梅止渴，军心先是一振，同时在上海、湖北、陕西的三处粮台，借商款应急，亦比较容易措手了。
哪知在办手续时，起了波折，原来英商汇丰银行贷款，照例要由总理衙门出面，致英国公使一个照会，叙明借款条件等等，由英国公使再转行总税务司及驻上海领事，转知汇丰银行照办。
这一来，如果贷款放出去收不回，便可由英国向中国交涉，这通照会实际上是中国政府所出的保证书，所以由汇丰银行拟好稿子，交给胡雪岩，再经左宗棠咨请总理衙门办理，而汇丰的稿子中，说明“息银不得过一分”，然则左宗棠的奏折中，何以说是月息一分二厘五？为此，其中处于关键地位的总税务司赫德，表示这笔借款不能成立。
这当然要查。左宗棠根据胡雪岩的答复回奏，说汇丰的息银，只有一分，诚然不错，但付款办法是以先令计算，折付银圆，这种银圆，一向在东南各省通用，称之为“烂番银”，西北向不通用，所以仍旧须借以两为单位的现银。但先令的市价，根据伦敦挂牌，早晚不同，到时候如果汇价上涨，胡雪岩便要吃赔账，所以接洽德商泰来洋行，“包认先令”，这要承担相当风险，泰来洋行得息二厘五，并不为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