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就是在这种反复的君臣博弈之中，尉迟敬德居安思危的忧患之情才会越来越强烈，所以到了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五十九岁的尉迟敬德就不断上疏“乞骸骨”（请求退休），随后便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誉衔致仕。
而就在致仕的前一年，尉迟敬德就已经有意识地淡出现实政治，栖心于神仙道术了。史称：“敬德末年笃信仙方，飞炼金石，服食云母粉，穿筑池台，崇饰罗绮，尝奏清商乐以自奉养，不与外人交通，凡十六年。”（《旧唐书·尉迟敬德传》）
直到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去世，尉迟敬德基本上一直保持着这种远离政治的生活方式。这一点和李靖晚年“阖门自守、杜绝宾客”的结局可谓如出一辙。
不过，比起历朝历代那些“功高不赏”、“兔死狗烹”的功臣名将，他们实在应该感到庆幸了。就算是跟同时代的人比起来，他们也远比后来因涉嫌谋反而被诛的侯君集、张亮等人聪明得多，也幸运得多。
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正因为唐太宗李世民能把这种“恩威并施”的帝王术运用得炉火纯青，从而牢牢掌控手中权力，所以才能与绝大多数元勋宿将相安无事，善始善终，而不至于像历代帝王那样，在江山到手、权力稳固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屠杀功臣，以至在历史上留下难以洗刷的污点和骂名。
政治是聪明人的游戏
除了李靖和尉迟敬德，还有一个初唐名将对李世民的恩威之术也体验得非常深刻。
这个人就是李世勣。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十二月，时任兵部尚书的李世勣突然患病，郎中给他开了一副药方，说必须要用“须灰”做药引子才能治病。所谓“须灰”，就是人的胡须所研成的粉末。李世民听说这件事后，立刻前去探视李世勣，并且二话不说就剪下自己的胡须，把它赐给了李世勣。
可想而知，当李世勣双手捧着这几绺天下最尊贵的龙须时，内心是何等的感激，又是何等的惶恐！
他当即跪倒在地，“顿首见血，泣以恳谢”。
这副药引子的份量实在是太重了！以至于李世勣不但感动得热泪涟涟，而且把头都磕出了血。可即便如此，似乎也远远不足以表达他对皇帝的感恩戴德之情。
李世民宽宏地一笑，说：“吾为社稷计耳，不烦深谢！”（《旧唐书·李勣传》）
史书没有记载李世勣是否因服用这副药而得以痊愈，但是我们不难想见，当李世勣把这碗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龙须汤”喝进肚子里的时候，内心肯定是无比激动、无比滚烫的。李世民的这几绺胡须就算没有对李世勣的身体发挥作用，也足以在他的内心深处发挥某种神奇的效用。
这种神效就是——一个深受感动的臣子在有生之年对皇帝死心塌地的忠诚。
在李世民的帝王生涯中，恩威之术施展得最典型的一次，是在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四月，也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当时李世民已经病势沉重，知道自己即将不久于人世，于是把太子李治叫到身边，给他交代政治遗嘱。
在李世民的遗言中，主要提到的人就是李世勣。
李世民对李治说：“李世勣才智过人，但是你予他无恩，恐怕难以使他效忠。我现在把他贬黜到地方，如果他马上出发，等我死后，你就重新起用他为仆射；要是他迟疑拖延，你只能把他杀了！”
五月十五日的朝会上，李世民一纸诏书颁下，把时任同中书门下三品的李世勣贬为叠州（治所在今甘肃迭部县）都督。
没有人知道在接到贬谪令的那一刻，李世勣心中做何感想。
相信他肯定有过一瞬间的震惊和困惑。
然后就是一阵紧张而激烈的思考。
在皇帝病重、帝国最高权力即将交接的这一重大时刻，自己突然无过而遭贬，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李世勣不知道弥留中的皇帝在想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最终的结局究竟是福是祸，但是有一点他可以确定——一切都取决于他当下这一刻的选择。
也就是说，是散朝后直接离开长安，赶赴叠州，还是暂时回到家中，静观事态演变？
走还是不走，这是一个问题。
经过片刻思索，李世勣很快做出了决定——他连家都没回，连妻儿老小都来不及告别，径直揣上诏书就踏上了贬谪之途。
听到李世勣当天就起程前往叠州的消息，即将登基的太子李治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而弥留中的太宗李世民也感到了莫大的安慰。
李世勣被贬当月，李世民撒手人寰。次月，李治即位。登基仅三天后，李治就把李世勣擢升为洛州（今河南洛阳市）刺史兼洛阳宫留守；半个月后，又加开府仪同三司、并“同中书门下，参掌机密”；同年九月，正式拜其为尚书左仆射。
至此，所有的人肯定都会为李世勣当初所做的那个决定庆幸不已。
因为这个决定不但让李世民父子避免了诛杀功臣的恶名，而且也为高宗一朝留下了一位忠肝义胆的开国元老和辅弼重臣。假如李世勣当初不是当机立断，毅然离京，而是多一念迟疑，回家多耽搁几天，那么下面这一页辉煌历史，有可能就不会这么快出现。
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李世勣以七十五岁高龄挂帅出征，一举平定了高丽。这个曾经让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和唐太宗李世民三个皇帝倾尽国力，终其一生都无法战胜的强悍小国，终于匍匐在了须发皆白的老将李世勣的脚下，也匍匐在了大唐帝国的脚下。
此时此刻，唐太宗李世民倘若九泉之下有知，一定会露出一个欣慰的笑容。
因为他在临终前所走的最后一步棋，似乎仍然影响着他身后数十年的历史。
假如当初没有施展那一招先抑后扬、恩威并施的帝王术，李世勣能否对重新起用他的新天子李治感恩戴德呢？假如没有贞观二十三年“乍落乍起”的人生际遇，李世勣能否深刻意识到，只有在新朝再立新功，他才能福禄永固，富贵长保呢？如果没有这一切，李世勣有没有那么强的动力在七十五岁高龄创造出平定高丽、鹰扬国威的历史功绩呢？
这些问题或许永远没有答案。
但是有一点我们不难发现——“帝王术”在古代政治生活中占据的比重绝对不可小觑，而它对历史所产生的影响有时也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以上这些君臣博弈的故事，都是在李世民和武将之间展开的。那么，在李世民与文臣之间，演绎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版本呢？
说起贞观的文臣，其代表人物当非房玄龄莫属。
作为后人心目中居功至伟的一代良相，房玄龄对贞观之治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是有目共睹、不言而喻的。史称其“既任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宽平……论者称为良相焉。”（《旧唐书勣房玄龄传》）
毫无疑问，在贞观群臣中，房玄龄绝对是李世民最信任、最得力的心腹股肱之一。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兢兢业业、一心为公的宰辅重臣，也依然会时刻感受到李世民手中那把“钟馗利剑”的森寒之光。
据《旧唐书》记载，大约在贞观初年，房玄龄“或时以事被谴，则累日朝堂，稽颡请罪，悚惧踧踖，若无所容。”意思是他时常会因某些过错而遭到太宗的谴责，以至于一连数日都要到朝堂上叩头请罪，内心恐惧不安，一副彷徨失措、无地自容的样子。
史书并未记载房玄龄到底犯了什么错。
不过这一点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像房玄龄这种位高权重、深受宠信的臣子，身为皇帝的李世民自然要时常给他念念“紧箍咒”。这一点我们从李靖、尉迟敬德等人的遭遇就可以明显看出来。
也正因此，所以房玄龄有时候就不仅仅是被“谴责”那么简单。只要唐太宗李世民认为有必要，房玄龄甚至会被勒令停职。
按史书记载，房玄龄在贞观年间至少曾经被停职三次。
第一次大概是在贞观十年（公元636年），也就是长孙皇后病重的那些日子。《资治通鉴》称“时房玄龄以谴归第”，也就是说他遭到太宗的谴责，被勒归私宅。长孙皇后临终前，特意为此事劝谏李世民：“房玄龄侍奉陛下时日已久，一贯谦恭谨慎，所有的朝廷机密从未泄露半句。如果没有什么重大过失，希望陛下不要舍弃他。”
此次房玄龄的停职原因史书没有交代，但是有一点我们很清楚——李世民之所以将房玄龄“谴归私第”，绝不是要舍弃他，充其量只是想冷却他。
暂时冷却的目的，当然是希望在适当的时候再把他解冻，然后让他以更加谨慎的态度和更加饱满的热情，加倍地发挥光和热。
所以，不管有没有人劝谏，李世民在适当的时候肯定会召他回来。
对此长孙皇后其实也是心知肚明。不过该劝谏的她还是得劝谏，因为第三者的劝谏有时候也未尝不是给皇帝一个台阶下，好让君臣双方在“握手言和”的时候显得比较自然，也显得比较有面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