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还是跟韦雍有关。
七月十日这一天，韦雍带着卫队正大摇大摆地逛街，对面一个骑马的军官躲避不及，不小心冲撞了他的卫队前导。韦雍二话不说，立刻命人把军官拖下马来，准备当街杖打。此人宁死不屈，还对韦雍破口大骂。韦雍大怒，旋即奏报张弘靖，将这名军官扔进了监狱。
当天晚上，兵变就爆发了。
乱兵们呼啸着冲进张弘靖的府第，砍杀了韦雍和张弘靖手下的多名军官，然后将张弘靖囚禁，并疯狂哄抢张宅的财物和女人。
暴乱持续了整整一夜。
次日早上，发泄完愤怒的乱兵们才意识到事情闹大了，而且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收场，便去找张弘靖谈判。没想到张弘靖还是端着一副臭架子，始终闭口不言。
乱兵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索性横下一条心——反了！
既然事情已经做下，那就没有收手的道理，干脆把它做大。
当天，卢龙将士便拥立兵马使朱克融为留后，正式揭起了反旗。
这个朱克融，就是建中年间“四王之乱”的魁首朱滔的孙子。
就像一头蛰伏的狼被重新唤醒，此刻的河北已然再度昂起头颅，正对着长安引颈长嚎。
穆宗和他的大臣们听见了吗？
可笑的是，就在卢龙兵变爆发的时候，朝廷的文武百官还在向热衷于娱乐事业的穆宗李恒进献尊号，称“文武孝德皇帝”。
年轻的天子当然是笑纳了，即日宣布大赦天下。
两天后，卢龙兵变的消息传到长安，穆宗和他的大臣们愕然良久，慌忙下诏罢免了张弘靖的节度使之职，把他贬为吉州（今江西吉安市）刺史，同时将昭义节度使刘悟调任卢龙节度使。
可是，刘悟不干。
眼下的卢龙是一座火山，刘悟才不会笨到把自己的屁股放在火山口上烤。他上表说：“还是暂且先把节度使之职授予朱克融吧，然后慢慢再想办法。”穆宗无奈，只好收回成命，默认了此刻的现实。
数日之后，朝廷去年实施的那个诸藩大调动，也结出了意料之中的恶果。
七月二十八日夜，成德兵马使王庭凑发动兵变，杀死了从魏博调来的节度使田弘正，同时残忍地杀害了田弘正的幕僚、将吏和一家老小共三百多人，随即自任留后，并上表要求朝廷授予节度使的旌节斧钺。
消息传来，满朝震骇。
张弘靖倒了，朝廷还不会如此恐慌，可这个田弘正是李唐中央安抚河北的一面旗帜，怎么说倒就倒了呢？
其实说起来，田弘正已经够谨慎了，可还是没能逃脱灭顶之灾。
当初，从魏博前往成德赴任时，他就把帐下的两千名亲兵一同带了过去。可这两千人的编制并不在成德，要想养活他们，只能由朝廷另行划拨粮饷。田弘正向朝廷请求，不料却遭到度支的拒绝。度支的理由是，成德自有成德的军队，魏博的士兵就应该回到魏博，假如同意你田弘正的请求，破了这个例，那以后其他藩镇也这么干，朝廷如何应付？
应该说，度支的说法是有道理的。然而，就像当初宰相们把非一般性的藩镇问题当成一般问题来处理一样，此刻的这位度支大臣同样犯了这个毛病——他给出的仍然是一个常规理由，可他并没有顾及到田弘正此刻所面对的是一种非常局面。
田弘正四次上表，度支四次拒绝。
在如此缺乏远见的朝廷面前，田弘正只好认命，随后就把两千名亲兵悉数遣回了魏博。
于是，悲剧就无可避免地发生了。
听到田弘正被杀的消息，时任魏博节度使的李愬悲愤难当，立刻穿起丧服，命令军队出征。可就在大军即将开拔的时候，李愬突然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
穆宗万般无奈，只好让田弘正之子田布（时任泾原节度使）继任魏博节度使，希望他为父报仇，举兵讨伐王庭凑。
河北的两个重镇相继发生兵变，主动要求出征的名将李愬又在这节骨眼上病倒了，这一切真让年轻的天子既意外又沮丧，沮丧得连看戏和打猎都没了心情。
正当李恒郁闷之际，一大堆坏消息又接踵而至。
八月十日，王庭凑派人刺杀了冀州刺史王进岌，随后出兵占领了冀州；十三日，瀛洲（今河北河间市）发生兵变，乱兵逮捕了观察使卢士玫，将其绑送幽州，致使刚刚划出来的瀛、莫二州重新被卢龙吞并；同日，王庭凑又出兵攻打富庶的深州；九月十九日，朱克融又纵兵在易州（今河北易县）一带烧杀掳掠……
河北危机全面爆发，李恒终于坐不住了。
藩镇们这么瞎闹，不但搅乱了他平静而快乐的生活，而且让他这个“文武孝德皇帝”显得很没面子。
穆宗随即发布诏书，命魏博、横海、昭义、河东、义武一同出兵，在成德境内集结待命，如果王庭凑执迷不悟，立刻进兵讨伐。同时，穆宗还起用了当初被宪宗贬出朝廷的前宰相裴度，任命他为卢龙、成德两镇招抚使。
十月十四日，裴度亲自率兵从承天军旧关（今山西平定县东北娘子关）出发，讨伐王庭凑和朱克融。
然而，战事刚刚拉开，才打了两个月，国库就开始捉襟见肘了。
一贯出手阔绰的李恒终于尝到了自己亲手种下的苦果。
李恒急忙召集宰相问计。宰相们说：“王庭凑杀田弘正，而朱克融却留了张弘靖一命，罪有轻重，请赦免朱克融，集中全力讨伐王庭凑。”穆宗赶紧下诏，任命朱克融为卢龙节度使。
这是自“元和中兴”以来，李唐朝廷首度对藩镇作出的妥协。此举意味着宪宗君臣通过十五年奋斗所取得的政治成果，就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
穆宗李恒即位刚刚一年，一切便都被打回了原形。
这是李恒的悲哀，更是一个帝国的悲哀。
而此时的李恒并不知道，更多的悲哀还在后面。因为既然有了第一次妥协，就很容易有第二次、第三次……
长庆二年（公元822年）正月，率领魏博军队攻打成德的田布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
据当时担任中书舍人的白居易呈给穆宗的一道奏疏中说，田布率部离开魏博后，“数月以来，都不进讨”，始终未建尺寸之功。而光他这支部队，每月从朝廷支取的军费就高达二十八万缗。白居易认为，倘若魏博军继续迁延观望，朝廷财政必定不堪重负。
当然，白居易也知道，田布之所以徒劳无功，责任不在他，而在魏博的那些骄兵悍将。
众所周知，卢龙、成德、魏博这三个造反专业户历来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尽管他们内部也存在种种矛盾，可一旦跟朝廷产生冲突，他们立马就会抱成一团，枪口一致对外。因为他们很清楚什么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绝不可能为了维护朝廷纲纪而放弃共同利益，更不可能在朝廷的驱使下自相残杀。
带着这样一群心怀异志的部众出征，田布的痛苦和无奈可想而知。
有道是祸不单行。除了部众消极抗命、拒不出战之外，老天爷也不让田布的日子好过。
这年冬春之交，田布的驻地一连多日天降大雪，运送粮食和补给的道路被阻断，后方什么东西都运不过来。本来就牢骚满腹的魏博部众这下子更是怨声载道。田布没办法，只好紧急征调魏博辖下六个州的租赋来充当军费。
原本以为这么做可以堵住这些骄兵悍将的嘴，没想到却惹来了更多的指责和抱怨。
魏博将领们纷纷数落田布，说：“按照惯例，奉命出征的军队一旦离开本镇，一切军需都要由朝廷供给。如今田大人却搜刮魏博六州的民脂民膏来养活军队，岂不是让老百姓心寒？田大人，您自己想要克己奉公、讨好朝廷，我们管不着，可六州的百姓何罪，要当这个冤大头？”
面对部众的冷嘲热讽，田布只能忍气吞声，权当没听见。
田布相信，自己不会永远都走背运的，事情迟早会向好的一面转化。可是，田布的乐观精神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
因为此刻，有一个人正躲在魏博部众的背后，摇唇鼓舌，煽风点火，一心想把事情闹大，以便将田布整垮，然后取而代之。
这个人，就是被田布视为心腹的先锋兵马使——史宪诚。
史宪诚是奚族人，原本只是田弘正麾下一员不入流的牙将，因田布对他非常赏识，屡屡在父亲面前替他美言，田弘正便把史宪诚提拔为大将。不久，田弘正在成德兵变中被害，田布继任魏博节度使，更是对史宪诚“寄以腹心”，不但任他为先锋兵马使，而且“军中精锐，悉以委之”。（《资治通鉴》卷二四二）
按理说，史宪诚受到田布如此不遗余力的栽培和重用，应该对他感恩戴德、誓死效忠才对，可田布万万没想到，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懂得知恩图报，还有一种人只会恩将仇报。
史宪诚显然属于后者。
就在田布身陷困境、焦头烂额的时候，史宪诚非但没有为他分忧，反而“阴蓄异志”，在背后处心积虑地搞小动作，利用将士们的不满扩大矛盾，制造事端。
都说天无绝人之路，可这一回，老天爷似乎一心要把田布逼上绝路了。由于田布日久无功，穆宗屡屡派遣宦官前来督战，并严令田布即刻救援深州。田布虽明知军心不可用，但更清楚诏命不可违，最后只好硬着头皮率部出发，结果还没碰上成德军，部众就不战自溃，哗然四散了。逃跑的部众大部分投到了史宪诚麾下。
万般无奈的田布仅带着中军八千人黯然返回魏州（今河北大名县东北）。
数日后，田布召集众将，打算整编部队再次出征，众将当着他的面断然拒绝，说：“大帅如果能按河朔的老规矩办事（割据），我们就算死，也会尽力效忠；可要是去打成德，我们绝不奉命。”
就在这一刻，田布彻底绝望了。
他自觉讨伐无功，又镇不住这些骄兵悍将，再也无颜面对朝廷，遂留下一封遗书，在父亲田弘正的灵位前挥刀自尽了。
史宪诚听到消息，不禁喜上眉梢，对将士说：“一切遵照河北的老规矩行事！”随即自立为魏博留后。
正月十六日，田布自杀、史宪诚自立的消息传到了长安。
十七日，穆宗朝廷还没来得及弄清魏博到底发生了什么，便匆忙下了一道诏书，任命史宪诚为魏博节度使。
仅仅一天，穆宗和他的宰相们便又向叛乱藩镇作出了妥协。
眼见朝廷如此迫不及待地妥协，史宪诚在大喜过望、受宠若惊之余，恐怕就只有鄙夷和窃笑了。
到了二月，深州被围已经半年多，朝廷的裴度、李光颜、乌重胤等部共计十余万大军从三面救援，皆因粮草不继而无法前进，士卒每天分配到的粮食只有陈米一勺（百分之一升）。眼看深州沦陷在即，而中央财政已无力支撑，穆宗朝廷只能再次妥协。
二月初二，穆宗下诏任命王庭凑为成德节度使，希望他能主动退兵，解除深州之围。
至此，卢龙、魏博、成德悉数脱离中央，重新回到了割据状态。从这一年起，直至唐朝覆亡，河朔三镇再也没有被收复过。
在中晚唐历史渐行渐弱、一波更比一波低的K线图上，如果说“元和中兴”是下降趋势中的一次超跌反弹，那么穆宗的长庆二年，基本上可以视为新一轮暴跌的起点。
而此刻的河北，也就有了放量大涨的动能和屡创新高的空间。
是的，当养尊处优的长安在历史的宿命中日渐萎靡和堕落，就再也没人可以阻止河北的野蛮成长了。
元稹的仕途：官场就是一张网
平心而论，此次镇压河北叛乱，穆宗朝廷已经算是很尽力了。比如从兵力上来说，前后共计出兵十七八万，主帅又是能谋善断、久负盛名的前宰相裴度，麾下将领李光颜、乌重胤也都是当世名将，阵容不可谓不强大，可结果为什么还是丧师费财、劳而无功呢？
如果拿这个问题质问穆宗君臣，他们肯定会强调两个客观原因，其一、朝廷囊中羞涩，国库日渐空虚，难以支持旷日持久的战争；其二、老天爷太不给力，接连不断的恶劣天气阻断了补给线，导致前线粮草不继，仗自然没法再打下去。
不能不说，上述客观因素确实存在。但是，如果仅仅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客观，那么所谓的经验教训也就无从谈起，后人研究历史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从主观上来说，穆宗朝廷至少犯了三个严重错误。
第一，穆宗君臣目光短浅，对未来形势作出了完全错误的预判，从而为日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当时，穆宗刚一即位，宰相萧俛、段文昌就向他提出，既然天下已经太平，就没必要保留太多军队，所以应该按每年百分之八的比例实施裁军。穆宗李恒是个玩乐天子，对政治军事一窍不通，更没有兴趣深究，一听此言，当即予以实施。于是，被裁汰下来的那些大兵找不到出路，就啸聚成群，落草为寇。后来，河北叛乱爆发，这些人便纷纷投奔朱克融和王庭凑；反之，朝廷军队则面临严重缺员的局面，不得不临时招募一些无业游民仓促上阵。结果，叛军麾下都是训练有素的百战之兵，而朝廷这边则是一帮从没打过仗的乌合之众，双方优劣立判。在此情况下，不管裴度怎么运筹帷幄，也无论李光颜和乌重胤如何神勇过人，都挽回不了注定的失败。
第二，朝廷为了控制军队，向前线派出了一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监军宦官，导致将帅的军事行动受到了极大的干扰和牵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