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由于荣氏兄弟工商界的实力及声誉，使他们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成为工商界的巨头。在此期间，荣氏兄弟做了一件爱国利民的事，在当时传为佳话。“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范围内出现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抵制英货日货运动、对外货倾销起到抑制作用，荣氏企业抓住这一爱国机遇，及时在报刊上打出推销国货纱、布的广告，开辟代纺代织代理漂染业务，宣布限日交货不误。很快，申新各厂的纱布销路日见旺盛，形成供不应求的局面，各地催促“早日交货”的函电纷至沓来，甚至出现有私运日纱改冒“人钟”商标，运往内地出售的情况。对此，荣氏企业坚持以诚信赢人，不粗制滥造，不作伪假冒，并登报声明，严正反对低价购进日商纱厂积压产品，改贴国货商标竞销的行为，反对色目混珠，以假充真，欺蒙顾客。同时，针对内部有的工厂生产技术管理相对薄弱，原料选用配比不当，产品质量下降的情况，在总公司设立生产部，对各厂产品进行排比分析，对生产技术实行分类指导，督促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水平，因而赢得各界人士的好评。
荣氏兄弟因爱国而经商，又因为让国人都爱国而为自己创造经商扩展的“机遇”，使他们的企业迅速境变成大企业。此番转变，究其原因，只有一个字，是他们的“诚信”感动国人。“五卅”期间的生意，让他们小赚了一笔，但同时也让他们明白，要实现远大抱负的信心，诚信是第一。
纵观荣氏兄弟的此次商业运作，真不知是他们的诚心造就了机遇，还是机遇更喜欢心诚的人特意找上门来，让他们赚足够的钱，得以扩大事业。
3.诚信的人事业永远不会倒下去
做人当以诚信为本，经商也如此。在大千世界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做人之道，奸诈者有之，投机者有之，轻狂者有之，骄傲者有之，但是这些人绝不能成大事。真正的成功者是以诚信为做人之道。荣氏兄弟懂得诚实是获得彼此信任的基石，懂得心诚能感化人也能感化困难。他们坚信：诚信人的事业永远不会倒下去。
荣氏兄弟认为，以诚为本，事业永远不会倒下去。虽然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但并不是人人能做到的。荣氏兄弟是诚实的人，并把诚实待人的原则落实到经商的过程之中，才成就他们日后的大事业。
荣氏兄弟心诚感天动地，在他们诚信经商时，曾经有人担心他们在重利轻义的商场上过分诚信，会被对手利用，让对手乘虚而入，其实不然，虽然荣氏兄弟在市场经营中讲究诚和信，绝不是放弃竞争，恰恰相反，而是要以守法守信为本，务实经营，创造更强的竞争优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再一次掀起抵制日货的高潮。拥有较多中小织布厂的常州纺织业，由协源布厂代表布厂同业派人去上海申新公司，提出由申新代纺凹支经纱，以取代原来使用的日纱。荣宗敬接谈之下一口允承，立即签订了3万件试用合约。开始时，试纺20支经纱的任务指定由设备较好的上海申五承担，但由于原料和技术的原因，纺出的纱拉力不够，达不到要求。总公司于是把试纺任务转给无锡申三。申三立即调动厂内各方面的技术力量，经过两个月的摸索改进，终于试纺成功，拉力超过70磅，达到日纱标准；纤维的长度、拈度还略优于日纱，由此填补了国产20支经纱的空白。由于纱的质量稳定，价格合理，很快为常州各布厂一致乐用。
接下来，在荣氏兄弟的倡导下，申三还以诚信为本，改进供货服务。当时常州100多家布厂，大多为中小型布厂，没有经纱车、浆缸机等前织设备。对此，申三对专供常州布厂的纱，一律不打包成件，而是直接做成盘头纱，同时将纬纱也改作宝塔筒子纱，直供常州。这样，不仅省去本厂摇纱、打包等工序，减轻生产成本，而且减少了常州布厂拆包和做盘头的手脚，方便了用户。原来申新供应布厂的20支纱取名为“好做”，以后为中小纱厂特制的盘头纱便称为“特别好做纱”，—举打开了牌子，申三为此还特地在常州设立负责经销和配供的办事处。从1931年到1937年，申新三厂每年供应常州1.5万件经、纬纱，比20年代末增长40%以上。就这样，荣氏企业以优质薄利，送货上门，方便用户，他们用他们独特的诚信，确立了竞争优势，挤占了日纱市场。
荣氏兄弟的创业，是白手起家，没有什么靠山和背景。处于顺境时，他们勇往直前，极力扩张，“办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荣宗敬的口头禅是：“做人要有不自足之心，大有为之志”。“我一生做事的宗旨，就是要出人头地，做得痛快，处处争第一”。
因此，上世纪二十年代一段时间里，荣氏企业几乎“无月不在添机，无时不在运转”。但企业也常常面临逆境，“历经盘错”，这既包括工厂创办时外界的种种留难阻碍，更有市场经营中你死我活的激烈竞争，真所谓“责任愈重，挫折愈多，惨淡经营，备尝艰险”。而对困难和挫折，荣氏兄弟“勇于进取之毅力操之如故”，“壮往不挠之气充满自若”，总是靠坚忍不拔的奋斗度过危难。
荣氏兄弟在经营中，对企业的心诚表现得特别显著。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由于荣氏企业兼并扩充速度太快，扩张的资本来源又主要依靠借贷，这给荣氏企业的发展留下了内在的隐患。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压力之下，市场竞争加剧，申新各厂销售转疲，效益急剧滑落。加上茂福申总公司在国外市场买卖外棉、外麦与外汇，亏蚀巨大，终于使荣氏企业陷入债务危机缠绕，资金调度困难的窘境。荣宗敬为此四处奔走，试图通过“庚款借锭”（以庚子赔款为担保，由政府出面向英商欠购纱锭、布机）、“棉麦借款”（由政府出面争取美援贷款，用于购买美棉美麦）来摆脱困境，但都因困难重重，一无所成。1933年，申新九厂基租约期满，地主逼迁，荣氏只得向英商麦加利银行等借款500万元，用于另建新厂，这时汉口申四失火重建，又借款340万元，使申新公司负债达到6376万元，与资产6899万元大体相当。1934年3月，中国、上海储蓄两家银行声明停止对荣氏企业放款，公司的资金周转只能靠荣氏有投资的10多家钱庄维持，而这些钱庄也有言在先，至6月底必须收回全部贷款，以免卷入破产的漩涡。荣氏企业面临大厦将倾的危急局面。
6月下旬，近20家银行、钱庄的代表接连几天聚集在江西路三新公司大楼里，坐讨欠款。28日晚，他们约定通宵不散，要求主持公司业务的荣宗敬给一个明确的答复。当晚，荣宗敬接连用电话与在无锡的荣德生商议，未能提出对策，便派荣德生的长子荣伟仁连夜赶回无锡再加磋商。当时，荣德生手执茗壶，一边听儿子讲述上海的情况，一边呷茶沉思。他想到，兄弟俩共同创办的事业，正好比手中的茶壶，一旦破裂，即使自己手里还拿着半爿，又复何用？于是，他接连11次拨通上海的电话，找亲家公——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商量。同时，将家里和存放无锡各处的股票、存折等全部调度集中，于29日凌晨4时，与荣伟仁一同乘车赶赴上海。经与中国、上海两行反复协商，以价值1100万元的有价证券，和申三、申七两厂抵押借款余下的资产600万元作担保，借款500万元，当天立契签约，用于偿还各行庄部分到期借款，挽救了危局。
为缓冲矛盾，荣宗敬宣布引退，由王禹卿接任茂福申公司总经理职务，并请政府棉业统制委员会委员李升伯出任申新纺织公司经理。可是，王禹卿深恐巨债交逼，累及自己数十年积聚价值百万的财产，特地致函荣氏兄弟，坚辞总经理一职，并称病闭门不出。而李升伯登报声明，说自己“职务繁剧，不克兼职”，但却宜称，届时仍将“代表棉统委，协助对申新进行整理”。这一变故，又导致各行庄停止对荣氏企业的付款，申新再度陷于搁浅。这时，社会上有相当一些人冷眼旁观，要看荣氏企业从此一蹶不振；也有一些人企图趁火打劫，一举吞并荣氏产业。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荣宗敬不顾自己因痛惜爱孙夭折而中风留下的后遗症，毅然复职到总公司主持工作，并声明坚守信用，对偿还前欠一切款项负责。荣德生也冒着酷暑，奔走于上海、无锡、南京，通过各种关系，上书蒋介石、孔祥熙等人请求扶持。更重要的是，兄弟俩采纳各方面的意见，于同年8月组织成立申新改进委员会，由荣伟仁任主席，荣宗敬在上海统筹调度，荣德生坐镇无锡，在银团垫款营运的情况下，着手对企业进行清理整顿。包括调整设备，改进工艺技术；加强质量检验，统一产品标准；精简机构，辞退部分员工；强化市场营销，发展与各地商行的联营和特约经销；盘点物料，减少积压浪费；加强财务核算，完善会计制度，压缩各项开支。总公司与各厂之间明确责任，在发挥各厂能动性的同时，加强协调和监督。总之，在困难面前，荣氏兄弟用他们那颗真诚的事业心，走在困难前列，他们不仅没有消沉退缩，反而更顽强地拼搏。他们因为心诚而表现出一种在困难面前所特有的不屈不挠的精神，荣氏企业终于挺过接踵而至的阵阵风浪，保存企业并求得新的发展。
中国有句古话，心诚则灵。这句话用在荣氏兄弟身上，就是心诚感化了企业所遭受到的重重困难。由于荣氏兄弟俩对事业的这颗光明磊落的诚信，让困难也望而却步，不忍心做他们事业的绊脚石，因此，困难也迎着他们的“诚”而很快化解开。
诚信经商，成为荣氏家族企业竞争中取胜的法宝，更是他们事业一再发展的秘诀之一。
4.诚信待他人，他人也诚信待我
荣毅仁热爱自己的国家，为了使国家早日富强，他兢兢业业地干事业，他对祖国的爱是赤诚的。因此，他赤诚的爱国心换来中央对他的关怀。建国以来，荣毅仁与中央领导成了朋友式的上下级关系。
诚信待人，是荣氏家族留下的做人遗风，作为荣德生的儿子，荣毅仁更是一颗诚心干事业。
解放后，荣毅仁在新中国的大地上，踌躇满志地经营着家族企业。他的敬业精神赢得中央领导的好评。1949年，主管财经工作的陈云第一次到上海时，在住所找荣毅仁一谈就谈了一个下午，了解经济情况，并征询意见。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开会时，陈云总要到上海代表的住所去探望，听取他们的意见。荣毅仁深深感到，共产党和国民党是多么不同啊。
1955年10月和1956年12月，荣毅仁把企业和国家合营，在工作上更是兢兢业业，为国家的企业创造了效益。他的业绩得到上级的重视。毛主席与全国工商联领导成员和代表有两次谈话，这也使荣毅仁难以忘怀。毛主席要民族工商业者不要忐忑不安，不要像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要减少吊桶，增加抽水机，如果全部改用抽水机更好。毛主席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指出社会主义的宽广前途，要大家把眼光放远一点，不要怕社会主义。
“请投荣毅仁一票”。1957年1月初，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一次会议开幕前夕，上海市市长陈毅在一次谈话中说：“毛主席给了我一个特殊任务，要我和上海的同志们商量一下，把荣毅仁选上副市长。”陈毅接着说：“毛主席说，荣家是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首户，荣家现在把全部企业都拿出来和国家合营，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既爱国又有本领，堪当重任；而且凭着他的特殊身份，在国内外能起到我陈毅起不到的作用。”陈老总举了一件令人玩味的事，一位法国大资本家和荣毅仁用外语谈得很开心。事后陈老总笑着问荣毅仁：“你们讲了些啥呀，那么高兴。”荣毅仁说：“不过讲了些家常话，说我们荣家人生活仍然很优裕，又不用担心别人来敲诈绑票，都感到有奔头，所以更想为国家为民族多做点事，愿把定息拿出来每年替国家新开一爿纱厂。”讲到这里，陈毅问大家：“你们说该不该把荣毅仁选上副市长呢？”会场上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言必信，行必果。荣毅仁在经济建设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表现好，毛主席没有忘记他，把这位资本家中的少壮派推上了政治舞台。1957年整风反右，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指示上海方面对荣毅仁一定要保驾过关。
1957年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对此作了回答，使他心明眼亮。毛主席曾夸过荣毅仁：“你会用脑子的。”
荣毅仁与周恩来总理的恩情更是刻骨铭心。1959年，总理调荣毅仁到北京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一次，荣毅仁见到周总理，总理说：“你来啦，很好。”总理总是那么体贴人，生怕他不习惯北京生活，特地对他说：“你可以半年在北京，半年在上海。”荣毅仁忙说：“到北京就在北京工作，我会习惯的。”
1966年“文革”之初，“四人帮”煽动红卫兵到处乱揪乱批。周恩来总理特地嘱咐纺织工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钱之光，一定要把纺织部的知名人士蒋光鼐、荣毅仁保护好。一天，一大帮红卫兵冲到荣家“造反”，荣毅仁和夫人杨鉴清备受折磨。在危急时刻，纺织部派出红卫兵去对付外来的红卫兵，让外来的红卫兵退出荣家，从而把荣氏夫妇巧妙地保护了起来。当年11月12日，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大会上，邓颖超见到荣毅仁，特地对他说：“总理要你沉得住气，要经得起考验，你还是有前途的。”此时此刻，还有什么声音比听到总理的声音更亲切更感人的呢？荣毅仁激动万分，他含着泪水对邓大姐说：“请您报告总理，我跟共产党是跟定了的，我坚决跟着党革命到底。”其话之城，道出了他对国家的那颗赤诚的爱心。
1971年“9？13”林彪事件后，一次周总理召集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工商联主委、副主委等参加的会议，通报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当时荣毅仁是全国政协常委，又一直是全国工商联的副主委，本应有他的份，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是不通知他，总理则点名坚持一定要他参加。总理在讲话时还表扬了荣毅仁一向爱国。这无疑是中央领导同志在公开的场合给荣毅仁作了一个不是鉴定的鉴定。
1973年总理又不顾“四人帮”的反对，坚持让荣毅仁参加廖承志率领的访日代表团。由此荣毅仁的处境慢慢好转。
周总理还关心着荣夫人杨鉴清的进步，鼓励她出来工作。在总理的关怀下，中央统战部安排杨鉴清到全国工商联任家属委员会副主任，后来她又当了全国政协委员。
王震是荣毅仁的邻居。1972年他们都住在北太平庄。当时两人都没有什么工作，散步碰到时经常交谈，王老还常常拄着拐杖到荣家串门，好得像老哥俩。王震对党外人士团结得特别好，又非常爱才，认为荣毅仁是个人才，常开玩笑地叫荣毅仁“老板”。荣毅仁清楚记得：第一个叫他“荣老板”的是长期主管统战工作的李维汉，以后也就叫开了，变成是对荣毅仁的亲昵称呼，因为他是红色老板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