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西方人本主义、“信息社会”理论、生态文化理论、人权理论、社会民主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先后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产生广泛影响。如生态主义社会思潮关于保护生态平衡、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思想，科技革命思潮关于科技革命是强大生命力的思想，人权理论中公民在发展权外，还须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内容，社会民主主义关于建立以民营企业为基础的混合经济，实行政府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以及全民福利制度等等，均有益于推动科学发展观的制定、和谐社会的建设，以及我国市场经济与政治文明的日益成熟。有论者指出“2000年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在‘七一’讲话提出来的‘三个代表’思想，业已包涵了与世界文明全面接轨的基本考虑。”（荣剑《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状况》 爱思想网2012年5月29日）在当下林林总总、鱼龙混杂的社会思潮中，以上这些思潮脱颖而出，去芜存菁，亦逐渐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个构成要素。
另一方面，由于人类所面临的全球性新问题层出不穷，需要更加丰富的价值观来引导和处理，比如，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人类的支配力和创造力空前增强，而人类精神领域内却呈现出空前的混乱与迷惘，理想阙如、信仰危机已成为全球性问题；高科技条件下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越来越多，全球气候问题、环境问题、核扩散问题、恐怖主义问题、人口问题和艾滋病问题等等，都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成为全人类的共同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光靠一国或几国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应该磊落地将社会核心价值融入国际社会，将自身文化中包含的优秀成分贡献给全人类，以此为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奉献力量。同时，这也可以改变原先西方总是共同价值的输出国、自身总是共同价值的接受国的状态。
温家宝总理说：“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尽管由于人们所处的社会、自然环境不同，形成了多元化、多样性的文化，但人性又确实有共同的一面，有超越民族、阶级和时代的共同点，能够形成一些具有共同性的理论及规则，再通过这些规则来调整人与人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促进个人、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有共性，才能有相互合作、相互学习的基础。完全否定了共同的价值取向，也就否认了人之所以超越动物世界的理性倾向，否定了未来走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阶段的可能性。
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也提供了大量可以证明共同价值存在的例子。比如，不同人类群体在道德信条和实践上有着跨文化的共通性、相似性，即使从来没有发生过文化接触的不相邻地区，也有某种相似的准则。像科学民主、公平正义、真善美，直至孝敬老人、保护妇女儿童等等，在很多文化里都是大力提倡和倾力推行的。孝敬父母，是世界各民族普遍要求的伦理准则，犹太人摩西十诫的第五诫，就是要求孝敬母亲和父亲。但放在世界范围看，特别强调“孝”，将“孝”提升为核心行为准则，将对家庭父母之“孝”与对朝廷君王之“忠”结合起来，由“孝”及“忠”，以“忠孝”治国，这算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色之一；而独裁专制、血腥屠杀、压榨他人直至偷盗、撒谎等等，在很多文化里都是被禁止的。这些维护社会群体共同生存、促进社会群体发展的价值原则，确实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
新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莫言说，他理解普世价值没那么复杂，就是真善美，中国人用对待自己父母、亲友的感觉去对待外国的朋友，他们感觉也会很好，这就是一种普世价值。或许，对真善美的追求作为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在莫言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充分诠释，才使他的获奖，成为标志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世界主流社会视野的重大文化事件。
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是人类在长期的生活实践和交往中，在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中，逐渐形成的共同价值取向，最后以规范化的形式表述出来。它来源于人类的共性，形成于诸多民族的共同参与之中，只是不同民族、国家对其形成参与的早晚、贡献的大小不同而已。因此，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都是这一价值观的创作者。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诸如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并不是哪个“优选民族”独特的发明，它是一个开放、发展的体系。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社会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超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然也应该是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超越。这种超越里，既包括反对，也包括汲取，用哲学的话讲，就是扬弃。但是，这种超越、扬弃，从理论上“认识到”变为在实践中“做得到”，仍然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需要我们努力去探索。
我们现在已迈进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中国人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方向决不能动摇，一方面要善用人类几千年文明所积累的全部成果，来面对我们所遭遇的几千年未见之大变局，用以实现中华民族的历史进步与伟大复兴。另一方面，西化及其现代化理论所预设的以启蒙精神为主的欧美文明，在当今世界上一些期待如法炮制的国家却表现得左支右绌，乃至狼狈不堪。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深远的一些价值观，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推己及人”的仁道，尤其是“和而不同”的共生共处之道……已然是当今处理人际关系、阶层关系、族群关系、国家关系不可或缺的基本原则。这些传统文化里的精华，亦应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个构成要素，并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和现代化，做出中国人应有的贡献。
三 共识性
一种双向“输出”和“输入”的开放系统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艰难推进，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今天的中国社会在形成巨大断裂的同时，又确实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经济领域里高速发展让全球耳晕目眩，民主政治建设稳步推进。从思想层面来看，执政党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同时，亦主张“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社会思想共识其实就是一种政治认同，它指的是社会公众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对所属政治体系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以及社会公众在政治生活中基于特定利益而积极支持、参与政治体系的实践行为活动。政治认同的基础，在于经济绩效认同。社会大众首先要从其生活的社会共同体中获得自己应得的利益，执政党或政府要持续地拿出满足社会大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显著政绩，取得他们在政治上的赞许和充分信任，才有可能使社会大众心口如一地服从与遵守执政党或政府主导下的制度和政策，进而达到对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信仰。
政治认同形成的逻辑顺序是：经济绩效认同——制度规则认同——思想意识认同，即公民在利益认同与制度认同的基础上，最后才能形成一种对主流思想意识的信仰，形成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的认同。
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合法性资源结构的最雄厚基础就在于：执政党和政府的作为，很好的、至少是较好地满足了人民大众对物质与文化进步的内心期待和利益需求。
近年来，从中央到各级政府，坚持民生优先导向，不断化解民生难题，把民生工作一步一步地做实做细做好。最近两年，中国各地召开的两会，都在安排财政预算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人们注意到，各地两会上频频透出相似的信息：扩大就业、社会福利、公共卫生、教育投入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项目，公共财政投入的力度明显加大。生活境况相对较差的社会困难群体，尤其得到各级政府更多的关注与呵护。在中央层面，全国范围内已坚决地取消了农业税，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负担。在教育上，普遍实行了九年免费义务制教育，对农村的孩子上职业学校实行免费，同时对大学和农村高中阶段的教育实行奖助学金制度，对困难地区农村寄宿制学校给予补贴。近两年，中央和各级政府突出性地加快进度，建立和完善了包括养老、失业、医疗、低保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企业职工医疗保险、城市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农合”，已经覆盖13亿人口。这一切，都标志中国社会朝着公平正义已迈出了具有制度性的一大步。
当下，社会分配不公、以及司法不公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无疑还在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当人们乐道于农村的老人们现在终于有了社会保险，同时也在质问，为什么直到今日才看到一些农村病痛的老人无钱无药无人关照，只能在一条破棉絮里等死；当人们褒扬政府连续8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的退休金时，同时也在批评，为什么他们活命之钱的基数如此之低；当人们欣喜于国家大力推行贫困地区中小学生营养午餐时，同时也在思考在越来越多的官员犯上“三高”、“脂肪肝”等富贵病时，为什么每天有一个蛋、碗里有一点肉，给许多农村孩子带来了节日般的欢乐，他们的脸色还是难有城市孩子般的光洁红润……
如此等等，无不是在拷问着我们这个社会，解决好发展中的问题还千头万绪；无不是在警策各级官员“入则恳恳以尽忠，出则谦谦以自悔”，像温家宝总理所说：在他最后一年任职里，“我将像常年负轭的老马，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松套。努力以新的成绩弥补我工作上的缺憾，以得到人民的谅解和宽恕。”
中国有句古话，叫作“亡羊补牢”。意识到了，及时反省，进而大规模推进促进社会公平的各项工作，努力做到在几个重要领域有大的突破，实现执政党在宗旨上别无私利、唯有人民利益重于泰山的誓言与承诺，将会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次划时代变革。
细心的国人可以发现，党和国家领导人，近年来每年新春佳节都会与基层群众一起度过，到农村、访部队、下矿井、进学堂，他们的足迹遍及河北、福建、江西、广西、甘肃、陕西、贵州等地。此外，两会以后，他们还去各地各部门调研，并邀请基层代表到中南海参加座谈。
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深入基层，贴近群众，面对面地聆听群众原汁原味的呼声，这些第一手材料，最终都能直接间接作用于制定政策的指向性上。当温总理郑重承诺为四川农妇熊德明的丈夫讨还打工被拖欠的工资之后，受益的不止是熊德明一家，而是扩展到全国，开展了一项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重要工作，最终成果也记载在2007年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里：“2004年我们提出用3年时间基本解决建设领域历史上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的问题，这项工作基本完成，各地已偿还拖欠工程款1834亿元，占历史拖欠的98.6%，其中清付农民工工资330亿元。”
应该看到，在城镇、在乡间、在基层，至今还生活着相当多的困难群众需要帮助。特别是城乡低收入群体，不少人缺衣少粮、缺钱治病、生活无着落等，这些都直接危及着群众的生存，也直接影响到社会共识的达成。各级干部都应以党和国家领导人为榜样，“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把身子沉下去，把感情融注进去，时时了解群众缺什么、少什么、愁什么、盼什么，真正把好事、实事做在群众所需之时、所盼之处。
政治认同并非了无生气的一潭死水，念兹在兹的纸上教条，必须有时代气息的鲜活，与时俱进的流通。这意味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公民个体政治社会化之间，呈现为一种双向“输出”和“输入”的开放系统。一方面，由执政党主导将符合社会主义性质和要求的核心价值观念“输出”给民众，期许他们考量“输入”（即接受和贯彻）；另一方面，民间也在不断向政府“输出”自己的要求、愿望、建议，包括如本书一样对今天打造核心价值观的探究、建言，盼望政府“输入”（即采纳和重视），两者之间若形成一种双向互动的循环链条，即政府“输出”的越多，民众接受的也就越多；民间“输出”的越多，政府亦采纳的越多——“社会共识”就是这样炼成的。
巧合的是，这一时期，正好是我国互联网渐成气候的时期，近年来更被人们称为进入了微博时代。网络新媒体，给个人表达提供了变革性的工具：不仅突破了传统大众传媒的种种限制，还彻底颠覆了由文化精英垄断的话语权；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地在互联网这个平台上直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诉求。网上舆论这一从未有过的民生、民主方式，让华南虎事件、孙志刚事件、吴英事件、广东乌坎村事件有了较为真实的披露。因网络曝光而揭发出腐败案件似乎形成一个反腐新渠道。前有因在事故现场“微笑”和佩戴多款名表而引起网民关注的“表哥”，后有网曝一家拥有21处房产逾7000多平方米的“房叔”，迅疾又广泛的人肉搜索，使得原本稳坐泰山的贪官暴发户顿时现形。互联网的开放性和互动性，也促使传统的主流传媒变得开放与实在，更接地气地反映民情、表达民意；百姓话语占据了越来越多的版面与栏目，为个人表达提供了全新的空间。
2011年2月26日，邓飞以“天涯社区2010年度记者”的身份，参加了天涯社区的年会。他的邻座、一位来自贵州省黔西县沙坝小学，叫小玉的支教女老师告诉他，她的学校没有食堂，多少年里就这样——中午的时候小朋友没有饭吃，喝上一碗凉水，或者蒙头睡觉。当着他们的面，她也从来不敢吃饭，端着饭盒，却无法面对他们热望、祈望、迷惘或者还有混点别的什么的复杂眼神。一边坐着的鄢烈山先生很震惊，当时就哭了，他说：30年前在湖北山区的家乡，他是没有午饭吃的，怎么30年后我们的孩子还没饭吃？
昔日“微博打拐”的成功，让邓飞深刻体会到微博所蕴含的强大力量。他决定依托微博，再次集结所有爱心人士的力量来帮助这些孩子。从天涯社区年会回来后的第二天，邓飞发出一条微博：“25日将去贵州一悬崖下的乡村小区，当地学生无午餐，每天中午喝凉水充饥。我们尝试在该校建一个食堂，推动中国贫困山区的免费午餐计划。”
3月底，邓飞等人加快进程，做了一些准备工作，4月2日，中国贫困山区小学生免费午餐计划正式启动，花溪乡沙坝小学在中午首次升起了炊烟，有了饭菜的香气与热气，成为全国第一所享受免费午餐的学校，169名学生每人一份米饭，一个煮鸡蛋，一勺酸菜炒肉，一勺烧土豆，一勺白菜汤，给学生们发的双层饭盒塞得满满的。附近的村民也凑过来围观，他们说，孩子们家里穷，住得远，午餐问题可苦了好几代孩子，也心疼了好几代父母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