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愤怒至极，环境改变了它们的生活，可周围全是荒草和乱石，没有污染，没有噪声。他沿着断崖向北徒步走了十几公里，终于，他发现了秘密所在：那个地方正是鸟儿的栖息地，却在旁边建起了许多加工厂，工厂内的声音隆隆着，噪声十分吓人，周围的鸟儿成群结队地寻找着良方，它们试图改变这种现状，却无能为力，只好选择了死亡。
罗斯闯到工厂内部，坐到了领导的办公室里，他将自杀的鸟儿放到他的办公桌上，请领导给予解释。那位领导正襟危坐着只是狞笑，然后将一记耳光送给了试图失控的罗斯。
罗斯又找到当地政府，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政府官员笑着说道：让鸟儿改变它们的生活方式，它们不能够阻碍经济发展。
这句话提醒了罗斯，罗斯回去后，准备了一大张毯子，将毯子铺到断崖的岩石上，结果起了很好的缓冲作用，许多鸟儿一次撞击不成功后，选择了退缩，时间久后，自杀的鸟儿明显减少了许多。
罗斯喜出望外，他这样想着，既然是噪音改变了它们的生活，如果说我给它们带来节奏感温柔的音乐，也许，它们会安静下来。
罗斯每天给鸟儿吹箫，音乐悠扬耐听，许多鸟儿停顿下来，落在周围的草地上，还有些大胆的鸟儿试图落到罗斯的肩膀上，罗斯选择了接纳，他和鸟儿成了好朋友。
两年时间，罗斯改变了这里的生态规律，自杀的鸟儿几乎为零，罗斯想着自己可以写一本书，来讲述关于鸟儿自杀的故事。
时间来到了2008年，一位看破红尘的姑娘来到了断崖边，她心爱的丈夫在一次车祸中永远地离开了她，她想选择死亡，到天国去寻找她的最爱。
罗斯看到了她，不说话，现场寂静且柔软。
他只是不停地吹箫，还将一杯杯香茶放在姑娘面前，姑娘回头时，看到了无数只鸟儿，它们伴随着彩云在天上飞，好美的场景呀。
姑娘一直倾听着，他们对峙了好长时间后，她将手递了过来，罗斯牵了她的手。
2009年春天，一个叫罗斯的小伙子和他的爱人出了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做《如果一只鸟儿选择了轻生》，他们在书中讲述了自杀鸟的故事，并且讲述了他们美丽的相遇和爱情故事，在文章的最后，他们这样写道：
如果一只鸟儿选择了轻生，我们的双手虽然无力，却可以为它铺上柔软的草坪；
如果一个可爱的人儿选择了轻生，我们的爱虽然脆弱不堪，也可以为他打开心扉，奏响一曲喜乐直通黎明。
今天真好，没有人自杀。
父亲举重
杨汉光
国庆节快到了，单位准备搞两项活动，用周局长的话说叫一文一武，文的是出墙报，武的是体育比赛。
周局长也来了稿，我就找几个人帮忙出墙报。父亲的稿也来了，他的文章写得不错，更让我吃惊的是，父亲是用毛笔写的，每个字都是标准的楷体。我把父亲的稿直接贴到墙上去，大家啧啧称奇。
出了墙报，我就给所有稿件分等级，这是很微妙的事。按照单位的老传统，局长、书记的稿是一等，副局长、副书记的稿是二等，一路分下来，父亲的稿应该垫底，是最差那个等级。可父亲的稿分明是最好的，我破例把父亲的稿提到倒数第二等。
分好等级，我就给周局长过目。周局长接过名单，从上往下看，看到父亲的名字时，眉头略皱一下：“小杨啊，我知道你是个孝子，可单位不是家呀。”我吓了一跳，赶紧说：“局长批评得对，我父亲应该是最后一等的。”
周局长用红笔将父亲的名字圈起来，“唰”一个箭头指到最后一名，因为用力太猛，笔尖在纸上划出了一道裂痕。我隐隐感到，这道裂痕里，夹有周局长的一点私怨。
周局长和我父亲确实有点旧怨。那时候周局长还是科长，和我父亲共同督建单位的围墙，围墙修好后，工头给了我父亲一千块钱，父亲惶恐不安，就把钱交给纪检部门。没想到纪检部门顺藤摸瓜，查出周科长收了工头两千元，给了他一个老大不小的处分，从此他就不跟我父亲来往了。虽然过了许多年，周局长还余怨未消。
从局长办公室出来，刚好碰见父亲。父亲知道自己是最后一等的最后一名时，什么也没说，回到家才一头钻进房里去举重。父亲的房里有一副杠铃，母亲说，父亲在外面受了委屈，回家就举重，已经举了二十多年。
一会儿，我听到父亲的房里“咣当”一声响，接着是母亲的惊叫：“阿光，快来，你爸闪着腰了！”
我冲进父亲的房间，看见他已经坐在沙发上，母亲正在给他揉腰，杠铃滚到了墙根下。我问父亲要不要去医院，父亲站起来，扭一扭腰：“没那么严重，明天我还要参加举重比赛呢。”我和母亲都劝父亲不要参加比赛了，或者改打乒乓球什么的，父亲说：“举重才是我的专长。”
第二天，单位搞的体育比赛开始了。我特意请母亲到单位来陪父亲比赛，万一发生意外好逼他放弃。参加举重比赛的只有七个人，周局长也是其中一个，他身材矮壮，挺适合做举重，据说读大学的时候还进过举重队。这是单位搞活动，很随便的，大家推举周局长当裁判，周局长象征性地推辞一下，就接受了，这样他就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周局长首先上阵，一下子举起90公斤。他这一举就像做报告定了调一样，后面一连五个人都没能超过他，身体最壮那个小伙子也只要了80公斤，大家都称赞周局长厉害。
父亲最后一个出场，他脱掉外衣，里面穿的竟然是紧身的运动服，腰间赫然扎着一根宽宽的皮带，好像参加的是正规的国际大赛。
父亲要了100公斤，我走过去小声劝阻：“别人都不敢超过周局长，你不要举这么重。”父亲说：“我想得一回第一。”
父亲在单位里做什么事都力争做得最好，名字却次次排在最后，想到这些我就不忍心再劝阻他，只是提醒说：“你只要举起91公斤就稳获第一了，用不着举100公斤，小心你的腰伤。”父亲低声说：“举起100公斤，我还怕比不过人家的90公斤呢。”
父亲说得不错，他的墙报稿不是写得最好，结果变成最差吗？父亲执意要举100公斤，我心里酸酸的。
我退到场边，暗暗替父亲鼓劲。父亲真是好样的，做了个深呼吸，俯身抓杠，奋力把100公斤举过头顶。我情不自禁地叫了声“好”，却忽然发现裁判不见了。父亲举着杠铃，叫我快去找周局长。我说：“大家都看见你举起100公斤了，你放下来吧，一会儿跟局长说一声就行了。”父亲喘着粗气说：“你们怎么做得了主？”母亲也着急地说：“快去找周局长啊，没有领导点头，你爸是不会放下铁杠的。”
我只好去找周局长，听说他进办公室了，我就直奔办公室。周局长果然在办公室里，他正在接电话，跟对方没完没了地说笑。我好几次想打断他的话，又不敢。从办公室的窗口能看见举重的赛场，父亲依然举着杠铃，脚步踉跄一下，又踉跄一下。
我心疼极了，赶紧跑回赛场，对父亲说：“周局长在办公室接电话，一时半会还来不了。爸，你先放下，等局长来了再举。”
父亲喘得更厉害了，断断续续地说：“一……放下，我……我就举……举不起了。”我有点恼火地说：“那就不要举了。”
父亲不听我的，依旧踉踉跄跄地举着沉重的杠铃。我只好请母亲快逼父亲退出比赛，母亲却说：“你爸在单位委屈了一辈子，他举起的是一口气啊！孩子，你就成全他一回，快把领导叫来吧。”
母亲的话像刀子割我的心，我赶紧跑向办公室。这回我没有进去，在门外狠狠地把电话线扯断了，周局长的笑声戛然而止。
周局长终于从办公室里出来了，可是，父亲已经放下杠铃，一只手使劲按住腰，估计是腰伤加重了。周局长回到裁判席上，父亲喘着气说他举起了100公斤。周局长望着父亲说：“老同学，你我知根知底，从读中学时候起，你的力气就比我小，我都举不起100公斤，你能举起来？”
这是什么话？连我母亲都生气了：“那铁杠铁饼不是还没拆散吗？叫人拿秤来，称一称就知道是多少斤两了。”
周局长说：“这杠铃我一看就知道是100公斤，问题是杨永福举没举起来。”
“大家刚才都看见我父亲举起来了。”我请同事们给父亲作证，可那些人都知道父亲跟周局长有过节，一个个支支吾吾不肯作证。
父亲火了，霍一下站起来：“不用别人作证，我再举一次！”他紧了紧腰带，又一次抓住杠铃。
我和母亲不约而同地奔过去，想按住杠铃不让父亲再举。父亲大吼一声：“走开！”声落手起，沉重的杠铃再次被父亲举起来。
父亲满脸通红，脖子上青筋暴突，身子像喝醉酒一样摇摇晃晃，但双手紧紧抓住杠铃，高高举过头顶。我和母亲站在父亲左右，双手向上，随时准备接住掉落的杠铃。那杠铃随着父亲摇晃，却始终不落！我蹲着身子，抬头仰望，看见杠铃上面是蓝天白云，一只孤独的鸟贴着白云飞来飞去。
裁判席上的周局长终于说：“杨永福，举起100公斤，第一名。”
父亲放下杠铃，软瘫在我的怀里。我和母亲都流下了眼泪，那些不肯作证的同事一个个低下脑袋，不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
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妈妈
程刚
铭心是被亲生父母遗弃的，那时候她两岁半。为了要一个男孩传宗接代，她的父母辗转千里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把她丢在公园里。好心人把她送进了儿童福利院。后来一位姓丁的女教师收养了她。丁老师的丈夫在一起交通事故中丧生，唯一的儿子留学美国而后定居在异邦。也许是为了排遣寂寞，她从福利院领养了她。
丁老师对铭心比亲生女儿还娇惯，铭心在新的家庭里快乐幸福地成长，转眼就上了高中。那时丁老师刚从一所高中退休，因为是省级优秀教师，很多学校出高薪返聘她任教，她都回绝了。她只有一个愿望：专心培养铭心，不但要安排好她的生活，还要辅导好她的功课，希望她将来考上理想的大学！铭心很懂事，在学习上非常用功，希望将来能回报养母的恩德。
铭心读的是重点高中，成绩一直很优秀，是名牌大学的苗子。高三上学期的时候，有一段时间铭心感觉总是困倦，开始以为是熬夜所致，后来身上一些部位出现了浮肿，去医院一检查，结果竟是尿毒症！这对于豆蔻年华的她无异于晴天霹雳。养母丁老师更是伤心欲绝，相依为命十几年，那份感情胜似亲母女，已非血缘可以阻断。丁老师打算倾其所有给铭心治病。这种病最好的治疗办法就是换肾，在找到肾源之前，需要每周透析两次。丁老师愿意向铭心捐肾，医生不同意，说她年龄偏大了。有一天丁老师拿着一张《成都晚报》兴冲冲地来到医院，让医生看上面登出的一则新闻。报上说南充市的苟兴富大爷69岁了，毅然把自己一个鲜活的肾脏捐给了患尿毒症的女儿。医生被她的执著感动了，经过慎重研究，同意了她的请求，不过要先进行血液配型，配型成功才能手术。遗憾的是，她的血型与铭心的血型不符，配型失败。透析的花销很大，当初丁老师夫妇供儿子在国外读书，没有攒下几个钱，很快资金上就捉襟见肘了。铭心的学校师生捐了款，市慈善总会给了一笔救助款，儿子从国外汇来一万美元，算是解了燃眉之急。但这些都不是长久之计，关键是找到合适的肾源，为此丁老师四处奔波，仿佛是在一夜之间就愁白了头。媒体记者来采访了，新闻一播，报纸一登，丁老师的真情大爱感动了全社会，铭心的病情也牵动了无数人的心。
有一天，电视台打来电话，说有位女士愿意为铭心捐肾。母女俩很高兴，希望与这位女士见一面，当面表达感激之情。但电视台说人家不愿透露姓名，还不知配型能否成功，希望尽快去医院配型。在记者的陪同下，神秘女士去医院进行了血液配型，结果令所有的人感到欣慰：配型成功了！捐肾要进行信息登记，好心的女士恳请院方不要向媒体和外界透露她的真实身份，院方答应了她的请求。丁老师过意不去，再三恳求见神秘女士一面，在记者的说服下，她答应了。这是一位很和善的中年妇女，不过面容中透着一丝忧郁。她自称姓梁，四十六七岁的样子，外地口音，面相与铭心还有几分相似！丁老师千恩万谢，说一定给梁女士补偿，梁女士淡然一笑，说为了补偿我又何必隐瞒自己的身份？
见面之后丁老师反复思忖，觉得梁女士与铭心似有渊源，从长相与年龄上看与铭心的生母有些相符，莫非……丁老师内心一惊：铭心的生母找来了！此时社会上对梁女士也有种种猜测，结论与丁老师的想法大体一致。大家认为，梁女士当年抛弃了铭心，内心必定愧疚，怕遭社会指责，所以不愿亮明身份。如今铭心有难，出于骨肉情深，她才现身相助。如果真是这样，丁老师觉得当前也不便把事情挑明，以免大家陷入尴尬，毕竟先救铭心最要紧。对于社会上的传闻，梁女士始终缄口不言，这反而更坚定了丁老师的判断——梁女士就是铭心的生身母亲！丁老师喜忧交加，陷入矛盾之中。喜的是铭心终于有救了，直系亲属可是肾移植的最佳选择。忧的是梁女士若是提出认领铭心，那可如何是好？毕竟铭心寄托了她生活的全部希冀。
手术很成功。术后铭心与梁女士都恢复得很好。此间丁老师几次想探知梁女士的真实身份，都欲言又止。这件事她一直瞒着铭心，手术期间可不能过于激动。梁女士向铭心捐肾成功后，如释重负，不久就要出院了。丁老师沉不住气了，终于把心底的疑虑向梁女士和盘托出。梁女士听后淡然一笑，说我本来想临走给你留一封信，来说明我的真实情况，既然你这么急切地想知道，我也不再隐瞒了，毕竟一切都要结束了。
丁大姐，你是好人，铭心是个好孩子，你们永远是相亲相爱一家人！我不是铭心的生身母亲，也和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我打算捐肾是为了赎罪。我曾经是一位母亲，如果我的女儿活着，应该和铭心一般大。因为生的是女孩，丈夫很不待见我，女儿也不受宠。孩子六岁的时候发了一次高烧，我抱到小区诊所的时候已经神志不清了。当时丈夫在酒店接待客户，接了我的电话后，只是慢吞吞地说他很快就回来，不过一整夜也没见他的人影——他对孩子一直漠不关心，好像孩子不是他的似的。我又给婆婆家打电话，他们说小孩子感冒发烧，在诊所打打点滴就好，没啥大不了，结果一个人都没来。后来我和一位好心的邻居抱着孩子去了医院，一检查，孩子感染了急性肺炎，呼吸急促，咳嗽不止，脸憋得通红。我简直要急疯了！后来孩子出现抽搐症状，医生进行了全力抢救，但还是没能挽留住她幼小的生命。婆家人拖延治疗，就是想要一个男孩。他们不惜牺牲我的女儿来达到目的，是何其歹毒！
我心里种下了仇恨，对丈夫的仇恨，对婆家人的仇恨！是他们害死了我的女儿，我得替女儿申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