蛹蚕化碟，丑小鸭蜕变成白天鹅（一）
蛹蚕化碟，努力的结果是有了一些成绩，文学改变了一个女人的人生。
有时，路过黑板墙报竟然看见工友在抄摘我的诗文，有时我故意让出版面不登自己的文稿，工友们会问：“阿英，怎么不见你的诗，是不是工作太忙？”这让我很欣慰也很感动。
这期间，吟香诗社办得红红火火，人气甚旺，我的诗歌也被不少诗友和读者摘抄，我也因之交了不少爱好文学的朋友，这段时期是我写作最丰收的季节，广东的打工杂志大都有我的诗作和散文。在这个百多人的诗社成员中，我的诗曾一度好评如潮般涌来。常常有不认识的读者从远远的地方给我写来热情洋溢的信，或打来电话，激励我走向文学的圣殿。
读者们那么喜爱我的诗，这给了我莫大的信心和鼓励，我想，我的诗歌一定有市场需求，为了出版自己的诗集，1993年元旦节那天，我与同事陈昌志一起去邮局，寄出了7000元，同时也寄出了厚厚的一叠诗稿给北京民族出版社。走出邮局的那一刻，我的心像被掏空了一样，那是我两年来苦挣苦捱所积攒的血汗线啊！回到工厂办公室，厂长开玩笑地说：“阿英，这下好了，你的钱寄出去也没了，你的诗稿也没了，可千万你的书不要出版不了也没了呀！”不像现在有一些出过书的朋友，可以向他们咨询，我身边的朋友都不知道怎么才能去出版一本书籍，你让我问谁好呢？这种事，在1993年的东莞，这座当初没有成立作协也没有一家出版社的二级城市，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难怪我的诗友和工友们不理解。
次年6月，千呼万唤间，我的诗集《漂流花季》终于载着三只青鹤从北京飞临我的案头，封面是蓝色的，三只展翅飞翔的青鹤，承载了我的理想。我高兴得泪眼模糊，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打工妹。当我把出版的诗集赠寄给远在江西老家已为人母的荣时，荣激动地哭了。她在信中说：“我们这群快乐的丑小鸭终天有一个飞了起来。”
诗集首印3000册，没到年底就脱销了，仅我所在的工业区就创下了一天内销售300册的记录，节假日，我亲自拿了诗集到常平的一些工业区、厂区去做签售活动，对比一些专业作家出书难以卖出的情形，我是幸运的。我知道，我所写的这些诗歌，并不比那些知名诗人们，或者专业作家们写得更好，而是因为我道出了我们这些漂在异乡的打工者的心声。
同年9月，好消息不断传来，妹妹顺利考进了县城二中，弟弟考入了吉安师专中文系。这实在是天大的喜讯。虽然都不是什么名牌大学，但我已经很开心的了。我想：“该我家花钱的日子还在后头呢！不过，能让他们圆我的大学梦也值。没钱，有父母和我们三姐妹扛着，应该也可以应付的了。”晚上，也许，我做梦都会笑醒的。
记得1993年底10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广东卫星广播主持人白雪的邀请，电话直播采访我打工成才的事迹。那天我讲了两个小时，把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原原本本地讲给收音机前的听众。并与听众连线，解答听众的问题，一个南开大学的女学生问了我一个问题。
她说：“你每天那么努力工作和学习，你的动力源是什么？我的回答很让她失望也振奋。”我说：“我只是需要，觉得女人除了工作，应该还有自己的爱好和兴趣，仅此而已。”94的元旦节，广东卫星广播“打工明星耀珠江”栏目播出了我向打工朋友向大家拜年的贺信，主持人白雪深情款款地读完我充满诗情的信，我的泪无声地流淌下来。
我要离开我深爱的这片土地，回到家乡去，作为一个已为人妻、将为人母的女人，面对生育与升职这两个问题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生育。
我知道，作为女人，就一定要有牺牲，这种牺牲是每个女人都要经历的。我牺牲的是我那份开展得很好的工作，及前方看得见的机遇和前程。我的前方铺好了一条路，而我却要提前退出这个历史舞台。回到生我养我的故乡，回到老家能继续我的文学梦吗？
走之前，小桦送了我一条丝巾，春霞是惠州总厂的财务，经常过这边厂里来和我对帐。她送了一条自己亲自编织的网状三角形围巾给我，很漂亮的那种，我拿了与她们每个人的合影。像宝贝一样带回了江西老家。其实，我也只是一年，就会重新回来这里上班的。
诗人的卖书生涯苦并快乐着。
在《东莞日报》文艺部编辑主任李逸江老师在他的《打工诗人的卖书生涯》报道中这样写道：
1994年6月，新华社发了通稿，报道了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打工妹汪雪英写的诗集《漂流花季》在北京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全国至少有百十家报纸刊登了这一消息，不久之后，广东的《佛山文艺》丛刊《外来工》杂志主编刘宁老师又为她发表了一条书讯，从此，打工妹汪雪英成了青年女诗人汪洋，在全国出名了。
我知道汪洋，是一位来自江西永新县的农村打工妹，只有初中学历，但从来没有见过面，她曾给我写过几封信，地址是常平镇某管理区一家杂货店。我以为她成了杂货店的老板，就要求她在信中把电话号码告诉我，以便随时联系，谁知她毫无反应。
今年10月中旬，我打电话给我在常平镇桥梁餐厅的朋友刘利民先生，请他帮个忙，找一找她，当天下午，我到了常平镇，在刘利民先生的带领下，终于见到了汪雪英，原来她并非什么杂货店老板，只是租住了杂货店老板后面的一间出租屋，如果我打电话给她，就算是传呼，杂货店老板也要收她一元钱。
80年代，南下大军如滚滚潮流，汹涌澎湃。我曾在1986年写过一篇介绍南下打工妹的文章，叫《N妹在东莞》，发表在《黄金时代》杂志上。我按照当地群众的习惯把来自外省的外县的女民工称为“Nan妹”，虽不算准确，却绝无褒贬，在神州大地，南下打工是十分新鲜的事情，一个打工妹写了诗，就更加值得骄傲。
眼前的汪雪英，完全不是我想象的样子，我想象中的打工妹，是身穿统一工作服，发梢上戴着一朵鲜艳的红花，配着耀眼的厂徽，出入工厂车间，在大街上流连徜徉，端坐在电影院里，一群无忧无虑，神采飞扬的年青姑娘。而这位不到30岁的汪雪英，穿着一身非常朴素十分整洁的衣衫，在狭窄的出租屋里，在为出生才五个月的儿子洗澡，原来她早已辞了工，暂时做了家庭主妇。
屋子是陈旧的，狭窄的，只有几十平方米，住着两对夫妻六口人，这是常平地区常见的十二椽瓦，（当地农民叫十二坑瓦）砖房子，月租一百三，住着两家人，没有更多摆设，没有电视机，没有报纸杂志，写作的桌椅同时也是吃饭的桌椅，只有一部小型收音机，收听广播和国家大事，煮饭的炉子散发出一股刺鼻的煤油味。
汪洋的感情表达方式不是那种兴高采烈的，大喊大叫的，对什么事物，她都显得很有节度，成竹在胸，没有特大的抑扬顿挫，更不是哗众取宠；而是不亢不卑的、准确的、清晰的、甚至是平静的叙述。
蛹蚕化碟，丑小鸭蜕变成白天鹅（二）
仔细听，仿佛一道美丽的山涧清泉，汩汩流淌，显示出一个女人成熟的风韵，对于一个普通打工妹出书这件大事，她说只是做了一件平常的事，书全部卖了出去，她没有亏本。没有亏本就是有钱可赚，赚多少，她没说。她的本意也不是赚钱，找到了这种情感表达方式，已经足够。她说话的语气异常平淡。仿佛是叙述一个平常的故事。
18岁那年，她和千千万万南下大军，来到了改革开放的前沿－－东莞。
18岁的少女，心中都有一个美丽的花篮，装满着五彩缤纷的幻想。见到南下打工这个波澜壮阔的场面，见到改革者的前沿阵地——东莞日新月异的变化，姑娘们十分激动，于是大家互相鼓励，一起写诗。她的书出版了，她亲自去卖书，对于卖书，我有过种种设想，是摆摊，沿街叫卖，还是委托新华书店出售？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作家签名售书》，描述过作家签名售书的情景：年近六旬的老作家，满面红光满头大汗地被围在众多的学生中间。一双双年青的、少男少女的手伸向他，一本本散发着油墨香的新书从他的脸前、眼前、额前、耳朵前后、手下、笔下、腿下、胳膊窝下伸过来，人群中不时传来“给我签，给我签！”的请求哀求命令和说不清是何种语气的呐喊，还有更激烈的欢呼起哄声。
汪洋是这样吗？她怎么卖书的呢？听听她自己的叙述：
1994年6月，北京寄来了第一批书——300本，一天到晚不出厂门就卖售了，我是放在办公室的窗口卖的，窗外贴张“作者亲临售书”的红纸，工友们看见了，都涌向前来，评头品足，议论之声不绝于耳。因为在此之前，新华社发了通稿，大大小小的报刊都知道我出版诗集这件事，不少人给我写信，来信如雪片般从各地而来，有交友的，取经的，买书的，也有一些聘我工作的，还有几封求婚的。
三个月时间，我收到700多封读者来信，回信成了每天的必不可少的作业。
面对一下子“红”起来的我，工友们惊呆了：我们身边不起眼的丑小鸭怎么会引来社会这么多关注的目光！真的是不可思议。
偶尔周日晚下班之后也到街上去卖。有一次，一个很想认识我并想和我交笔友的男孩无意中在常平镇的某条街道碰到卖书的汪洋。他把诗集前前后后仔仔细细细地看了很久，又看到地上的“作者亲临签名售书”的纸片，问“谁是作者？”我笑笑，指着扉页的照片，既然摇了摇头：“不像不像，书上的女孩清汤挂面，一双有神的眼睛，怎么会是你？你骗人！”陪我一起卖书的女孩愤愤不平，毫不客气地拔刀相助：“人家卖给你一本书才收3.5元，还要给你签名，就是骗子也没有骗你多少。书不要成本吗？卖书不要时间吗。”男孩听工友如此一说，觉得颇有些道理，连忙道歉：“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开开心心卖了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