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间，“华南经济圈”在港、澳、穗、深、珠自然结合的基础上，往西南进一步结合广西及海南，往东北则直溯沿海地区。现在这种结合正在向纵深发展。这里工业集中，经济基础雄厚，文化发达，人民生活较为富裕，并已逐年成为广阔内陆和国际市场畅通交往的基地和桥梁，素有中国“黄金海岸”之称。这种自然经济结合是“黄金海岸”迄今形成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区”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所决定的。
由于历史的和改革开放的原因，中国沿海地带早已和内陆各省市形成了纵横交错的经济分工和协作关系。因此，如果把战略视角进一步投向21世纪未来，在一个涵盖台、港、澳、亚洲华人和世界华人，及沿西太平洋中国“黄金海岸”各省市的大范围的基础上，再有一二十年时间至2020年，这一华人经济圈应可将上述业已发生的经济自然结合的庞大利益逐步扩散至中国北方及广袤的内陆地区，从21世纪20年代开始，经济统合和协作将可望在集约化程度上展开。
值得指出的是，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大中华经济圈的融合正快速向内陆及腹地推进。中国和回归后的香港、澳门政府官员在日常管理事务中越来越配合。以下几个方面可以说明大中华经济的快速融合：
--在过去10年里，到大陆居住的中国台湾人数量从30万增加到50万，而且估计实际人数大大高出这一数字。数万名台湾学生在大陆攻读学位，而不再是只到欧美发达国家留学了；
--从2002年开始，大陆超过美国成为中国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
--大陆已超过中国台湾成为世界信息科技产品的第三大产地；
--为了保持珠江三角洲相对于中国其它地区的突出优势，香港和广东的商界和政府领导人修建了连接香港、珠海和澳门的大桥，并寻求协调珠江三角洲地区5大机场服务运作的方法。
全世界都感受到了“大中华经济圈”在出口方面的影响：
据世界银行说，它在全世界总出口的份额从2002年的6.9%上升为2005年的9.6%，超过了日本。到2007年，估计它的份额会达到13.7%。（注解29，《参考消息》，2006年1月30日。）
著名高盛（亚洲）有限公司预测，随着中国和台湾都将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开放市场，“大中华经济圈”的进出口总额可能会超过2万亿美元，其中不包括大陆、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之间的贸易。这就使该区的进出口贸易额几乎达到日本的两倍和美国的2/3之强。（注解30，“展望大中华经济圈”，《环球时报》，2005年7月11日。）
在购买力方面，据世界银行估计，“大中华经济圈”在未来十年内将超过欧盟，其整体国内生产总值会达到12万亿美元，如此一来，几乎是日本的3倍。届时，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证券交易市场的资本也将对东京2.1万亿美元的证券交易市场构成严峻的挑战。（注解31，与注解29同。）
如果把那些心系祖国，纷纷回国投资的海外华人群体也包括在内的话，那么，“大中华”概念可以进一步扩展。在过去20多年里，到国外留学的40万中国留学生，约14万人已学成归国，他们带回了更高的知识水平、硅谷的先进经验和资金。据深圳前市长于幼军说，在深圳，有300家海外归来的华人经营的公司，每年有1000多名在海外留学的中国人来深圳创业。
国际麦肯锡公司的前顾问大前研一认为，正在崛起的“大中华经济圈”，有着几十个接纳外国投资者的经济开发区；约10多万韩国人居住在青岛等城市；约4000家日本公司在大连附近经营业务。另外，新加坡公司也是中国一个大的资本源。（注解32，德克斯特·罗伯茨、马克·克利夫德、布鲁斯·艾因霍恩、皮特·恩加迪奥，“大中华经济圈”，[美]《商业周刊》，2002年12月9日。）
构架大中华经济圈的是一些中外企业家，和诸如上海、重庆、深圳、东莞和香港等城市的精明强干的政府官员，他们几乎花了20多年的时间来铺设中国和周边国家与地区的商贸人际关系基础。这一优势也是其它外国人难以与之竞争的。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大中华经济圈内的企业不断地给中国提供参与到世界竞争所需要的管理和金融方面的专门有效技术。
如果中国大陆和港、台、澳能朝向经济统合的目标循序渐进，从目前中国13亿人口和近3万亿美元国民生产总额的基础上发展，预计到2010年，两岸四地（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所共同建立起来的规模经济中国，将可望直追日本，成为世界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经济共同体，这无疑将使中国在未来世界经济格局和新秩序形成中取得有利地位，并大大有利于亚洲合作潜力的充分发挥。
华南经济圈的成功典范显然给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进程中积极拓展与周边亚洲太平洋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参与新世纪条件下的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分工，加强与该区域内各国经济、技术合作，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指向。中国在迎接世界区域经济集团化挑战中，无疑可以效仿华南经济圈一体化的模式，把它和周边亚洲太平洋国家和地区当成一个发展架构来加以处理。目前，在中国沿海、沿边已逐渐衍化出或正在衍化出5大块跨国、跨世纪的产业协作系统。除了上面已有详述的华南产业协作系统外，另外5大块分别是东北亚跨国产业协作系统；长江下游（大上海）跨国产业协作系统；亚洲西南大陆桥产业协作系统、陆上丝路跨国产业协作系统，以及中国--东盟跨国产业协作系统。其基本内容如下：
--东北亚跨国产业协作系统。以中日韩为主体的国家构成的黄渤经济协作圈，可以说，它是世界上最具力量的经济区域之一。特别是韩国在短期内克服金融危机，恢复了增长势头；中国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正在雕塑巨龙的形象；日本是世界资本、技术大国。中日韩3国的交流和合作非常密切。从韩中两国的经济合作来看，建交的1992年，两国的贸易额只有63.8亿美元，到2005年则增加到314.9亿美元，增加约5倍。因此，中国成为韩国第三大贸易国，韩国成为中国第四大贸易国。韩国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到2005年累计达119亿美元，继美国、日本、新加坡之后，居第四位。韩国企业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积极对华投资，刺激了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的投资。
中、日、韩，也就是黄渤海圈3国，不仅地理上邻近，而且作为相同的汉字和儒、佛教文化圈，文化上的接近性也很强，增进合作的条件非常好。再考虑到人口和经济发展速度，3国具有有可能形成未来世界最大市场的潜力。同时，3国不仅在产业发展阶段上多少存在着差距，而且日本的尖端技术和资本、韩国的生产技术、成功的产业化和结构调整经验，中国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将形成互补优势，当3国彼此进行合作的时候，其综合效应是非常巨大的。
在东北亚跨国产业协作系统里，第一层次的协作是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等省市沿海地区、南北朝鲜的经济协作作为核心形成的一个国际型经济协作圈和三角洲经济互补关系。政府考虑将一些三角洲地区建设成经济开放区，如辽宁的大连、营口，山东的烟台、威海和青岛。这些三角洲地区几乎覆盖了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全部。开放区建成，即可成为国际合作重要的前沿阵地。
第二层次的产业协作是指上述第一层次的协作范围向北扩展，在中国、南北朝鲜与日本之间开展经济协作。主要以中国的资源、市场和劳动力与日本的资金、技术相结合，带动中国、南北朝鲜和日本的产业协作。
第三层次产业协作是将协作范围进一步扩大，实行包括日本、朝鲜半岛双方、俄罗斯远东地区、蒙古和中国东北地区的东北亚产业协作。主要以中国的劳动力、俄罗斯的资源、日本的资金相结合为主要条件，推动整个东北亚地区的产业协作，逐步形成东北亚经济圈。
从发展前景看，东北亚地区很有可能组成一个高科技为龙头，实行梯度产业转移和技术转让体系的区域协作结构。中国东北地区既可以承接从日本、韩国转移出来的相当部分的产业，又可向蒙古、朝鲜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转让某些技术，是东北亚理想的合作中心。所以，中国东北地区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其主要战略目标将确定为：利用日本、韩国的先进技术和俄罗斯远东的自然资源，把在东北的集团公司变成双向进出口加工基地：一方面，引进日本和南朝鲜的先进技术，利用东北地区的原料和劳动力，进行加工返销日本、韩国，向俄罗斯、蒙古、朝鲜出口；另一方面，引进日本、南朝鲜的技术和进口俄罗斯原料，在东北地区加工，再向日本、南朝鲜出口精料、半成品和成品。
--长（江）三角跨国产业协作系统。第一层次的协作包括长江三角洲，即江苏、上海和浙江等省市和部分长江流域地区与韩国、日本的合作。上海是中国最大和最发达的工业城市。江苏省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1987年，其工业总产值第一次超过了上海，成为中国工业总产值最大的省。浙江省也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省份之一。与江苏省相比，浙江具有更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发展农业的有利条件，这将维持其今后相当长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已将苏、浙、沪三省市列为长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这个开放区以上海为中心，包括了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常州、浙江的嘉兴、湖州总面积约27000平方公里，其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其成为中国最富裕地区之一。
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面向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主要窗口，也是中国沿海地区经济文化中心，经济技术力量比其它地区雄厚，最有条件扩大对外产业协作。因此，长江三角洲将利用自身外向型经济优势，首先与韩国和日本发展成多元化经济关系，吸收韩国和日本的资金、技术。除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之外，还将发展一些资金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高科技产业。
第二层次产业协作是将范围扩展到整个日本以及台湾地区，开展经济合作，促进经济共同发展。
第三层次的产业协作，是将合作范围扩大到北美自由贸易区，形成中国在太平洋东西两岸都有产业合作网络的局面。北美自由贸易区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之一，而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参与这二者之间产业合作，对中国经济结构的提升无疑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