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与子
回家省亲不再只是一个梦想的时候，已经到了1934年的7月。彭桓武登上北去的列车，望着荒芜的田地、破落的村庄，心情十分沉重。
长春已不是四年前的长春。日本兵随处可见，他们扛着枪耀武扬威、神气十足，如行在自已家门口一样自由地往来在长春的大街小巷。
家虽然还是过去的家，小四合院也还是四年前的四合院，可家道正在衰落，邻县的田产已被卖掉而用来维持基本的家庭支出。
有一天，彭桓武被父亲叫到身边。父亲说：“你已经上了大学，家里就没有你的家产了。”
彭桓武考上清华后，曾收到过父亲的来信。父亲在信上说：清华是国立大学，费用较省。此后他收到由北平商行转来的父亲寄给他的钱果然比他上高中时还少。他知道是父亲抓住时机对他进行戒骄、尚俭的教育，却不知还有别的原因。
父亲又说：“那一套《四库全书》是你的。”
彭桓武对于家产从不奢望什么，有这一套书，他就心满意足了。这套书有近百册，码上书架整整一面墙那么多。在家的日子里，他亲手一册册把它们摆上书架。他想：将来有机会再回来取。他没有想到的是，这竟是他最后一次与他心爱的书相伴。
五姐变得比过去更沉默寡言，除了照顾父亲外，她所有的时间几乎都用在烧香拜佛上。这自然是受父亲的影响，但同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彭桓武在父亲彭树棠眼里仍然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彭树棠这时的主要工作是致力于慈善事业。他多次向儿子提及过去他当官时与日本人斗争，终于争取到延吉、珲春等主权的事，教诲儿子热爱国家，热爱民族，不忘痛失国土的耻辱和仇恨。
彭桓武在家里住了一个月，就匆匆返回北平清华。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最后一次回家。
四年级大考前夕的一天早上，彭桓武突然看见父亲彭树棠走进他的宿舍。父亲叫道：“长生！”
彭桓武惊讶地望着他。
父亲又叫：“和尚！”
彭桓武仍然没有回答。
父亲生气地扭身要走，彭桓武一急喊出了声。然而，瞪大两眼，面前却什么也没有。
自从母亲去世后，彭桓武十分害怕再失去父亲，回想刚才的幻觉，他感觉父亲已经到北平了，正盼望见到他，那是父亲用他的方式召唤儿子呐！
彭桓武第一次放弃宝贵的复习时间，毫不犹豫地赶往城里。
推开虚掩的大门，彭桓武走进父亲的一位朋友家。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已的眼睛——父亲正坐在堂屋里喝茶！
看见儿子，彭树棠喜出望外：“这么快就收到了我的信？”
彭桓武说：“没有
彭树棠不信：“没收到信你怎么知道我来了？”
彭桓武说：“是心灵感应。我感觉到您来北平了，我要不来看看，恐怕连大考也考不好的。”
彭树棠眼里含着泪花，他第一次感觉他的小儿子长大了。
彭树棠问儿子大学毕业后的打算，彭桓武说：“我还想上学。”
彭树棠似乎有许多话要说，可最后只说：“自从你去年回家后，我看出你现在已经学会照顾自已了。这样很好，这样我就放心了。”
许多年后，彭桓武多次回忆起这次与父亲的会面，回忆着父亲的音容笑貌，才理解父亲这次到京实际是害怕他大学毕业后回家。父亲老了，固然需要儿子在身边，但残酷的现实，国破家败的现实告诫他：儿子的出路不在长春，不在伪满洲国。至于他已经老了，十分需要儿子的照顾等却只字未提。
无私而非凡的父亲。
在彭桓武的记忆里，父亲任知事时亲笔书写在长春县衙的楹联，“衙作禅堂心作佛，民为眷属国为家”，曾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尽管彭树棠只承认彭桓武是他的“一半”，但彭桓武除了“会读书”像他之外，还有许多品格也十分像他，比如对民族的忠诚，对侵略者的仇恨，对理想的追求……彭桓武毕生都怀着感激之情面对父亲，并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去实现父亲生前没有实现的理想——强国之梦。
然而，彭桓武怎么也没有想到，1935年与父亲彭树棠的北平相见，竟是他与父亲的最后一面。
炮火下的流亡之路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侵占中国，加紧制造了一系列事端，图谋分裂中国，进而达到它霸占全中国的罪恶目的。
1935年的夏季，彭桓武大学毕业后考上了周培源先生的研究生。一年前，他已开始对广义相对论方面的研究，毕业论文就是作广义相对论。这时，他拜在周培源先生门下继续研究。周先生给他出的题目方向是关于宇宙红移与距离的关系。之后不久，周先生去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参加爱因斯坦主持的讨论班，彭桓武留在清华继续学习、研究。他每天上课、读书，准备论文，等待导师回来。
1936年，日本法西斯军部独裁政权确立，日本侵华活动日趋激烈。华北之大，早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日益深重的民族灾难教育着清华人，教育着彭桓武。彭桓武以“自强不息”的清华精神勉励自已，发奋读书。在十分恶劣的环境中坚定不移地走探索和理解自然奥秘的道路，为“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为民族的强盛准备了丰富的物理和化学知识，掌握了熟练的数学技巧。这一时期，“他已初步形成了那不失赤子之心的天真友好，热爱自然，而又好学深思，追求真理的纯真性格”。（着名科学家黄祖洽语）
到1937年四五月间，与彭桓武同宿舍的一位同学患了严重的肺结核。这位同学病重离开后，彭桓武怀疑自己已经染上了肺病，曾一度情绪低落，不知所措。肺结核当时是不治之症，彭桓武不敢去检査。一是时局动荡，身体不好什么也干不了；二是万一査出是肺病，就等于判了他的死刑。
可是不久，彭桓武感觉身体严重不适，胸闷、气短、四肢无力等症状同时出现。权衡利弊，他终于下决心去泰山找大学的一位同学。走之前，他把心爱的网球拍和球鞋锁进体育馆自已的柜中，带上了许多书和有价值的笔记本。另外，他把一包试验用的砒霜揣进了怀里。
这包毒药足以让一个人死三回。
这包毒药是彭桓武为自己准备的。
这时的彭桓武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假如让日本鬼子抓住，他就把这包毒药吃下去。他自知自已性情耿介，日本人来了，他不会做顺民，早晚会被日本人杀死，不如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
彭桓武离开北平，前往泰山。
正像彭桓武判断的那样，这时他确实染上了肺结核，只是还不太严重。泰山上清新的空气和优美的山光水色，“帮助”他把肺病“治”好了。他住在这位被分配在气象台当台长的同学处，每天从落地玻璃窗里看泰山日出，看万山翠绿，层林尽染，心中常评然一动，为这大好河山而感动，为这自然的造化而肃然。他每天必从山顶跑下山，又从山脚爬上山顶，洁净的空气，安宁的环境，大自然给了他希望，泰山的草木、岩石和百花给他的生命注入了新的生机。
彭桓武仿佛到了尘世之外，度过了短暂的“疗养”日子。
不久后的一天，他下山办事，惊闻“七七事变”发生，才意识到泰山上的这段时光如梦幻一般永远地离去了。
日寇的炮声正从北方隆隆压过来，彭桓武向云南大学熊庆来校长发了一封求职信后，告别同学，告别泰山，南下南京转往上海。
平津陷落以后，日本侵略者为了逼迫国民党政府投降，以实现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方针，又积极筹划对上海的大举进攻。
8月13日上午，日军用大炮轰击上海闸北区，海军陆战队也随之向闸北、虹口、江湾我沿江阵地进攻。上海军民奋勇还击，“八一三”上海抗战拉开帷幕。
13日这天，彭桓武亲眼看到日寇的炸弹落在上海市居民区和商业区。他听到的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失去亲人的痛哭声，眼里看到的是大火中倒塌的民房和商业大厦，血泊中挣扎的妇女和孩子……国恨家仇像熊熊燃烧的烈火，燃烧在他的胸膛。
上海也已无一日安宁，熊庆来的邀请信也已寄到了二姐家，他必须尽早动身去云南大学任教。就在收拾行李准备动身时，
“这是什么？”二姐问。
“础霜。”从不会骗人的彭桓武如实说。
“要它干啥用？”
“被日本人抓住，我就吃了它。”
二姐盯了他半天。他很小时，二姐就出嫁了，二姐的大孩子比他小不了几岁。他还是第一次来二姐家。之后，二姐出去了一会儿又回来了，他发现那包批霜不见了。
二姐说：“我把它埋了。”
彭桓武想：二姐把他死的路子断了。今后，他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活下去，还不能让H本鬼子抓住。
去云南要先乘船到安南（今越南)，可上哪儿去找船呢？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彭桓武了解到一条云南同乡会联系的法国远洋轮船，正准备第二天启程运载云南老乡回云南。彭桓武找到联系人说明情况后打算买票搭船。那人说：“你把钱给我，不用买票，明天一早来就行。”
彭桓武二话没说，将钱如数付给那人。回到二姐家，二姐夫听后说：“你真不会办事，你上人家当了！”
一生中的一次重要转折
彭桓武在二姐家挨过了难熬的最后一夜。第二天，如约赶到码头时，彭桓武惊喜地看见，答应他搭船的人正在岸上等他。
彭桓武跟那人上了一艘炮艇，艇起动准备航行。彭桓武忽然看见外甥朱德熊正飞跑着向炮艇奔来，手里举着他新做的西服。原来，彭桓武到上海后去裁缝店里做了身衣服，由于来不及取，外甥自告奋勇帮助他取到并送到码头。这套新衣服是他自到北平读中学以来所添的唯一一套衣服。
告别了亲人，告别了上海，彭桓武踏上了去云南的航路。
彭桓武上的是一艘法国炮艇。炮艇开到吴淞江口，彭桓武随云南老乡换乘法国运输船。船从吴淞口出发，将经过香港、海口到达海防，彭桓武将绕道安南的河内，乘火车到云南昆明。出国签证在上海已办理。然而，乘炮艇和运输船的费用却高得惊人。
在大学四年级时，彭桓武便给一年级学生批改作业而获取微薄的报酬。大学三四年级和研究生两年的奖学金帮助他搭乘外国船绕道安南，抵达昆明。
彭桓武毕生对清华母校都怀着万分感激的心情。无论他后来走到哪里，无论是在云南大学执教，还是远涉重洋追随玻恩、薛定谔，只要一想起母校，他在清华度过的六载岁月便如春潮一般涌现在他的眼前。清华园，教给了彭桓武探索自然奥秘的方法，更培养了彭桓武不虚名、不贪利禄、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为祖国和民族利益献身的精神。
彭桓武伫立船头，海鸥在他眼前上下翻飞，海浪拍击着船舷，他心潮难平、思绪翻涌。
华园六载，他像一颗明星闪耀在物理系的上空，令许多老师和学生瞩目、钦佩。可因战乱，他不得不提前结束学业，离开清华，走上自谋生存之路。何时才能回母校？何时才能见导师？彭桓武在心里与清华园做痛苦的告别，与勤奋而辉煌的6年大学生涯告别。
彭桓武很快便适应了航行的生活，并用在大学学习的法语同船上的法国人聊起天来。说起来连他自已也觉得奇怪，他第一次应用外语会话不是英语或德语，竟是法语。大学一年级开始，他就选择了英语为主修外语。二年级时，又选了德语。法语他只旁听了一个月的课。可偏偏此次航行登上的是法国人的船。与法国人每对一次话，他不得不先在床铺上査字典，自己先说几遍，然后再去问答。凭着他的聪明好学，航行中不但常有法国人找他聊天，而且还有人找他下棋。
船抵法国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安南海防港口，彭桓武看到法国人把守着海关，百般敲诈勒索进出关口的行人。彭桓武想起祖国也正遭日寇侵略，心中无比愤慨。
才上岸，彭桓武和许多回云南的人被华侨接上汽车，经过一段旅行后，他被送进河内市一个叫“天然”的旅店。这个旅店是华人开设的，办理接站、送站及旅行的业。彭桓武在这里得到了比较周到的服。
可是，河内市的萧条破败，民不聊生，让他想起正在遭受日寇铁蹄揉躏的祖国。他更加坚信：民族要独立，国家要富强，那些帝国主义才不敢轻举妄动，人民才有真正的民主自由，才能真正地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
由于洪水冲毁了铁路，彭桓武在河内住了一个月。从河内出发，彭桓武买的是三等车厢票。上了车才知道，一等、二等都没人，偌大一节车厢就他一个人。其他人则都挤在四等车厢。列车走走停停，行驶了三天后，彭桓武终于到达云南昆明。
云南大学位于昆明市区，踞商山余豚之巅，前临翠湖，左依圆通山。校园内，茂林修竹，花团锦簇，环境优美，气候宜人。它在我国西南地区属建立较早的一所大学，创立于1922年12月。辛亥革命后，特别是护国运动后，为适应云南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而创立了这所学校。
1937年4月，云南省主席龙云聘请着名数学家、教育家熊庆来任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一再呼吁政府当局和社会各界要重视高等教育，注重人才培养，认为“教育学术为百年大计”“应予大力扶植”尤其要重视边疆地区的高等教育事业。上任后，他即采取了改进云大的五项措施：一是慎选师资，提高学校地位；二是严格考试，提局学生素质；二是整顿校纪；四是充实设备；五是培养研究风气。
为了加强师资力量，熊庆来任校长之初，就聘任了一批北平、天津、上海等地来的专家教授任教。彭桓武正是在这时来到云大的。
彭桓武住在教授们住的二层楼房里，任理化系教员。薪水每月100元“中央票”，合当时云南1000元“滇票”。这个数字比当时云南省长的月薪还高。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在云南，高等教育确被推崇到一个很高的地位。
在云大，彭桓武结识了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物理系的贵州人顾建中。两个人在工作和生活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顾建中几乎每天晚饭后都约彭桓武到市中心街去吃甜食。他们吃得最多的是莲子羹，一块钱一碗，合“中央票”一角钱。
彭桓武虽为教员，但他教的学生中比他大许多岁的学生有七八个。他们欺他年少，常起哄闹事。顾建中挺身制止，多次教训那几个人。
顾建中住在系里的一间库房里，房中有架风琴。他多才多艺，当时不但教物理课，还教声乐。一次，两个人聊起唱歌，顾建中教他发声、运气，他学了半天也没学会，才知道自已天生不是唱歌的材利他既听不清“哆来咪”的高低，更唱不准，每次一张口，都把顾建中乐得前仰后合。
1938年三四月间，西南联大由长沙迁至昆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及清华许多老教授都来到了昆明。正是在这一时期，彭桓武的导师周培源先生从美国回国，也来到了昆明。
面对周先生，彭桓武十分内疚和惭愧，他说：“先生，我没有做完您布置的论文。”
周培源望着这个被战争的炮火驱赶到昆明却念念不忘毕业论文的弟子，眼里涌满泪花。
不久，昆明增设了一个公费留学考场。在吴有训、周培源先生敦促下，彭桓武报名投考“英庚款”理论物理名额研究生。
彭桓武不愧是“清华四杰”不愧是物理系的骄子，他以优异成绩考取。
可是，就在马上要起程去香港，再从香港乘远洋客轮去英国前，周培源教授对彭桓武说：“你去爱丁堡大学吧，那里有马克斯·玻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