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射外星
1976年12月，孙家栋以中国航天专家的身份，随团赴法国、联邦德国、荷兰、意大利、英国、瑞典所属欧洲空间局的航天部门考察访问。通过访问，孙家栋了解了欧洲空间技术的发展水平，结交了许多航天界的朋友，开始与西方航天科技人员交往。1977年9月，孙家栋又随中国航天技术代表团赴法国进行空间技术考察访问。1978年7月，孙家栋主持接待了美国总统科学顾问、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弗兰克普雷斯博士率领的科技代表团，并陪同参观了空间控制工程研究所、卫星总装厂。这是空间技术研究院首次接待外国代表团参观卫星总装厂。
通过国际交往，开拓了中国航天国际合作的思路。孙家栋和有关领导在思考一个问题：要让中国的运载火箭走入国际市场，展开与国外航天技术的合作、交流，参与外国商业卫星发射服的竞争，实施军转民、内转外策略，使中国航天走向世界，这将是中国航天事业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
1982年，孙家栋与邵天任作为副团长随同章文晋团长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第二次联合国探索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大会。会上，我国代表介绍了中国航天活动的成就，这种积极合作的态度得到了联合国及各国代表团的广泛赞扬。
1983年5月，孙家栋随时任航天工业部的宋健副部长参加了中美科技合作联委会第三次会议。这次会议同美国航天局克雷勃洛副局长确定了中、美双方共同感兴趣的合作项目。至此，中美航天技术合作有了具体的发展。
1983年11月，按照中国与英国签署的科技合作协议，英国贸易工业部空间部副主任罗宾逊，率领第一个英国宇航代表团访问我国航天工业部，孙家栋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的身份与其就6个空间项目的合作进行商讨并签署了《会谈纪要》。
1984年8月，孙家栋与刚就任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刘纪原，一同应邀率团前往位于南美洲的法属圭亚那航天发射中心参观“阿里亚娜”火箭发射，在那里与法国航天部门就中、法可能展开的合作，互相交换了意见。
1984年9月，国家邀请海外华人、华侨参加国庆35周年活动前夕，孙家栋与航天工业部部长张钧一起，陪同几十位回国观礼的华裔科学家参观了我国四种型号的人造卫星。他们参观后在盛赞祖国航天事业光辉成就时深情地说：“作为一个中国人，看到祖国的人造卫星，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只有祖国强大了，我们在海外才会有地位。”
1984年11月，法国空间研究中心主任达莱斯特和马特拉公司董事长拉格德尔访华，同中方签署了合作意向的《会谈纪要》，推动了与法国在航天方面合作的步伐。这一次又一次的对外接触，不仅使外国了解了中国航天几十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使我们自已开阔了眼界，了解了外面的世界。孙家栋也因此拓展了思路、充实了在国际上树立中国航天大国形象的新内容。
1985年10月30日，经中央批准，航天工业部总工程师孙家栋升任为副部长，他又一次受命于中国航天发展的关键时刻。孙家栋的思维重点开始转向世界，面向国际的航天科技交流。
中国航天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奋斗，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研制、生产、试验、发射体系，建立了与之相配套的设施，拥有一支庞大的、专业齐备的科研试验队伍。但如何有效地将中国航天这些优势充分利用起来？是摆在国家主管部门领导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航天领域的领导们已经清醒地看到：自从我国连续成功地发射了返回式遥感卫星和地球同步静止轨道通信卫星后，实际上已具备了承揽外国卫星发射的能力。用中国的火箭为外国发射卫星，不仅是一件壮国威、振民心的好事，在改革开放初期，可以为任尚不饱满的航天产业带来新的生机，通过饱满的任培养锻炼新一代科学技术人员，通过饱满的任使设备得到充分利用和更新换代，以此促进航天产业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另外，通过发射外国卫星还能够增强海外华侨的爱国凝聚力，同时可以保本创汇，增加经济效益。时任航天工业部部长李绪鄂等，针对中国火箭投放国际航天市场，向国家提交了建议。经国防科工委与航天工业部认真研究后，制定了相应的具体方案。
1985年10月，中国政府庄严宣布：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投放国际市场，承揽对外发射艮。这一消息震撼全球，在国际迅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正当孙家栋按照国防科工委和航天工业部的统一部署实施中国进入世界航天发射市场之时，世界航天界接二连三地传出了大灾难的噩耗：
1986年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后爆炸，机上7名航天员无一幸免，全部遇难。
1986年4月28日，美国“大力神34D”火箭点火升空仅几秒钟便被瞬间的爆炸化为一片残骸散落地面。
1986年5月3日，美国“德尔塔”火箭升空后91秒，飞行姿态失去控制，地面控制人员被迫实施了炸毁指令，火箭载着卫星如同空中散花一般毁于一且。
1986年5月31日，法国“阿里亚娜”火箭喷着烈焰刚刚离开发射台，还没有离开人们的视线就变为一片火海。
100多天内接连发射失败的惨局搅乱了国际航天发射市场。这些发射失败的惨局令航天界同行痛心不已。航天发射服市场因此大伤元气，火箭重返发射是需要周期的，已经造好排队等候上天的卫星，由于没有火箭运送而在地面滞留，也使欧美的航天发射陷入低谷。
人们在痛惜之余却也看出，中国的火箭完全可以作为国际发射服的延伸和补充为急待上天的卫星提供支持。沉闷的国际航天市场为中国的进入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要抓住这个M，迎接挑战。
1986年7月17日上午，中南海，国院第13会议室，国院就发射外国卫星有关问题正在这里听取汇报。孙家栋与时任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副主任沈荣骏以及航天部副部长刘纪原等有关领导，向国院和中央专委汇报了发射外国卫星工作情况后，与会人员认为，中国为美国发射卫星必然会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当年中国自行研制的导弹成功、原子弹成功、人造卫星成功，都曾在国际上显示了中国的科技实力，为中华民族大添光彩。现在，为美国发射卫星也必将会带动我国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我国高科技的进步与发展。国院领导指示：原则同意尽快开展这项工作。为外国发射卫星，一是要组织好，二是要注意信誉，要确保卫星发射成。
1993年2月与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关于卫星技术安全协议备忘录》。后排右四为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沈荣骏功。做好这件事，不仅在经济上可以获益，在政治上也会产生重大影响。另外，对于团结海外炎黄子孙，共同振兴中华也是一个大举措。要求国防科工委会同航天工业部制定具体措施，将外国卫星发射的各项工作抓紧抓好。
当天晚上，时任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副主任沈荣骏和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刘纪原、孙家栋等参加会议的人员立即挑灯夜战，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发射外国卫星的具体实施办法，同时着手起草向国院、中央军委呈送的《关于发射外国卫星若干问题请示》的报告。国院、中央军委很快向全国下发了通知，确定将发射外国卫星列入国家重点项目，代号为“867工程”，给以必要的特殊政策，由国防科工委负责组织实施，要求有关部门予以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
1986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国防科工委在北京远望楼宾馆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外国卫星发射任工作会议。国家有关部、委、局，有关省、市，解放军有关总部、海军、空军，有关军区共200余名代表参加了诚。孙家栋作为航天部的领导参加了会议。
会上，检査了各单位对中央实施外国卫星发射有关精神的执行和落实情况；中国长城工业公司，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中国卫星发射测控系统部，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分别做了关于发射外国卫星准备工作情况的报告。
通过会议，与会人员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明确了任，为发射外国卫星任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时任国委员、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兼国防部部长的张爱萍老将军，莅临会议进行动员。张爱萍对参加会议的人员讲道：“给国外发射卫星，应该把我们成功的经验和光荣传统，在可能的条件下更好地运用和发展。这是我们中国进入国际市场的一次重大的试验，这是我们祖国的荣誉，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荣誉。”
坐在张爱萍对面的孙家栋，看着张爱萍老将军熟悉的面孔，思绪随着老将军抑扬顿挫、铿锵有力的讲话而起伏，一股崇敬之情从内心油然而起。孙家栋说：“在中国航天对外承揽卫星发射服的紧要关头，老将军的讲话是对事业的支持，也是对每个人的鼓励、鞭策。”
发射外国卫星遇到了许多以前从来没有遇到，甚至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别的且不说，单就卫星从美国运达中国，再进入卫星测试厂房，便会出现一系列需要解决的新问题。
外国卫星运入中国属于什么性质？是出口，还是入境？将需要按照什么样的国际条约来对待？外国专用大型运输机按什么方式进入中国？进入中国领空一直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机场如何实施管制？在机场降落后如何把庞大的卫星从机舱中卸下来？采用什么样的运输工具把卫星由机场运到卫星测试厂房？卫星在发射场的安全保卫由谁负责？如何保障外国卫星的技术保密措施？因为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何况连同卫星一起来的还有大批成套测试设备、仪器仪表以及工作、生活必需品。这些物品随同卫星到达中国后应该按什么性质来办理？到时候卫星从西昌进入了太空，这些配套件如何带走？将需要执行何称海关规定？
上述问题都是保障方面的问题。而技术接口、技术保障以及生活设施方面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落实。对运载火箭来说涉及与卫星的技术接口，经严格的修改设计后还要对各种匹配参数进行实际试验后加以验证。然而，在没有获得卫星制造国的许可证前，卫星制造国是不免许双方技术人员坐在一起讨论技术问题的。对地面设备来讲，卫星发射中心的机场要具备起降大型飞机的能力，要具备卫星停放、测试的恒温恒湿、超洁净度的卫星测试厂房及发射塔架特殊工作区，要向外国卫星提供多种特殊支持设备，与国际接轨，要按商业卫星发射向国际航天保险界购买保险，发射时要进行电视实况转播。还有，在中国技术人员眼里不算问题的住宿、娱乐也必须按西方人的星级宾馆标准建设和配备，在西方人眼里，生活设施的满足程度也有相对较高的要求。
然而，每项具体工作都需要逐条逐项加以落实，每个项目都需要动用大笔资金。于是，出现了一对矛盾，设施、设备不具备条件，不要说拿到合同，就连与国外洽谈卫星发射服的资格都没有。但是，如果耗用巨资将设施建起来、将设备造出来安装好，谁敢保证一定能将卫星发射任承揽到手？下这样的决心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这么大的风险如何决策？
孙家栋这时站了出来，在研究发射外国卫星工作的一次专题会议上，孙家栋慷慨激昂地发表见解说：“既然我们的航天能力和发射水平已具备了对外承揽卫星发射服的能力，既然我国政府已经庄严地向国际社会做了宣布，那我们就应该横下一条心，坚定不移地把我国航天对外开放的步子迈出去！我们要对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有信心，我们要敢于承担风险，敢于承担责任，敢于下这个决心。我们要号召航天领域的各级领导、技术人员和职工，继承、发扬我们当年搞‘两弹一星’时的那股子攻克难关的劲头，把各项工作做好。至于说我们投入了大量资金而承揽不到卫星怎么办的问题？我想，只要你的东西比别人的好，你的条件比别人优越，在同等情况下你的价钱又比别人的便宜，应该没有理由出现这个问题。事在人为，我就不信承老外这个邪，这件事情是关系到我们为之奋斗一生的航天事业的又一次新创业和新起点，国家改革开放政策为航天事业创造了这样的植，我们就是拼老命也要把这肺细”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航天内部不仅不是开放，而且是要求严格保密，航天技术在各个环节都有一套严格的保密措施，航天保密管理条文对各类问题的处置都有明文规定。而现在，发射服提供方作为卖方，必须要把运载火箭、发射设施的技术指标、试验数据等，作为用户“商品”全面展示给“用户”。按照市场经济的法则，买主就是用户，用户就是上帝，这个用户不仅仅是卫星使用者，连同制造商、经营商、保险商、金融商、法律界都需要做全面、深入的了解，光看卖方提供的资料还不够，还要直接到生产厂、试验室、发射中心、测量控制现场进行实地考察，还要进行逐类逐项的技术评审。为了满足外国卫星的技术安全，必须要完成卫星与火箭之间星箭电磁兼容性试验分析，星箭热环境试验分析，星箭载荷耦合振动试验分析，星箭分离时的相对运动分析和飞行轨道分析五大相容性评审。这些评审不仅要提供结果数据，而且连同试验过程、试验方法都要解释得一清二楚。按照这样的程序，中国还有什么密可保？
面对这一系列新问题，如何适应新形势？新的规章制度怎样制定？对于各级领导、各层人员来说都是一片空白。发射服进入国际市场困难重重，即便是欧美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进入国际发射服市场也都用了好多年的时间，欧洲“阿里亚娜”火箭为了进入国际市场用了整整8年的准备时间。孙家栋心里想，难道我们也要再花上8年时间？机遇不允许这样做！只能在借鉴外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尽快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孙家栋与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沈荣骏，在研究如何落实发射外国卫星的具体工作时，不谋而合，又一次想到了一块儿。他们认为：我们发射外国卫星是在做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业，对于这种新的举措肯定会遇到不少困难和阻力，甚至还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但既然我们认准的事业就要首先树立起信心，要有敢于开拓、敢于创新的精神。只要我们下决心脚踏实地地去干，终归能把事情做成。因为这不仅仅是国防科工委和航天部的事情，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件大事！困难会有，但肯定也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这件事情一且做成，必然会改变中国在世界的形象，同时也会在历史上留下深远的影响，这是国家的大事，民族的大事，必须要做，而且一定要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