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开了一个很长的书单子，让李锦秀医生回基地时一本一本地从他的书架上挑拣出来，全部带到了病房。他还让别人从图书资料室给他借来大量的书籍和杂志。但是他忘记了自己已是一个被剥夺刻苦读书钻研工作的人。医院规定，桌子上不准摆工作用书，放一本都不行。医生是医院的法官，护士是执法严格的法警。这些小姑娘训斥起病人来是毫不留情的。出于无奈，邓稼先只好把这些资料塞进壁橱和衣柜里，让悬挂着的长长的衣服作为它们的防护墙。他很细心，知道晚上8点以后是护士不大会进病房来的较安全期，这时就可以写书了。偷偷地干一点痛快的事，是邓稼先小时候顽皮性格的延续。有时回想起来，邓稼先自己也忍不住笑。
只要无关大局，他总爱抓机会略施小计。有一次在新疆试验场地马兰，工作很疲劳，也觉得有些枯燥。邓稼先灵机一动，拉上李锦秀医生要去游泳。他们乘一辆吉普车，来到美丽的博斯腾湖畔。他们迫不及待，像孩子一样跳到水中，戏水、游泳，尽情地玩。邓稼先这个有名的“大白熊”，慢慢游在蓝色的博斯腾湖的边沿。清凉的湖水轻轻漾过他白皙的皮肤。水的温柔的按摩，使他轻松自在。在盛夏的戈壁滩上终日枯燥的生活中能得到这样的享受，真是妙不可言。正当他们忘乎所以的时候，本来心里就不太踏实的李大夫忽然发现山坡上有一队黑点朝这边移动。“坏了！”李医生脑子闪过这个念头。黑点好像是奔驰的汽车。莫不是警卫队来了？他并没有猜错，就在他们急忙上岸刚刚穿好衣服的时候，警卫营副营长带着一个排的战士到了眼前。副营长狠狠地训斥李医生，为什么不阻拦邓院长，反而公然违反纪律擅自到这样危险的地方来。这时的邓稼先已经是中共中央委员了，警卫部队的同志可是理直气壮的。责任使那位副营长毫无顾忌地发着火。李医生一句话也没说出来，邓稼先也无话可说。这都是回忆起来令人开心的往事，现在是不可复得了。
第二次手术以后，他疼痛得越来越厉害。一次他对小捷说：“痛起来像用杀猪刀捅一样。”每次大痛，他便汗流不止，但他从来不叫嚷，最多只是哼几声。小捷在病床旁边，每到这种时刻，便不知所措，只有靠说话来打岔，以求为舅舅减轻痛苦。他在疼痛减轻的时候，常常回忆起别人的长处和功劳。尤其常常怀念与之长期共事的牺牲者。他对别人说：“郭永怀教授死得太早了！要是他在，我们的激光加速器一定会早几年搞出来！”他还说：“钱晋死得很惨，他贡献很大，就是当时名气小了一点，不然的话，不至于……”他常常提及某个问题主要是谁来解决的，还有什么问题又主要是靠谁来解决的。他在后期，每每提到共事的同志和朋友，大概是他非常怀念和他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光。
后期，邓稼先很少谈工作了。他的身体越来越差，虚弱得下床走几步就是一身大汗。日夜都有人陪护他，照顾他。一天晚上，李锦秀医生陪床。因为白天太累，所以晚间李医生睡得很死。半夜过后，一个很重的声音把李医生惊醒了。他翻身爬起来，看见邓稼先摔倒在地上，李医生这时急得忘掉彼此的身份，他怒斥了邓稼先：“你为什么不叫我，为什么？”这严厉的责怪中饱含着多么深切的关心啊！他认为邓稼先思虑他人太过分了，没有必要在这种时候还去考虑别人，还去照顾一个健康年轻人的休息，这是一种无谓的损失，简直是可气。他厉声说：“你知道我来这里是做什么的吗？”老邓一声不吭，后来，用略带求情的口气说：“我看你睡得太香了，我觉得自己还可以做这点事。”等事情过去之后，已是凌晨，天已经有些蒙蒙亮了，他和李医生都睡不着。邓稼先躺在病床上，望着窗外，这个时候是他最喜欢的黎明。因为黎明是一天紧张有趣生活的开端，黎明时心里充满着活力。窗外，树上的叶子在刚刚出来的阳光下显得碧绿，到处是一片勃勃生机。这时邓稼先却对李医生说了一句与这种环境十分不协调的话。他亲切而缓慢地说：“小李，做人可不容易呀。人不能做坑人的事，我这一生就没有做过坑人的事。”
1986年7月15日，万里代总理到医院看望邓稼先的时候，告诉他国务院决定将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授予他，这是“七五”计划期间的第一个全国劳模。两天后，李鹏副总理来到病房授予他全国劳模的奖章和证书。邓稼先服了加倍的止痛药，吃力地表达了他对党和国家的谢意，诚恳地说出了他一贯的最真实的看法。他说：“核武器事业是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的。我只不过做了一部分应该做的工作，只能做一个代表而已。”李鹏副总理对他说：“党和国家非常感谢您这几十年来在核工业、核武器方面做出的贡献。您说的也对，这个事业当然是千百万人的事业。但是，我们也充分地估价您在这个核武器事业中做出的贡献。”他只是一个代表，但是，他是一个十分杰出的代表。
下面是邓稼先这次讲话手稿原件。时间是1986年7月17日，距离他逝世只有12天。手稿的全文是：
昨天，万里代总理到医院看望我，今天，李鹏副总理亲临医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感到万分激动。核武器事业是要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成功，我只不过做了一小部分应该的工作，只能作为一个代表而已。但党和国家就给我这样的荣誉，这足以证明党和国家对尖端事业的重视。
回想解放前，我国连较简单的物理仪器都造不出来，哪里敢想造尖端武器。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解放了全国，这样才能使科学蓬勃地开展起来。敬爱的周总理亲自领导并主持中央专门委员会，才能集中全国的精锐来搞尖端事业。陈毅副总理说，搞出原子弹，外交上说话就有力量。邓小平同志说，你们大胆去搞，搞对了是你们的，搞错了是我中央书记处的。聂荣臻元帅、张爱萍等领导同志也亲临现场主持试验，这足以说明核武器事业完全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
我今天虽然患疾病，但我要顽强地和病痛做斗争，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早日做些力所能及的科研工作，不辜负党对于我的希望。谢谢大家。
邓稼先几个月来日夜思念的女儿典典终于在1986年7月20日凌晨从美国来到北京。因为长时间的飞行和时差，妈妈让女儿先睡一会儿再去看爸爸。许鹿希早晨到医院像说平常事一样把女儿到京的消息告诉他，她希望父女俩见面的时候在感情上尽量平稳一些。上午十点多钟，典典来了。父女相见，抱头痛哭。哭泣并不就是脆弱。至纯的人，至纯的情感，无法控制，也无须控制。
典典不想提起爸爸的病情。她先说这次回来赶得很急，机票事先已由国内组织上付了款，一切顺利，然后谈到自己一年来在美国的学习生活。她读研究生，要学很多门课程，哪些课以前在国内读过，内容明白，只要翻成英文就行了，哪些是新课，很有意思。她还告诉爸爸，自己在美国很节省，她对追求高消费和那些洋气的东西一点也不羡慕，穿的衣服是国内带去的。爸爸听到这些，脸上浮出甚感安慰的微笑。
这段时间，父女共同最感兴趣的是回忆，回忆，是对生活的再品味。他们两人断断续续回忆了许多往事。典典自内蒙古建设兵团返京，分配在一家做箱子的工厂当工人，一干就是四年。终于机会来了，1977年恢复高考，她决心冲上去。她只能用下班后的时间补习功课，而她实际上只有小学毕业的程度。要在1977-1978的一年时间里补完中学课程，唯一的办法就是拼命。那时候，典典每天下班回家先吃一点东西，马上就睡觉，到夜晚11点起来读书。因为她根本没有学过物理课，连牛顿定律都不知道，请的老师认为这样低的程度没法补课，不得已，邓稼先只有亲自上阵。碰巧邓稼先这时有工作要在北京住三个月，时间算是有了，但是教科书买不到。女儿对爸爸说：“我记得那个旧课本还是您骑车从旧书摊儿上给踅摸来的呢！”邓稼先说：“对，好像是一本半文言的书。”典典来了情绪，学着老学究摇头晃脑地说：“某某之方程式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