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下午，中国大地一如往常。只是在我国西北新疆罗布泊这块沉寂了1600年的楼兰古国旧址，静静地矗立着一座120米高的铁塔。离开铁塔远远近近有成千上万带着不同任务的人们在观察它，观察着它的顶端上托着的那个代号596的球体——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人们对这颗不寻常的炸弹寄予希望、寄予深情但同时也揪着心。不只是这些远远近近的观察者，远在数千里之外，在首都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周恩来和聂荣臻元帅一起，手执电话筒也在聚精会神地听着。他们听到的是罗布泊试验基地来的报告，以及开始倒数十、九、八、七数字的声音，只有那座铁塔仍然是一无所知地托着这样一个宝贝，不知道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然而远在地球另一面的情报机构，没有普通的中国人这样安稳，他们有一颗侦察卫星日夜在我国西部上空飞过，卫星上装有能拍摄地面上汽车挂的牌照号码的高分辨率摄影机。它的红外线探测仪瞬间即可将万里以外的旷野中人们点燃的篝火传到美国地下的作战室里。罗布泊试验场上布置的测试原子弹效应用的楼房、坦克、大炮、汽车、猴子、猪、羊等等，万里以外的观察者都是一目了然的。据此，他们确切地预报中国将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他们的情报以及他们的判断一丝一毫也没有错。
邓稼先是前几天才和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三位老一辈科学家一起被基地总指挥张爱萍将军派专机从北京接来的。他是“为了这件事死了也值得的人”，这是六年前接受任务时他对妻子表过的态。六年来他一直是这样做着，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倾注到这颗即将爆炸的小小的弹体上，他们下过的功夫是常人难以体会的。回头一看他们从头脑中调动出来的智慧连自己也觉得吃惊。中国成千的部门和几十万人的直接通力合作的结晶即将大放光芒。邓稼先对此满怀信心，因为他们一步一步地扎扎实实地走过来，稍有疑问的地方都不厌其烦地反复论证过、计算过。何况这是经过了冷试验、各种局部试验以及缩小比例的试验，应该是有把握的。但是这位如此坚信自己的科学家，在倒数阿拉伯数字的震撼下突然间紧张到了极点，他只能毫无表情地听着报数。猛然间，与一声巨大的轰鸣同时，铁塔顶端的烟云腾空而起。这一刹那，人们最期望也是最担心的伟大时刻到来了。在这一刹那，远远近近的人们的心脏跳动间歇，成千上万的工作人员分布在不同距离，差不多同时听到了轰鸣声，同时看到了上升的蘑菇状烟云。一时间所有在场的人都毫无反应，他们许多人张着嘴，先后从愣神中醒过来，多数人是到烟云形成蘑菇状大火球的时候才突然欢呼雀跃。远处观测的人们举起双手，斜着身子顺势倒在沙坡上，用两脚乱蹬着沙石。这种时刻，一切常规的鼓掌和雀跃都无法泄出胸中兴奋的激情，只有在满地石头的戈壁滩上打滚，才能稍微获得一些心理上的平衡。
邓稼先热泪盈眶，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他很想痛哭一场。他和同事们六年的辛劳、煎熬都随着原子弹的烟云一块升上天空，也变成了一朵美丽的大蘑菇。他所付出的一切，都得到了超级回报。邓稼先克制着激动，努力地克制着，终于，他的理智敌不过情感的冲力，滚烫的眼泪夺眶而出。这时他胸中一股东西在翻腾着，不断地翻腾，什么也想不到，什么也来不及想，他什么话也没有说。
几千里之外，北京的周恩来总理在话筒里等待着试验结果的报告。基地总指挥张爱萍将军兴奋地大声汇报说：“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了！”周总理在电话中也兴奋地说：“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我立刻到人民大会堂去！”稍后周总理又说：“原子弹爆炸非同一般，现在我们已经成功，究竟还有没有问题，要再检查核实一下。”这是毛主席的指示，也是细心的周总理一贯的工作作风。周总理又亲自通过电话了解取样分析结果，以最终准确无误地确定原子弹爆炸成功。张爱萍将军向周总理再次报告：“根据多方面的取样分析，证实确实是核爆炸，很理想，很成功！”
在周恩来总理的日程表上，当天傍晚是在人民大会堂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一起，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全体演职人员。当周总理走进大厅时，等待接见的人们早已排列整齐，站成一层比一层高的队形，最前面还有一排10岁左右的小演员，坐在地板上。人们高兴地等着听周总理讲话，和周总理照相。谁也没有料到，周恩来总理满面笑容大声地向全体人员首先说的是这样几句话：“今天下午3时，我国在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试验！”
周总理将这一震惊世界的消息刚说到这里，所有在场的三千多文艺工作者先是一阵惊愕，接着便是狂热的欢呼，使劲地跺地板。无论周恩来总理怎样用两手示意大家安静，这欢呼声长时间没有被压下去。
号外是当日夜间发出的，北京街头人群如潮般地抢阅号外。同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10月16日22点的晚间新闻节目中，连续几次播送了《新闻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热烈祝贺首次核试验的巨大胜利》的贺电。举国欢腾。中国有了原子弹，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中华民族的精神大振，港澳同胞及海外侨胞扬眉吐气。美籍华人赵浩生教授在国外的报纸上撰文写道：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的新闻传到海外时，中国人的惊喜和自豪是无法形容的。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菌状爆炸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花朵。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是一个来之不易的时刻，一个震惊世界的时刻。数年前曾经有苏联人说过“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内的有些美国人也断定中国人自己是不可能搞成原子弹的。中国爆炸原子弹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高空中的放射性云尘向东飘移。飘移的放射性云尘环绕地球无声地在世界各国面前展示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中国是不可欺侮的。放射性云尘飘过日本（10月17日），飘过阿留申群岛（10月18日），飘过太平洋北部上空（10月19日），飘过加拿大和美国西部（10月20日），烟云向东一程一程地飘过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威随着烟云一圈圈地无声地飘移震惊着她的四邻及其他远处的国家，直至整个世界。
尽管美苏大国的某些人不相信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能靠自己的力量研制成原子弹，但他们仍时时担心着、注视着，他们并没有放松他们的警惕。当时，在国威的较量上，核武器是镇国之宝。有没有它，对于一个国家尤其是对于一个大国来说，会直接影响到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内政和外交。有了原子弹，是一种看不见的巨大力量。毛泽东主席曾经一语道破天机，他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
1964年9月，新疆罗布泊的上空不时有外国的侦察卫星掠过。在中国的核武器试验迫在眉睫之际，发生了美国与苏联准备对中国采取联合行动的问题。亦即动外科手术似的从根本上消灭中国制造原子弹的能力的问题。在此之前，1963年美国的艾夫里卜·哈里曼去莫斯科时，美国总统指示他“你去诱导赫鲁晓夫说出他的愿望……”但据哈里曼报告，赫鲁晓夫低估了中国在最近的将来成为令人生畏的核威慑力量的前景，他认为中国单靠自己搞不出原子弹来。在1964年9月15日，到了卫星探出实情时，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等曾经商量对策，建议由国务卿与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就“动外科手术”一事进行极其秘密的探讨，想把中国的核武器基地从地球上整个儿挖走。更明显地说来，是全部炸掉。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无情的，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想把腰杆真正挺起来必须拥有核武器，外国对中国爆炸原子弹的关注似乎并不亚于我们自己。
对于当时险恶的国际环境，中国人也有所觉察，并且做了相应的准备。据国防部部长、第一颗原子弹基地总指挥张爱萍将军回忆，当时是这样办的。他在1988年4月8日给许鹿希的亲笔信中写有：
鹿希同志：来函所询之事，简告如下：记得是1962-1963年间，曾获悉肯尼迪以可能的手段破坏我兰州核燃料扩散工厂，当时中央研究对策时，有两种意见：从兰州拆迁到西南山岳地带，另一意见（是直接主管者们）是加速兰州厂建设（当时快建成了），争取尽快生产铀燃料，同时在西南择地另建一扩散厂，力争美未破坏前能拿到手铀235，到那时即使炸毁了，我已得到足够的核燃料。同时，如敌先在我生产燃料前炸毁，我还有新建厂可再生产，只不过延缓我试验时间而已。中央采取了后一意见。以后肯被刺，就未得到美采取直接破坏的消息。至于美是否与苏合谋过，我不得而知。其次，在兰州和221尽可能加强防空力量。同时，试验场区则采取大分散基区布置，而核装置要到临试验前而不过早运至试验场区，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主要核装置）。
在1964年8、9月间，夜间常在空中看到卫星经过试验场区上空进行空间侦察。这些情况，总理是直接电话告我注意尽可能隐蔽，我也常接电话报总理，直到试验现场的一切情况，都是如此。这是一开始研制和试验前总理规定的。总理是中央专门委员会主任，亲自直接主持研制与试验工作的，我们的一切事，都是直接报告总理的。这一点，你的记忆是对的。谨此简告，如还有其他问题，请直接来信，不必客气。
张爱萍
一九八八年四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