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外屋的张可文，清清楚楚看见这一幕。当时，张可文不便说什么。过了些时候，张可文向钱学森说，“树有皮，人有脸，人家到底还是一个副教授，不能那样对待他。”
钱学森沉默不语，一声不响。
不过，张可文发觉，从那以后，钱学森再也没有那样对待别人。
事情过去20多年，1980年钱学森在一次谈话中曾经说及，我最初的秘书张可文对我帮助很大。
这话传到张可文的耳朵里，她感到茫然，不知钱学森所说的“对他帮助很大”是指什么事。
1987年钱学森来到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开会，张可文也去了。在会上，钱学森当着大家的面，指着张可文说，她曾经是我的秘书，对我帮助很大。
张可文依然不知所云，又不便于问钱学森。
直到2005年纪念钱学森回国50周年时，力学研究所的老人谈庆明研究员遇到钱学森之子钱永刚，问起此事，方知钱学森说的是张可文“树有皮，人有脸”那句话对他触动很大。其实，张可文早就忘掉此事，经钱永刚重提，她才记起往事。
张可文说，钱学森如此虚心接受意见，错了就改，很令她感动。
在张可文担任秘书之后，席卷全国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
这是钱学森回国之后经历的第一场激烈的政治运动。在“大鸣大放”中，要响应号召，贴大字报。当时力学研究所给钱学森贴大字报的人不多，因为他冲破美国的重重罗网回国，大家都很敬重他。不过他毕竟是一所之长，总不能没有大字报。于是，张可文给钱学森贴大字报，说钱学森太严肃，接近群众不够。为了响应号召，钱学森也不能不写大字报。钱学森给张可文写大字报，说她“太孩子气”钱学森平日在政治上出言谨慎，而且当时他正在争取入党，所以他在反右派斗争中没有受到冲击。
在钱学森入党时，入党介绍人有两位，一位是“天线”即上面的领导，中国科学院秘书长杜润生；另一位是“地线”即钱学森所在单位的党员，最初指定张可文为“地线”后来，“地线”改为力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杨刚毅。
张可文说，钱学森对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主席的感情是很真挚的。钱学森作为著名科学家，有很强的自尊心。他在美国遭受那样不公正的待遇，认为是极大的污辱。正因为这样，他回到祖国，他非常佩服毛泽东主席，因为毛泽东敢摸美国的“老虎屁股”，敢于与美国这样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相抗衡。所以他迫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急切地要为祖国做出贡献。
从1956年7月张可文担任钱学森秘书，至1959年3月调离，前后两年半多时间。
“中将”军衔的传说
1957年9月7日，一架苏制伊尔18客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这是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的专机。代表团团长是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副团长是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宋任穷、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陈赓。
这个代表团总共31人，大多数团员身穿军装。虽然名为“工业代表团”，实际上这是中国政府派出的“两弹”代表团，就苏联政府援助中国研制“两弹”进行谈判。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钱学森出现在代表团之中，不言而喻，他代表“两弹”之中的导弹。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宋任穷则代表“两弹”之中的另一弹——原子弹。
1956年11月，成立了由宋任穷任部长的第三机械工业部，其实就是原子能工业部。1958年，第三机械工业部改称二机部。
那个年月，中苏两国的关系不错，作为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苏联给中国提供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国在“两弹”技术方面，也积极争取苏联“老大哥”的帮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搜寻了3500名德国工程师、技工和他们的家属，其中最大的收获就是找到赫尔穆特·格罗特鲁普，他是德国佩内明德火箭中心制导控制系统的专家。苏联把他们集中到莫斯科以北200公里的格罗多姆利饭岛上，在那里建立了第88研究所。苏联在德国专家的帮助下，以德国V2火箭为蓝本，仿制成功第一枚国产P1导弹，在1947年10月18日试射成功。从此，苏联掌握了制造导弹的技术。
那么，中国能不能以苏联的导弹为蓝本，仿制出自己的近程导弹呢？
1956年1月12日，中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与陈赓大将在接见苏联军事总顾问彼德鲁瑟夫斯基时，征询苏联方面对中国发展火箭、导弹的建议，并提出请苏联提供导弹图纸、资料及有关技术援助的问题。
1956年8月，聂荣臻让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出面，写信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提出了请苏联在导弹技术方面援助中国的问题，并提议中国派政府代表团去苏联谈判。
9月，苏联方面答复说，对于中国的导弹技术方面的援助只限于培训，他们可以派5名教授来中国讲学，还可以接受50名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另外，可以为中国提供两枚供教学用的P1型地对地导弹模型。这表明，苏联在导弹技术方面给予中国的帮助是有限的。
1956年10月，东欧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为了镇压匈牙利的反对派，赫鲁晓夫派出苏联军队前往匈牙利。布达佩斯街头响起苏军坦克的轰鸣声——二十万苏军长驱直入匈牙利。顿时，世界上响起一片谴责声，苏联在外交上陷于孤立，需要在政治上寻求中国的支持。
此后不久，赫鲁晓夫陆续把政敌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以及国防部部长朱可夫等赶下台，独揽苏联党政大权，但是赫鲁晓夫立足未稳，也需要在政治上寻求中国的支持。
于是，苏联显示出对中国的“格外友好”，中苏关系进入了“蜜月期”。
暴《以为时机到了，请示周恩来总理可否再向苏联提出给予国防新技术上的援助。所谓“国防新技术”，也就是“两弹”。
周恩来指示，可以找阿尔希波夫一谈。
伊·瓦·阿尔希波夫就住在北京。1950年，他受斯大林的派遣来到中国，出任苏联驻中国经济技术总顾问、苏联来华专家组总负责人，一直工作到1958年。回国后担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晚年，作为中国友好人士，阿尔希波夫担任俄罗斯中国友好协会名誉主席。
1957年6月18日傍晚，聂荣臻和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一起，来到北京东交民巷的一个拐角处的小楼，拜访住在那里的阿尔希波夫，表示中国政府希望苏联能够在“国防新技术”上给予帮助。
阿尔希波夫当即表示，马上向苏联政府转达中国政府的意见。
7月20日，聂荣臻和李强应邀再一次来到东交民巷那幢小楼。阿尔希波夫说，“元帅阁下，您上次提出的国防新技术援助的问题，我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要求表示支持。我受权宣布，苏联政府同意在适当的时候，由中国派政府代表团去苏联谈判。”
经过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同意，聂荣臻副总理开始组建代表团，准备赴苏联谈判。
关于钱学森访问苏联，曾经有过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
苏联国防部提出，苏联的火箭、导弹和其他尖端技术设备属于高度保密的单位，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之中，只有相当级别的政府官员和相当高级军衔的军官才能参观。
在代表团成员之中，钱学森是最资深的中国导弹专家，他是必定要去参观苏联那些高度保密的单位。然而，钱学森没有军衔，更谈不上“高级军衔”了。
周恩来总理知道了这件事，建议中央军委马上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周恩来幽默地说，早在1945年美国政府就曾授予钱学森上校军衔。现在已经过了12年，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他当将军呢？就是按军队的晋升制度，也该轮到钱学森当将军了。
毛泽东得知此事，说道，恩来同志考虑得很周到。我想，钱学森同志至少也得授予中将军衔。
就这样，中央军委很快就作出决定，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于是，钱学森佩中将军衔，出现在苏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