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我父亲回到家里兴奋异常，进门就对我奶奶说：“妈，今天我遇见贵人啦！我要进电影厂上班了！”
我奶奶大喜：“真的？什么贵人帮忙啊？”
我母亲也忙问：“怎么回事儿？说说！”
我父亲卖了个关子：“你猜猜？”
我奶奶用手拍他一掌，气恼地：“卖什么关子！快说！”
我父亲看着我母亲说：“你哥傅增贤……”
我母亲马上笑了：“哎哟！他一个穷教书匠，什么贵人啊！瞎白吧你！”
我父亲更正说：“听我说完哪！你哥介绍了一位朋友，是中电三厂的场记，是位大姐，叫刘霞。嗬，她可是太有水平了，人也热情。她出面帮忙，让我去考见习场记。我呀，马上进电影界啰！”
我奶奶马上就念：“阿弥陀佛！你能上班儿，咱家就好啰！”
我母亲也掩不住的高兴：“真是遇上贵人啦！哎，你说还得考？你能考上吗？”
我父亲骄傲地：“小瞧我？别说考个见习场记了，写剧本也没问题呀。”
我母亲笑着：“吹吧你！”
我父亲忽想起来就说：“你们绝对想不到，那个叫刘霞的大姐呀长得特像一个人，一个咱们的熟人。”
我母亲问：“谁呀？”
我父亲自己摇着头说：“小英子。这不可能啊？”
我奶奶就说：“绝对不是。一个丫头能进电影厂？还当上头儿？”
我父亲更正：“场记。”
我奶奶又说：“天底下长相差不多的人多啦！唉，谁知道英子那丫头是死是活呀。”
我母亲说：“你快看点书，准备考工吧！”
说来可怜，准备到电影厂考工的那天下午，我父亲才忽然想起来自己连一身西服都没有。常见到电影界人物个个是光鲜亮丽、西装革履的打扮，自家这粗布长衫短褂的到哪地界肯定不合时宜。
临去考工前，我父亲在家里叹道：“哎呦！我以前的西装全卖完了。明个儿去电影厂考工，穿什么呀？”
我母亲说：“没关系。今个儿擦黑儿咱们到德胜门晓市上去寻摸一身呗，肯定有。”
当天傍晚，我父母一起来到德胜门城楼下，遍访估衣摊儿，就左挑右选地真买到了一套还算合身的藏青色的旧西服，并且还在旧鞋摊上找到了一双合脚的黑色皮鞋。我父亲如获至宝般兴冲冲地抱着这堆行头返回家中，在灯光下仔细一看就傻了眼了：旧西服上衣肩上和前襟有好几处脱了色，袖肘部位还有个破洞，而旧皮鞋也是鞋帮掉了线且污渍斑斑。
我父亲着急了，骂道：“这鬼市真是会糊弄鬼呀！真能蒙人啊！这样的破衣裳明天怎么穿得出去呀？”
我母亲再看看那衣裳，微笑着对我父亲说：“你明天要考工，赶紧先带孩子们睡去吧。这事儿交我，明天早晨我一定让你体体面面地出门儿。”
夜深了，我母亲仍在全面改造我父亲这身上班的着装。她先用蓝墨水和墨汁等兑好了与西服相似的藏青色，然后仔细地一处一处地把西服上掉了色的地方按原色补齐。她又找出最配色的线，穿好针把西服袖肘上的破洞织缝得几乎没有破绽。
最后将一身西服用干净湿布擦了几遍、用刷子刷了几遍、烧上熨斗熨了几遍，这才平平整整地用衣架挂了起来。对那双旧皮鞋，我母亲也是精心修整改造，先擦干净，又用粗针补好了鞋帮上开线处，然后是染色、刷油、去绉、打蜡，让一双旧皮鞋变得锃光瓦亮。这两件事，我母亲几乎干到天亮，弄弄瞧瞧，瞧瞧再弄弄，直到满意为止。第二天早晨，我父亲到堂屋看见板儿平的西装、黑亮的皮鞋，惊讶地说；“这是昨天鬼市上买的那套吗？”我母亲幸福地笑了，全忘了疲劳。
我父亲就是穿着这套西装革履，顺利地通过了考试，在大霞帮助下走进了所谓的电影界。
我奶奶终生信佛，并有居士身份，这多少与她的姐夫、姐姐都是佛法高深的法师有一定关系。但是我奶奶毕竟是满族老人，她的信佛与满族古老的萨满信仰混杂在一起，所以许多老旧习俗可称是满汉合璧的。我是陈家的长孙，我的出生被我奶奶看成是信仰的成功，故而我幼时的许多经过的礼仪，都是我奶奶亲自操持的。
出生第三天叫“洗三”，“洗三”之日，我奶奶用艾蒿煮了一大盆水，和我母亲一起给我洗了来到人世间的第一次澡。
婴儿洗三时，亲朋好友要来家中“添盆”，也就是往洗澡盆里放点钱表示祝贺，这本是北京汉族习俗。
我满月那天由我奶奶亲手给我“挂线”，这“挂线”倒的确是满族习俗了。
满族信奉佛多妈妈，也就是汉族信奉的子孙娘娘，“挂线”就是祭拜佛多妈妈、保佑孩子健康平安的古代习俗。
所谓将要用来挂的线，其实是我奶奶用绵线和彩色布条编成的一个圆环儿，满月当天早晨我奶奶拜佛念经之后将线挂在我的脖子上，还把着我的小手作合十状。
傍晚，我奶奶又郑重取下那个所谓的福线，供到西墙佛龛前。最重要的仪式是我满一周岁那天的“抓周”了而“抓周”又属于真正的北京汉族习俗，我奶奶却让全家人聚集到一起隆重地进行。据说，我奶奶准备的是六样东西，依次是一只弓箭、一把小刀、一枝毛笔、一枚铜钱、一顶前清旧官帽、一个小饭碗儿。
这些物件具体象征什么，我奶奶没讲，她只是说：“看看咱们家小胜利将来走哪条道儿吧。”
我的姐姐们回忆，当时我对代表着满族狩猎传统的弓箭和刀看都不看，先伸手摸了一下小饭碗儿，随后就果断地抓起了那枝毛笔，开始来回地摇着玩。见此状，我父亲不由地喝一声：“好！”
我母亲却说：“好什么呀？有几个能靠写字养家糊口的？当然，要是咱胜利长大了能当个老师就好了。”
二十八、
电影厂摄影棚对我父亲毕竟是个神秘的地方，当他身穿“西装革履”走到摄影棚门口还是迟疑片刻，只敢探头朝棚内张望。只见棚里热闹非凡，在聚光灯下出现的是西式教堂内景，场工在忙碌地摆设着圣像等从未见过的道具，场内还站着外国神父模样的演员，化妆师正给神父擦汗补妆呢。
两个片场工人抬着个巨大的十字架道具要进摄影棚，看我父亲在门口挡了路，便挺不客气地喊：“嘿！干什么的？别挡道儿哇！”
我父亲忙侧身，惭愧地：“对不起啊。”这时，就听清脆的女声喊：“等一下。”
两个片场工人止步回望，马上齐声喊：“哟！大霞，您来啦。”
刘霞笑着说：“二位兄弟，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不是外人，是厂里刚上任的新场记，陈君安。以后，多关照着点儿啊！”
两个工人就客气地一点头：“得啦，陈先生，您别怪啊。”我父亲忙说：“怪我怪我。”
刘霞说：“你们进去吧，迟了导演发火啦！”
两个工人抬道具进了棚，她又对我父亲说：“干吗不进去呀？是不是怯场了？”
我父亲却问：“拍什么戏呀？怎么还有外国人？”
刘霞笑道：“没见过吧？是个抗战题材的故事片，白杨、谢添主演。”
我父亲惊叫一声：“嗬！大明星啊！我能见到他们？”
刘霞更笑弯了腰：“你呀！亏你还算个笔杆子，考工时的劲头没啦？”
我父亲脸红了，低声说：“大姐，我真没进过摄影棚啊。”
刘霞鼓励地：“没事儿。人常说，你最大的对手永远是自己。我就相信，事业和命运一样，战胜自己就能够把控。对吧？”
我父亲不由赞叹：“真有水平。哎，大姐，你哪个大学毕业的？”
刘霞像开玩笑似的：“跳秧歌儿的大学。”
我父亲不相信：“哪有这种大学呀？”
刘霞神秘地一笑：“有。好吧，要工作了。别担心，跟我来！”
当你踏进一片未知的领域，当你走进一处陌生的环境为生存而奋斗，如果有人给你微笑，帮你引路，细心指教，那你一定会终生难忘。我父亲非常幸运，在他考入中电三厂在剧务组作一名见习生后，遇到了几位好人，受到了热心的关照指引，才能很快走上了场记的岗位。
数十年后，当我父亲病危的时候，他仍然对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大霞，她对我而言，不止胜过了亲姐姐，更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在中电三厂人称“大霞”的普通场记，在当时刚刚复兴的北平电影界是位有特立独行的女性。那时候她还不到40岁，听说又是大学毕业生，在多部影片拍摄中担任过场记，但却是个和善可亲的人。旧时的电影界等级森严，厂方权势人物、大导演、大演员可以作威作福，底层的小人物只能唯唯诺诺，忍气吞声讨一口饭吃。
大霞非同一般，对上不卑不亢，对下亲切和蔼，连最下层的场工也敢叫她“大霞”。
在中电三厂里混事，男的必是西装革履，女的全是旗袍烫发高跟鞋，似乎是影界风尚。而大霞总是穿一件洗得掉了色儿的兰布大褂，穿一双布鞋，还留着显得年轻的短发，总显得与众不同。我父亲的身份是场记学徒，而老师就是大霞。大霞像大姐姐一样指导关心着初入此行的我父亲。场记份内的事务，几乎是大霞一样一样手把手地教，我父亲做错了她不是呵斥，而是耐心反复地指正，直到弄懂弄熟了为止。有这样姐姐一样的老师，我父亲又不差悟性，约半年后就走上了场记的岗位。
在中电三厂工作期间，我父亲还结交了两个知音，一位叫陈方万一位叫李汤，他俩都是1947年考入中电三厂的年轻演员。说是演员，其实也在当时电影界的底层。在官僚资本垄断一切的现实中，小演员们只不过是场景中的活动道具而已。
一般情况下求爷爷告奶奶之后，给你一个扫边儿的小角色吧，还得时时对大导演、大明星诚惶诚恐地小心待候着呢。那时陈方万、李汤与我父亲同样年轻，同在电影界底层，而且均属于文艺青年，故而惺惺惜惺惺，相互帮衬，很快成为朋友。陈方万聪明活泼，待人和气，而李汤文静腼腆，老成持重，我父亲因为在早年间已发表过文学作品有点文艺范儿，所以三个人在厂内交往甚密。那时中电三厂内也充满着斗争，有兄弟姐妹相助日子会舒坦一点儿。
解放后，陈方万成为着名导演，而李汤成为着名演员那都是当时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他们三兄弟有一个共同敬重的人，那就是大霞。大霞的影响和威望绝不是职务和地位决定的，而是人格、思想与作派。有一次，我父亲和陈方万闲话大霞在片场的调度有方，陈方万说：“大霞有导演的水平。”
我父亲回道：“何止啊。要让大霞管中电三厂，恐怕中国电影更有希望。”
那时候，他们谁也不知道，大霞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
我父亲对大霞心存感恩和真正认识，缘于在拍摄现场的一件小事。
能进入中电三厂，能在片场当个场记学徒，能遇到大霞这样年轻的师傅，我父亲已经十分知足了，只想学点真本事。其实那个时代电影厂的场记只是个片场的工具，地位低下，被人俗称为“打板的”。
场记的主要职责就是拍摄准备妥当后，手举一个写有当日所拍镜头编号的木板，对准摄影机喊一声“开幕啦”，然后木板一合“啪”地响一声，此镜头拍摄便正式开始。场记的其它任务，就是在片场打杂。
在进厂没多久的某一天，大霞就对我父亲说：“明天，你正式上场打板。”
我父亲诚惶诚恐地问：“我刚学徒，能上场吧？”大霞笑笑，宽慰道：“不上场去打板，永远练不出来。你行！”
这天下班后，我父亲回家兴奋地把这个喜讯告诉了我母亲，我母亲也非常高兴，反复说：“大霞真是好人哪！”
第二天上班之前，我母亲特意翻出当年我“洗三”时她娘家亲戚给“添盆”的一块银元现大洋，对我父亲说：“你把它带身上，讨个吉利。
要是打板顺利的话，拍完了用它请大霞吃个饭吧。”我父亲接过那枚银元，郑重地用手帕包好，揣在裤兜里，就兴冲冲地奔赴拍摄现场了。
当天拍的是场棚内戏，剧情也很简单，就是一位阔人家的老爷接待访客，谈论一些生意场上的事。开拍前我父亲信心十足，用粉笔在板上写镜头号时特别认真仔细，导演喊“准备”时心情也还镇定。当所有灯光打亮，我父亲走到摄影机前要举板时，感觉却变了。
平时在场外看和站在场中央的确不一样，十几台聚光灯照射下顿时令人紧张，周围什么都看不见了，只是觉得热。就在导演喊“开始”前几秒钟，我父亲额头已沁出大滴大滴的汗水，他就从裤袋里掏出手帕来擦汗。
当导演一声令下说“开始”那一刻，只听“当啷啷”一串响声，我父亲手帕里包着的那枚银元恰恰滚落到地上，直向坐在太师椅上的扮演老爷的男演员身边滚去。我父亲慌了，忘记了打板，就顺着银元滚落方向追去，俯下身去寻找捡拾那枚宝贵的银元。
此时，摄影机已经嗡嗡响着开始了拍摄……导演忙喊一声“停！”
接着冲进场内，对我父亲大吼：“你搞什么名堂？就为捡这一块钱吗？你知道胶片多少钱一尺吗？”
我父亲诺诺连声：“对不起！对不起！”
导演并未罢休，手指场外，厉声道：“你滚出去！换人！”
这时，场外响起一声清脆的喊声：“慢着！”
随声走出一位身穿蓝布大褂的短发女子，正是我父亲的师傅大霞。大霞不慌不忙地走到我父亲身边，从他手里接过那块刚捡起来的银元，举起来四面示众，然后朗声道：“不错，这是一块钱、一块现大洋。各位同仁，谁都知道吧，在金圆券贬值的当下，一块现大洋能买一袋面。厂子拖欠我们工资几个月了？我们老百姓哪家有饱饭吃？导演，你说话过头了吧？这一块钱是我们穷人一个月的温饱，那几尺胶片只是老板赚钱的零头。这怎么相比？”
顿时，场工们、小演员们群中响起一片掌声。大霞接着说：“谁人都有万事开头的时候，得饶人处且饶人。导演，让他再来一遍，你看怎么样？”
导演没应声，走回摄影机后头，重新喊了声“准备”。大霞拍一下我父亲的肩膀，平静地说：“上场打板。”
那天下班后，我父亲再三恳请，大霞也没吃那顿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