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父亲似乎都看不见，都不知道。
很多年以后，大妹用自己挣的第一个月工资为母亲买了一件毛衣和一串香蕉。母亲身上穿着的毛衣是父亲早些年就穿坏了的，上面打着许多补丁，已经看不出毛衣的本色了。母亲久久地摩挲着新毛衣，粗糙的手把毛衣刮得沙沙作响。母亲说，她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这辈子还能穿上一件新毛衣。大妹扒开一个香蕉让母亲吃，母亲尝了一小口，立刻惊讶了：“哎哟，没想到香蕉有这么好吃！”就立刻不吃了，说：“快别给我吃了，怪可惜的。”大妹的眼泪就忍不住像断了线的珠子滑落下来。母亲却一直摩挲着新毛衣，一直在笑。
母亲很温顺随和，她处处听从父亲的，从不与父亲发生争执。王大珩不知道母亲是否也有过委屈和抱怨，他只知道生性随和事事依父亲的母亲有一件事却固执得出奇：母亲始终坚持要让女孩子们读书。小时候，王大珩常见母亲身上背着一个，怀里抱着一个，极辛苦地教妹妹们识字。父亲当然不以为然。父亲语气硬硬地说，男孩子读书可以供到大学，女孩子顶了天只能供到高中！母亲低着头听了，抬起头后却依旧语气平和地对妹妹们说：好好学，替妈争口气。4个妹妹都在上学前就跟母亲学会了1000个字。后来她们又在母亲的支持下，大的供小的，一个供一个地读完了大学。妹妹们参加工作后，母亲继续包揽了她们生活上的一应杂事，洗衣服做饭带孩子。妹妹们不忍，母亲还是平和地重复着那句老话：好好工作，替妈争口气。后来，大妹成了国内外着名的整形专家，二妹当上了妇产科医院院长、着名妇产科专家，三妹是科学家、微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员，四妹是化工厂的总工程师。四个妹妹中有两个与哥哥一起被收入了《中国人名大词典》当代人物卷中，只是这时候母亲已经不在了。王大珩不知道母亲是不是真的争到了那口气。有时候王大珩会想，即便妹妹们为母亲争得了那口气，母亲此生真的就再没有属于自己的遗憾了吗？
母亲临死前得了一种怪病，关节僵硬，两只手像鸡爪子一样佝偻着，什么也不能干了。儿女们都说，母亲这个样子是生生累的。母亲操劳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王大珩就一直在心里怨恨着父亲。怨恨父亲对母亲的漠视和寡情。直到有一天，王大珩惊讶地发现，在父亲的遗诗中竟有一首专为母亲而作的诗：
莺弦再续赋桃夭，
室有贤妻慰寂寥。
偶遇天寒衣已备，
若逢我病药亲调。
女红夜课针添线，
儿辈书声暮复朝。
儒素家门先务急，
不叫生计感萧条。
在这首诗的后面，父亲特地注下了这样一句话：余妻平日恒节衣缩食，历久不渝。故余频年无内顾之忧矣。父亲充满感情地说，操劳犹赖老妻贤，操劳犹赖老妻贤啊！
王大拓突然明白了，其实父亲什么都知道，其实父亲什么都看在眼里，父亲的心里什么都有。只是即便知道了、看在眼里了、心里有了，父亲却仍旧还是那个中国式的“老爷子”，父亲的洋壳壳里还仍旧少不了长袍马褂线装书的老瓤子。
父亲是一部尘封的线装书。
自题挽联抱憾而终
父亲直到晚年才迎来了他生命中的第一个也是最后的一个春天。
解放以后，父亲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此时社会安宁，生活稳定，儿女们也早已各自成家立业，父亲终于可以心无挂碍地颐养天年了。但父亲却常常郁郁不乐，他在诗作中感叹道：“……而今一事犹惆怅，学业荒芜两鬓丝。”父亲对自己此生不能学而有为始终在心中存着一份深深的遗憾。
1956年初春的一天，突然有一位客人来家中拜望父亲。拜访者是我国着名历史学家，“古史辨派”的创始人顾颉刚先生。顾颉刚是母亲的外甥，他此行是受中国科学院的委托，专门请父亲出山，担纲为中科院编译校正中国古历法和古天文学的重任的。
中国的古历法和古天文学源远流长，但其中很多名词与现在不对应，有些数据不同，计算方法也不一样。而且，经过历代人的刻简转抄，书中留下了很多勘误，这些都为现代人研究古历法和古天文学带来了诸多不便。编译校正这些古籍之人，不仅要具有极好的古文基础，还要有精深的天文历法及物理知识。但这两者兼而有之的人并不是很多。顾颉刚因此想到了自已博学多才的姨父，向中科院推荐了父亲。
听罢顾颉刚的来意后，父亲沉吟了许久没有说话。
顾颉刚的心中不免忐忑。一者，他深知老人个性极强。在日伪时期，老人宁肯失业也不愿为日本人做事，曾使出面请他执教的社会名士十分难堪。再者，中科院已明确聘的是兼职研究员，说白了就是只做工作而不付薪水报酬的人。对此，老人能不做计较吗？三者，老人已年近八十，进入享乐天年之龄。他能愿意耗费晚年的心血，去做这种无名无利之事吗？想到这里，顾颉刚就觉得心里毫无底数了。
沉吟了一会儿后，父亲突然激动地站了起来。他一把抓住顾颉刚的手，使劲地晃动着说：“多谢了，多谢了！多谢你为我觅得这样一个机会！”说罢，仰天长叹道：“我能在晚年为国尽微薄之力，则死而无憾矣！”
父亲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充实的那段晚年生活。每天早上，父亲四点钟准时起床，在黎明的静谧中便秉烛执笔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用现代科学解释古代的东西，是一件十分繁杂艰苦的工作。那些天文历法中的数据计算起来非常麻烦，常常需要计算到小数点后的几位数。父亲便抱着算盘，一连几个小时一遍又一遍地核算数据。每一个数据都要反复核算许多遍，直到准确无误方才罢休。无论寒冬酷暑，父亲房中那噼里啪啦的算盘声却总是准时响起，从未中止过。
从79岁到85岁，父亲用了6年时间对各史律历志中的历法部分进行了注解，并把其集结成册，编译出《中国古历通解》一书的初稿。在此期间，父亲还撰写了许多天文学方面的论文，其中一篇曾被1961年召开的全国天文学会采用。这篇用文言文写成的学术论文，后来由父亲的学生翻译成白话文后，在学术杂志上刊载出来。
1960年，中国科学院有关方面为了表彰父亲在天文历法学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为父亲颁发了一面大锦旗。锦旗上写着：
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为科学史研究工作奋勇当先，
无条件地贡献全部知识和力量，堪称社会主义模范老人。
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谨赠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曰
授旗的那一天，是父亲此生最盛大的节日。父亲第一次在儿孙们的簇拥下来到照相馆，照了一张有纪念意义的全家福。照片上，锦旗置于中央最醒目的位置，父亲和母亲端坐在锦旗两侧。父亲的脸微昂着，脸上流露出自信的神情。
《中国古历面》一书编撰完成以后，父亲发现有必要再写一本书，对《通解》中的许多未尽事宜进行“补遗”。父亲毫不迟疑地立刻开始着手“补遗”的准备工作。但是当“补遗”所需一应材准备纤，正要开始动笔的时候，父亲却突然病倒了。
住院期间，这位87岁高龄的老人始终念念不忘“补遗”，他在一首自寿诗中写道：
八七高龄食报施，
壮行厄运反心期。
老残年事诚哉是，
消化机能甚矣衰。理数决疑将率算，死生有命不谁欺。苍天许我微延寿，历法成书做“补遗”。
父亲还满怀希望地在诗后注道：
今幸天假吾年，得在北大病院治愈此疑难症候。俾得完成这项重要之“补遗”工作，以尽式微之贡献，未始非余晚年意外之收获。不禁欣喜若狂，爰为之特记于此诗内。
父亲重病在身之际，想的还是报效祖国。他自知死生有命，无意长生不老，只想祈求苍天能稍微延长他的寿命，让他写完《补遗》一书。父亲把“补遗”看得很重很重。在父亲看来补遗”是自己晚年的一个意外收获，并有可能成为自己此生最重要的一部着作。一生从不肯屈尊求人的父亲，竟在这里苦苦地乞求“苍天许我微延寿”希望自己能抢得时间来完成“历法成书做补遗”的工作。但苍天不解人意。父亲的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一天比一天沉重了。
1964年1月5日，自知回天无力的父亲，在病榻上提笔为自己题写了一副挽联，表达了自己“补遗”不成，难以瞑目的深深遗憾之情：
人谁不死，唯晚岁虽成通解未作补遗，殊难暝目。
我赋曰归，愿儿曹各业专门稳登岗位，饶有信心。
一九六四年一月五日更生老人自挽
一个月后，父亲带着深深的遗憾溘然辞世。
父亲的名字叫王应伟，字硕辅，晚年自号更生老人。
父亲去世的这一天，恰巧是儿子的生日。在生与死共处的这个曰子里，两个生命完成了自已的交接仪式。父亲临走之前，一定是把自己生命中最宝贵的那部分割舍下来，留给了儿子，留给了延续着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