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珩听了大笑着说，好，我就喜欢这样的人！搞科研做工程就需要这样做事讲究精确、恰到好处的人！王大珩把“150工程”的许多具体工程设计都交给了唐九华，他说唐九华是一个非常好的工程师，把工作交给他心里踏实、放心。唐九华的脾气太直太倔，一般人都接受不To王大珩在光机所有很高的威望，与他资历相当的人都很敬重他。若论资历，唐九华应该叫他老师，但唐九华却是光机所唯一一个敢当面顶撞王大珩的人。唐九华喜欢较真儿。“150工程”总体论证中有很多交叉意见，开会时，唐九华就经常为各种各样的问题与王大珩发生争执，常常吵得不可开交。但王大珩却似乎从不在意，偶尔哪次开会唐九华没来，没有人跟王大珩吵了，王大珩还会到处找，“怎么没让唐九华参加呢？”“把唐九华找来！”“这件事得征求征求唐九华的意见。”王大珩说，他最欣赏唐九华的正直、正派、敢讲真话、实事求是。他说：“我喜欢正直的人。可以不听我的话，但一定要有见解。”唐九华后来一度担任过光机所的所长，当时光机所被列入了改革单位，为适应体制改革的变化，提出所长应由经营管理型的人来担任。唐九华听后很认真地想了想说：“我是个业务型的人，不适合做经营管理工作，我就不当这个所长了。”王大珩说：“你看看，这就是唐九华，他在对待自已的问题上也是这么较真儿，也是这么实事求是。”唐九华果然成了王大J行最得力的助手之一，在“150工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半竿子还是一竿子
“150工程”整整干了五年。这期间曾发生过一场持续了两年之久的关于“半竿子”和“一竿子”的争论。
从一开始搞“150工程”光机所里就一直存在着这样两种不同的意见。主张“半竿子”的人认为：我们是科研所，科研所的任务就是搞研究，不是搞生产。因此，我们只能负责150的研制任务，而生产产品的任务则应该交给生产部门去做。这样我们就不至于被一个项目缠住腿，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和人员去开展其他的科研项目。应该说，这种主张是无可厚非的，是符合科研单位工作性质的。但是，王大珩却不同意。王大珩主张要搞“一竿子插到底”把研制产品和提供产品的任务全面承担下来。王大珩说，不错，科研单位是有科研单位的性质，但我们国家不是还有我们自己的国情吗？我们是个穷国，国家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拿出这么大的投资来搞科研，不易啊。如果我们不搞“一竿子插到底”国家就得再重新组织起一套负责生产的人马，就得多花许多钱。大家都知道，军工产品是不需要大批量生产的，重新组织起一套人马来不值得。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豁出自已来，能省就给国家省下一点呢？
许多年后，当人们对王大拓的思维轨迹和行为方式已经有了十分深刻的了解的时候，在光机所里便流传开了这样一句话：王大珩这个研究员是中国的研究员。很难说人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总是带着完全意义上的褒义，因为“中国的研究员”常常会不顾及光机所的自身利益。
有很多这样的例子。1965年，国家因光学工程需要，给科学院投资300万元，让科学院负责生产出一批高质量的大玻璃。这个任务理所当然应该落到长春光机所的头上。光机所本身就是搞光学的，有现成的技术力量，如果再得到这笔投资，就可以大大地改善现有的科研生产条件。这是一件很令人为之振奋的事情。但谁也没想到，事到临头，这只已经煮熟了的鸭子却眼睁睁地飞了。竟是王大珩不同意！王大珩认为，这笔钱投在光机所不能发挥最大的效益。光机所虽然能够很好地完成这批玻璃的生产任务，但光机所毕竟不是产业部门，在完成这项任务后，所投入的设备势必会因面临闲置而造成极大浪费。王大珩建议把这笔钱投到轻工业部门，这样既解决了光学工程的临时需要，又能充分发挥这些设备的作用，使其继续为国家创造效益。眼看到手的300万元就这样白白地放弃掉了。许多人不理解，其实不是道理不好理解，只是心里不舒服，私下里就有人苦笑着说：王所长考虑起问题来，怎么总像个政府官员似的？后来那笔钱投到了上海新沪玻璃厂，果然造就了一个如今在规模、设备和生产等方面都居全国前几位的大型玻璃生产企业。
光机所的人都说，他们与其他单位争课题、项目的时候最怕有王大衔在场。为什么呢？因为有王大衔在场他们就打怵，就不敢把自己的优越条件讲得太过，讲过了王大珩就会毫不客气地当场纠正。还因为王大珩常常会把屁股坐到人家那面。常有这种情况，在家讲得好好的到那里无论如何要把这个课题争过来，但王大珩只要听到人家有更充分的理由，就会立刻反过来替人家说话。在这些事情上，王大珩好像不会分里外，不会打自己家的小算盘，不会给自己争好处。他只看谁的条件最适合做这件事，只看这件事怎样做才对国家最有利。
1963年4月，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在北京召开了“150工程”第五次会议。这次会议明确支持了王大珩的一竿子插到底的观点，决定由光机所从研制到提供产品全面负责下来，从而结束了“一竿子”与“半竿子”的争议。在王大珩的严密组织下，“150工程”始终进展得十分顺利，这项参加人数多达600人，历时五年半之久的大型科研工程竟一次试验成功，其中的几百个项目都顺利地通过了国家的鉴定。1966年4月，“150工程”正式整体通过国家鉴定。“150工程”成功地开创了我国自行研制大型精密光测设备的历史，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外汇，为独立自主地发展我国尖端技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此后，在王大珩的主持下，长春光机所多次承接国防科研任务。他带领科技人员参加了第一次原子弹的爆炸试验，参加了第一次向南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的研制试验，参加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号”)的方案探讨……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在国防科技领域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国家授予了长春光机所“全国国防军工协作先进单位”的称号，为长春光机所颁发了科技进步特等奖，也为王大珩颁发了个人特等奖。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时候，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为23位“两弹一星”元勋颁发了功勋奖章。在这些为研制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做出过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名单上，王大珩的名字赫然排列其中。
从国家领导人手中接过功勋奖章的那一刻，王大珩想起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他和光机所参加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几个同事聚在一起庆祝的情形：
那个晚上，他们个个激动得无法自制。几年来，他们一直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来做这项工作的。没有人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课题，连他们的家属也不知道。他们常常突然离家，却不能告诉家人自已的去向，往往一走多少天不给家里半点音信，回来了却连句解释的话都没法说。现在，他们终于可以大声地告诉亲人，他们参加了原子弹爆炸的试验，他们所负责的光学测试项目在原子弹爆炸试验中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他们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做出了贡献。
王大珩记得他那天特意自带了一瓶红葡萄酒，给每个人斟上了满满的一杯。至今他还记得，当酒杯高高举起时，他看到每一只手都在剧烈地颤抖，每一个人的眼中都闪动着泪光。随着“砰”的一声碰响，他们把酒一饮而尽。当红色的液体流入滚烫的喉咙时，王大珩觉得自已的身体立刻燃烧起来了。
那一夜，他们都喝多了。
从废墟中崛起了一个光学大国
时间在不知不觉地流逝，世间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置身其中的人或许会因习惯而对这变化忽略不觉，但在外人眼里这变化便往往显得格外地突兀和极其地不可思议了。当历史走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当中国那扇紧闭的朱红大门终于开启了的时候，世界惊奇地睁大眼睛，发现东方伫立起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光学大国。
中国拥有了一支世界上最庞大的光学队伍。
从王大珩领到1400万斤小米筹办仪器馆起，中国的应用光学就开始在几近空白的基础上一步步地发展起来了。王大珩创建和领导的长春光机所作为中国应用光学的发源地、摇篮和基地，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各类专业科技人员配套，科研生产条件齐备，技术基础雄厚，并具有光、机、电及计算机应用等多学科综合研究与开发优势的高水平的科研机构。几十年间，王大珩在领导长春光机所发展自身的基础上，又着手分别组建了西安光机所、上海光机所、安徽光机所和四川大邑光电技术所，并倡导和亲手创建了一所专门培养光机人才的理工科大学——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长春光机所一个老母鸡竟下了五个与她自己一样大的“蛋”！这成了流传在中国科技界的一个真实的神话。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已经拥有了一个多达15万人的世界上最庞大的光学队伍，并拥有了360个光学工厂和72个光学研究所，还有近40所大学设立了光学专业、22个大学设立了光学仪器专业。
中国有着许多令世界光学界瞩目的科研成果。
长春光机所研制出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的时候，世界上只有极少几个国家可以制造。而在长春光机所问世的中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距世界上激光器的出现只晚了一年的时间。还有100多种的各类光学玻璃，有原子弹、氢弹、卫星中的光学设备等。着名光学专家、南开大学校长母国光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初时曾应邀在美国的一个光学会议上做关于中国光学情况的报告，后来，母国光教授在庆祝长春光机所成立40周年的讲话中，详细介绍了那次报告后美国光学界对中国光学成就的反应。这是一篇非常有意思的讲话，现摘录如下：
在（一九）八〇年的时候，美国还不了解中国光学是什么样子，当时相当多的美国专家是抱着这种心情来听我的报告的。我向他们讲了几件事实，来说明中国光学的成就。……更引起他们兴趣的是，我说在中国有个长春，在长春有个中国科学院的长春光机所，它为中国的光学工业，为中国的应用光学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如它用自已的力量、自己的材料，熔炼了100多种光学玻璃。我把带去的光学玻璃目录、光学图打到幻灯上给他们看，大家热烈鼓掌。中国还会熔炼光学破璃吗？还能熔炼100多种吗？这一切使他们感到惊奇。我又接着说，在中国用我们的计算机、计算器，自己设计了复杂的光学系统，而且造出了这个光学系统。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两弹一星”，这“两弹一星”所需要的光学仪器是谁卖给我们的呢？是美国人吗？你们回答：不是，美国不肯卖给中国！是德国吗？德国不见得有。日本吗？没有。苏联不卖！这样大型的、精密的跟踪仪器是由我们自己设计并把它造出来的！这仅是我们光学取得成就的一部分。大家为这个热烈鼓掌。我报告完之后，带着我去的一位中国籍教授，他本来是很不大愿意请客的，花钱很仔细，但这天他非常高兴，他说母教授今天晚上我要请客。我在美国25年从没有得到今天这么高的荣誉，这种荣誉是长春光机所争得的。在美国当了25年的教授，他没有得到这个荣誉，而我们这些平平常常的，看起来很不起眼的一些人，通过党的领导，老同志的带领，我们取得了成绩，是值得骄傲的。
十几年之后，最近美国光学学会又邀请我们一定要写一篇同样题目的文章。我跟大珩先生讨论要不要写这篇文章，大珩先生说应该写，应该把最近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在世界上介绍出来。所以，我就写篇文章寄给了美国光学学会的一个杂志，他们刊登了。但在我们还没拿到这份发表资料时，美国加州的中华光电学会很快就把这篇文章翻成中文，发表在他们办的《光电联络》杂志上。他们为什么急不可待地发表这篇文章呢？因为这个学会是中华民族的，主要还是台湾去的一些人在美国成立的光电学会，他们以这篇文章为骄傲，觉得我们中国这十年来做的光学研究非常有成绩，值得向世界推荐。我在这篇文章里还是主要介绍我们所的工作（注：母国光教授曾于1956年在长春光机所学习一年多，故称“我们所”）。为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同时分享了你们的快乐。
长春光机所不仅以成果饮誉海内外，同时它也为中国光学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起到非常良好的引导作用，更重要的是为中国的光学、应用光学培养了大批的一代又一代的优秀人才。这件事情我们自己恐怕不好说，优秀人才是谁呢？是张三呢，还是李四呢？数量上一批又一批。我想还是引外边人对我们的评价好一些。大家都知道，六月份，南开大学授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教授一个名誉博士学位。吴大猷先生是国际上很知名的物理学家，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他早年就读于南开大学。他在今年五月份跟布什总统一起获得了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名誉教授、名誉博士。吴大猷先生在物理界，在科学界是一位既懂管理又懂学科的着名专家，也是很受尊敬的一位专家。他是王大街先生的老师。大密先生与他见面谈了一个多小时，将国内情况做了介绍，给他看了一些国内成果的幻灯片。这里有许多是长光所的工作，如跟踪经炜仪、光学玻璃都是长春做的成果。他回到台湾在一篇报道里说：王大珩先生向我谈的中国光学界做的这些工作，真使我感到羡慕，在大陆上不仅成果累累，而且人才济济。我想一个四十多年没回国的人，他回过头来看国内光学的发展，他承认我们很多人没有博士学位，没有硕士学位，但是做出了能在国际上站得住的成绩，这样的人才相当一部分是我们长春光机所培养出来的。长春光机所像母鸡下蛋一样，向西安光机所、上海光机所、安徽光机所、成都光电所输送了一批一批的干部，使这些新的光机所很快地得到发展。
长春光机所40年的光荣历史及其做出的很大贡献是有口皆碑的，谁到长春来都知道长春有个汽车城，同时有个光学城。
……我为有你们这样一个现代化的一流的光机所而感到自豪！
在王大珩的努力下，世界光学组织国际光学委员会(ICO)，于1987年正式吸收中国为会员国。由于王大拓杰出的工作和威望，1990年11月，他被选为亚洲太平洋光学联合会(APOF)的副主席。这一地区性的学会包括以日本、朝鲜、中国、印度、巴基斯坦、澳大利亚、新西兰七国为圆周的大片地区和国家，只设主席一名，副主席二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