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的统治下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这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因袭重担。辛亥革命把历来被奉若神明的君主专制政体一举推倒，把它从制度上彻底废除。武昌首义后诞生的《鄂州约法》破天荒地明确宣布：“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从条约上把普通老百姓从历来的“子民”、“臣民”、“蚁民”一下子变成国家的主人，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变化——尽管在整个社会生活和人们头脑中君权地位的消失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同时，辛亥革命带给人们的还有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大解放。朱峙三的辛亥年腊月十四（1912年2月1日）日记中写道：“晤熟人丁厚余，彼一见问予‘在革’否？近时流行语，如曰‘在革’，系老同志，前参加共进会者。曰‘满政’，称清政府也。曰‘推倒’即颠覆之义。指已做过官吏者为‘满奴’或‘官僚派’。曰‘遭打击’，曰‘讨论问题’等等名词。”还有“革命”、“同志”这些词语大大流行开来，象征着一个时代的开始。
“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林伯渠在四川参加过辛亥革命保路运动，这是他1941年10月10日在延安发表《荏苒三十年》中的话。
费正清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在第九章开篇写道：1911年秋和1912年春这期间中国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人们称之为辛亥革命。它最突出的特点是清王朝被推翻，帝制改成了共和。虽然分析家们对许多问题有见仁见智之不同，但是直到最近这次革命的重要性才引起人们的怀疑。一位蜚声论坛的学者曾经认为它没有实现什么社会改革，所以这次革命是一场“假革命”；另一位学者认为，旧的统治阶级仍像过去易代之际那样保存了下来，所以辛亥革命只是又一次“改朝换代式的革命”。由于对旧说提出了这样一些挑战性言论，辛亥革命的性质和意义就成了一个热烈辩论的题目。
中华民国的“双旗”即“九角十八星旗”和“五色旗”飘扬了十七年。“辛亥革命”是一个崭新的专有名词，较早即出现于民初。高劳在1911年及次年《东方杂志》发表两篇革命大事记，犹未明言“辛亥革命”。后加以扩充，编为《辛亥革命史》出版。1912年6月，署名为渤海寿臣者出版了《辛亥革命始末记》，这是较早见载“辛亥革命”一词。同年还出现廖少游（宇春）编辑（署名草莽余生）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录》。以上所著只大致划出了“辛亥革命”的时间范围，对其内涵缺乏进一步的解释。
“辛亥革命”一词在民初使用并不广泛，报章和政府公文中，“武昌首义”、“共和成立”、“民国肇生”、“辛亥之役”等名词连篇累牍。孙中山直到1918年3月18日，在致头山满、犬养毅的信中，辛亥与革命两词的距离才比较接近。信曰：“文奔走革命二十余年，迄于辛亥，始得有成。”犹未明言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博物馆何广发现，“辛亥革命”名称较早出自毛泽东笔下：1919年8月刚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毛泽东发表于《湘江评论》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写道：“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我们虽赞成他们的主义，却不曾活动。他们也用不着我们活动。然而我们却有一层觉悟，知道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设的。”
从此，“辛亥革命”一词喷薄而出，广行天下。如1921年梁启超发表的《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陈独秀撰写的《辛亥革命与国民党》……1927年中国国民党在取得中央政权之际，明确提出“继续辛亥革命的精神，矫正辛亥革命的缺陷”的口号；1930年7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革命纪念日简明表》和《革命纪念日史略及宣传要点》，以制度的形式规定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此后“辛亥革命”人所稔知，遂成流行语，以迄于今。
一场革命刚刚过去，百年功过后人评说。关于辛亥革命，因为它离我们时间较近，又是国共两党诞生之前发生的，并都对之予以充分肯定，故积累了非常宏富的历史资料。这里面的内容值得探讨的很多，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因历史的原因还有些曲折。
63.百年著述留史料
一部二十四史，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止明朝崇祯十七年，被历朝历代纳为“正史”。后又把《新元史》、《清史稿》列入其中，则形成了“二十六史”。中华民国作为一个新的朝代，其历史的撰述几乎从它一诞生就开始了。
早在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即有苏生编写的《中国革命史》问世；1912年则有渤海寿民辑录的《辛亥革命始末记》、上海有正书局出版的天笑生所编的《中华民国大事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郭孝成编著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等刊行。1912年3月17日，黄兴、胡汉民、宋教仁等97人即呈请孙中山咨参议院设立国史院，指出“不有信史，何以昆耀宇内，昭示未来”，国史院应予独立，不受干涉，“使秉笔者据事直书，无拘牵顾忌之嫌”。英雄所见略同，黎元洪亦在民国之初组织编写了《武汉战纪初稿》，该书分上下册，四万余字，专记“辛亥年八月武昌首义日起、至十二月民国统一日止、关于武汉一方面战争情况”，侧重于军事史，而内政外交和与战争无涉者不记。
武昌首义参与者的著述十分活跃。民国创立之初，就有龚霞初《武昌两日记》、胡石庵《湖北革命实见记》、查光佛《武汉阳秋》问世，均系私人写作，毕竟见闻有限，难免不实未尽之处。鉴于武昌起义及之前的革命秘密工作以及之后的阳夏战役，事迹繁多，均无翔实的记载。孙武、张振武等人发起用革命史馆名义作广博的史料征求。饶汉祥在核阅呈文时提出，湖北不是中央，用史馆名义不甚妥恰，遂将史字改为实录二字。他们向在汉的国家副元首呈文如下：
“副总统钧鉴。敬禀者，窃维汤武革命，开环球肇治之先；周召共和，作区夏大同之始，史书所载，亘古为昭。乃勋名既启乎椎轮，而事业遽终于发轫。称天而治，臣妾亿兆者三千年；帝制自为，贻毒八方者二十纪。武昌首义，诸州景从。廓尽胡氛，解除苛政。易专制为民主，进独断为共和，以三月未竟之时间，建亘古无前之盛业，较其勋绩，发皇与法美齐驱；溯厥由来，彪炳与商周竞美。一时豪杰投袂奋兴，或奔走外洋，或号召同志，或毁家纾难，或捐躯效忠；共集大勋，以有今日。披世界旁行之史，列强无此丰功；览神州疏仡之编；前古无兹伟绩，听其湮没，不予表扬，非但无以彰副总统之盛德，亦无以餍全世界之人心。伏维国家之盛强，端赖忠义之奋发；忠义之奋发，资乎文字之鼓吹，纵横今古，莫不皆然。一代龙兴，人文虎变。而况乎轫亚洲第一共和之国，建中国万年有道之基。甲胄躬亲，河山手定者乎！近者止戈偃武，治定功成。开馆储贤，从事撰述，编成国史，昭示将来。事关至要，时不可缓。惟设局伊始，需款筹办，公乞副总统饬财政局拨款一万元，以为开办开国革命实录馆经费。并请详中央政府立案。俟举定职员，延聘通儒，再行预算每月经常费用，汇请呈报，以备查核。庶几名山事业，与旌常日门以常新：缔造艰难，为奕世后昆所共凛。伏乞核准施行。
发起人孙武、邓玉麟、陈宏诰、谢石钦、高振霄、陈人杰，牟鸿勋、蔡济民、甘绩熙、刘长庚、苏成章、邢伯谦、高固群、胡祖舜。”
6月16日，“中华民国临时副总统兼鄂都督黎”发布文状：“前据孙武张振武等呈请设立湖北文史馆编修革命实录业经本都督核准立案在卷兹复据公呈举定谢石钦为正馆长苏成章为副馆长……”湖北革命实录馆正式成立。前《江汉日报》主编姜旭溟等为编修，新闻界人士牟鸿勋、向炳昆、梅宝玑、张樾、郑江灏、胡石庵、姜元斌、覃达方、范腾霄、丁笏堂、黄季刚、伍盘照等列入调查员名录，拟编撰《湖北革命实录长编》。谢石钦是随县人，早年毕业于湖北法官养成所，共进会员。起义后任军政府顾问和各部总稽查。后任过湖北实业厅长、教育会长等职。革命实录馆以汉口英租界普海春番菜馆为馆址，（一说于是年秋间在汉口歆生路前花楼口设立机关）至1913年8月，共搜集集体和个人所撰史料五百余件，还编出武昌起义史料长编共八册。当年“二次革命”败北，北京成立的稽勋局也被袁世凯撤消，局长冯自由被捕下狱，湖北革命实录馆当然难以为继。黎元洪认为“从前革命伟人附和乱党颇多”，决定取消湖北革命实录馆，命令该馆所征集之档案资料，交湖北都督府“转咨中央采择”。谢石钦拒不执行，“奉职无状，即归田里。”这批档案资料亦不知下落。1956年谢石钦去世后，其家人将所藏捐献出来，交给武汉文史馆。湖北省政协随之委托贺觉非将这些资料接管研究。这些资料一部分后来交给湖北省博物馆收藏；一部分被有关人士分别捐献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武汉市档案馆；还有部分散失。1981年湖北人民出版社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而将其汇集三家所藏纂成《武昌起义档案资料汇编》正式出版。
《湖北革命实录长编》3卷本，共分四编，读之甚感前辈们的态度认真，记载详实。虽然遗漏不少，如日知会、共进会史实仍付缺如；不少人物事略系“攘臂言功之作”，或许有夸大渲染之处，但这种当时的记载总体来说非常难得，堪称原原本本。令人感动的是，先贤们出生入死投身革命，又以幸存者的珍惜之心，及时地记录历史，为后世留下这笔宝贵遗产。阅读中常常想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红旗飘飘》，那些红军和八路军、新四军于解放初期的口述实录，也是同出于虔诚，为不同主题的传统教育之浩大工程。
抗战前的中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有关辛亥革命的著述代表作有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曹亚伯是阳新人，日知会会员，追随孙中山多年，曾有为“二次革命”筹款之功。他隐居昆山时，将多年所藏“日知会”文书笔记及武昌首义一切文告、函电等写成此书，于1930年出版，由中华书局代为发行。后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意见，本书刚出版就被销毁，流传极少。1982年，上海书店据原本影印发行，供研究者参考。这本书“图文并茂”，开篇有语：“革命天性之慈悲而为世人除凶暴求平等之事业也予生八岁闻屠人语中国人有辫乃降服外国人之表志方今皇帝即外国人予闻之愤甚谓中国人不应许外人作皇帝谨记之……”可以想见，时人对满清视同“外寇入侵”并充满亡国奴之愤恨，这是辛亥革命的原动力之一。
抗战时期在陪都重庆，张难先避居歌乐山以写稿为乐事，适时周围有诸多辛亥同仁。“其有疑问，就近请教于居公觉生、熊公载干、蔡公希圣、邹公海滨、孔公雯掀、张公怀九、李公廉方、彭公临九、李公书城、孙公铁人等；并承张公溥泉、冯公自由，及历史学者郭量宇、沈刚伯、余景陶三先生，指示大意，而拙录初稿，始获蒇事。”“维兹事体大，余一人之知识有限；加之时丁国难，故旧离索，求其详搜靡遗，非势所许。敬恳本省同志，郑重乡邦文献，随时赐教，余当敬谨接受，遵改遵加者也。”众人拾柴火焰高，《湖北革命知之录》、《湖北丙午党狱汇纪》集合众人智能结集出版散发，最后由章开沅主编的“辛亥人物文集丛书”之十一收辑出版。辛亥革命早已铸入了张难先的灵魂，他一生都在吃这一碗现饭。“此为本书第四次稿也。每次稿成，同志之记录仍有来者，因再三据以增改。至四次，则来者希矣，非资料搜尽也，能搜者只限于可以通讯之处。至沦陷区域，及通讯地址不明者，则无从访问，殊为遗恨。惟所搜资料，皆当时参加首义之同志所供给，大体比较确实。”然而，作为当事人，又有众多襄助，张难先仍有“甚多令人索解之处”：
一、武昌地方，四面受敌，当时全国人士，俱认不宜发难，何以公然发难，并且成功。
二、几个政府所忽视，社会所菲薄之士兵（当时学生参加者亦不少然主力仍在士兵），何以竟成此有史以来之奇迹。
三、如此艰巨伟大事业，何以秘密运动，仅费五千八百元之财力，即奏推翻数千年专制之效。
四、几个乡村无文采，寡见闻，少声气之士兵群众，武昌首义，何以竟倾动世界之文明大国，一致赞美，严守中立。
五、八月十六日事泄，领导人物，全体出亡，何以仅寥寥之下级干部，于雷霆万钧之下，一反手而举其事。并且不扰市民，不费约束，人自为战，动协机宜。
六、武昌光复，党魁出亡，其在省之党人缙绅，有猎都督之资格者为数尚多，何以俱谦让未遑，毫无争督之事。
七、湖北历来团体，曰科学补习所、曰日知会、曰群治学社、曰益智社、曰兰友社、曰文学社等等，多数名称，毫无革命之表示，何以其结果竟致推翻满清。
八、和议告成，政府成立，何以当事党人，视禄位若敝屣，袁世凯屡电不至，或至亦望望然去之，极少热中富贵者。
以上八点，实际上提出了八大选题，也足以“供好学深思之君子考鉴”一辈子。
抗战胜利后有一个辛亥革命撰述的高峰期。京山人李廉方编著的《辛亥武昌首义纪》，最早的版本也是竖版，宣纸印刷，翻动一下就担心它脆变损坏。李廉方从事革命始于花园山聚会，堪称元老，后任湖北通志馆副馆长。此书“中华民国三十六年湖北省政府主席万耀煌序于武昌省府勤政楼”，曰：“先生自最初秘密策动及首义以来效命驰驱皆躬与其事乃荟萃群言博咨故老囊括全局贯穿始终勒成一编。”“余维辛亥之役鄂人伸海内之公愤犯天下之至难捐头颅耗资产卒用有成功又幸兹书之成足以信今而示后俾当日谋夫志士之烈不随烟埃散灭。”还有一本薄薄的单行本《辛亥首义开国史迹》，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始版，一年后出至五版，印刷者为武昌后长街59号的“久华印书馆”，发行者为“辛亥首义铁血伤军委员会”，推销处亦在武昌首义公园第15号。书名为“蔡新荣敬题”，上盖私章。书共十来页，分“首义总动员计划”、“首义机关被破获”、“满奴会审三烈士”、“彭刘杨三烈士传”四编，可能是个普及性读本，罗列的赞助者竟有129人，那是辛亥志士的一次名录总汇，也是他们在首义之城武汉的最后一次大团圆，堪称挽歌一曲。此后各奔东西，陆海两隔……
解放后的1954年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蔡寄鸥的《鄂州血史》，一本是杨玉如的《辛亥革命先著记》。蔡寄鸥在《大江报》、《大汉报》、《民心报》、《中华民国公报》等社都做过记者编辑。“当时的党人的行动与政治的变迁，一切事迹，我都曾身临其境，所闻所见，都有实地的记述。”这个时候来写回忆录，蔡寄鸥已有近40本书目可作参考，但他与时俱进，难免开始掺杂阶级观点：“它的确是失败了。在于它的本质是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自然容易失败。”“虽然不算成功，但是就个人之革命事业而言，成仁就是成功。因为各个人流血前驱，少不得有同志们踏着血迹，奋勇的前进。一次不成功，而最后终是会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