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阳湖的波光映衬过武昌首义的火光。湖北军政府在烈士祠前的东南角立“民军起义国庆碑”石碑一通，以铭记这一盛典。之后，又在碑上覆建了一座攒尖顶六角亭，亭匾写有“胜利亭”三字。此碑此亭屡有兴废，现仍在紫阳湖边。如果把“民军起义国庆碑”和即将建设的辛亥革命百年纪念馆相作联想，一百年来从起点到“局点”，时间和空间上经过了多少长度和高度啊。
“金华灿烂之勋章，即是战士之骷髅。”民国开元，许多表彰、许多安抚、许多追怀。3月，孙中山亲临南京举行的追悼武汉死难诸烈士大会，随后令财政部拨给武汉死义烈士遗孤教养经费；湖北军政府向北京临时稽勋局上报的武昌首义有功人员685名，分甲乙丙丁四级；参加武昌首义的闲散将士成立毕血会，黎元洪恐其闹事，发给首义执照，准允他们坐领九年恩饷，一概退伍；黎元洪还率众前往祭祀位于汉阳龟山西南麓的补乾亭（俗称六角亭）“辛亥铁血将士公墓”，并题词“铁血精神”。在阳夏保卫战中牺牲的无名烈士约逾万人，战争结束后他们的遗体由“红十字会”出面就地集中掩埋，散布在硚口济生堂后双洞门内外、硚口上段罗家墩、萧家地和汉阳十里铺、泗湾及龟山西部共29处。其中比较集中的有古德寺烈士墓、球场路的“六大堆”和利济北路的“三大堆”，都在湖北军政府的统筹安排下得以修葺。那年，政府还把民军起义夺取的第一道城门中和门改名为起义门，把中和门外正街改名为起义街；1907年新建的通湘门，因革命党人在附近同兴酒楼有过联络活动，故改名聚义门。
民国成立并非满天虹霓，时局仍十分动荡，让人感到辛亥革命胜利成果被断送的悲哀。第一个“双十节”纪念会其实“开得很简单，三呼万岁后，匆匆散会。是晚，黎元洪在武昌甲栈设宴十余桌，招待来宾。”“席间，蔡济民、吴醒汉向耿伯钊等谈到：明年国庆，吾人是否可以参加，恐成问题。”大有“今天穿了鞋和袜，不知明天趿不趿”之伤感。
不管怎么说，武昌首义的百年纪念在民国元年即拉开了序幕。
56.首义公园祭群英
1913年第二个“双十节”，袁世凯在故宫太和殿就正式总统职，驻北京的西班牙、瑞典、比利时、俄国、丹麦、法国、葡萄牙等十三国公使称“正式承认中华民国”，此前美国、墨西哥、古巴、秘鲁、巴西等纷纷承认中华民国。国内形势仍一盘散沙，“讨袁”“倒黎“的政治暴力斗争此伏彼起。袁世凯终于翻脸了，“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创建民国的革命党又沦为乱党非党，遍遭通缉。
湖北地方由50岁的黎元洪副总统坐镇一方，其影响仍不可小视。应汉口绅商宋炜臣等呈请，孙中山临时大总统曾令内务部筹划复兴汉口市场，“务使首义之区，变为模范之市。”阳夏保卫战惨遭破坏的汉口开始日新月异地迅速恢复。1912年11月，在汉副总统黎元洪向中央提出建议，建筑武汉长江大桥，以纪念武昌起义。这惊天动地第一议，得到袁世凯的应允。1913年，北京大学教授德国人米娄也建议为了纪念辛亥革命成功，造“武汉过江大桥”纪念桥。这年4月，袁世凯以办理善后为名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借款2500万英磅，却用到了新的南北战争上。建设武汉长江大桥一事遂成泡影。1912年12月8日黎元洪被逼离鄂赴京后，段祺瑞代理湖北都督，随之又由段芝贵任湖北都督。段芝贵曾为奥略楼撰联：“放眼看江山无限白云都过去；题诗问鹦鹉何时黄鹤复归来。”还是颇能风雅的，但他深恐革命党人造反闹事，开始在武汉消除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令恢复武昌起义门、聚义门以前旧名，仍称中和门、通湘门。还铲平了起义门城楼，仅存断壁残垣和拱门洞。过了不到两年，袁世凯复辟称帝，武昌烈士祠的民军起义国庆纪念石碑被毁，改立“文武百官至此下马”石碑。武汉三镇商民所用账册多书旧历“丙辰年”，不愿书写“洪宪”年号。警厅奉命挨户令书“洪宪元年”，否则以党人论处。袁世凯很快就死了，1916年的“双十节”由新任总统黎元洪在北京阅兵。这年，由湖北省议会发起，还在武昌烈士祠先后举行过黄兴、蔡锷的追悼会。
1920年5月16日《日日新闻》公布的武汉三镇最新调查人口：汉口40万，汉阳8万，武昌31万。秋天，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董必武和陈潭秋、刘伯垂、包惠僧等7人在武昌抚院街举行会议，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推包惠僧为负责人。机关设武昌多公祠5号（现三医院附近），门前挂刘芬（伯垂）律师事务所招牌。一场“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在这80万人口的城市酝酿，辛亥革命从此完全成为过去式。
然而，本年“双十节”，一本《新湖北·国庆纪念号》创刊，并在沪、京、汉等都市一纸风行。这本刊物由湖北旅沪自治协会主办，在汉口明星日报社有分售处。这期刊物登载了13组24幅有关武昌首义的照片，包括起义门、彭刘杨三烈士、后湖诸烈士墓、宝通寺设都督府、南北议和时的昙华林东路高等小学堂、杨洪胜杂货铺、武昌校场湖12号秘密存储军需机关部等，十分珍贵。胡祖舜在本期撰文回忆了在其家中胭脂路11号举行共进会文学社联合大会等细节，并发表评论，指出“但是专制虽然被推翻了，而且中华民国的金字招牌还是空中楼阁，无日不在风雨飘摇之中。政治上、社会上，一切恶现象，也无一不比满清末年更坏过几十倍。这不能不说是当日‘破坏不力’、‘建设不良’的一个大缺憾，也是我们当日身当其事觉悟不彻底的一个大罪恶。”
1922年，革命家兼国学大师章太炎循湖北志士之请曾撰《武昌首义纪念宣言》，书生意气地提出：“……六七年中欲拯其民于水火者三矣。谋几成而卒无效。得其书，曰，使首义之绩废坠至于是者吾之耻也。斯事也，固将缟素以从之，虞殡而道之，于是宣示大义，以对于天下，以祈匄于国之人。其事列左：一、设纪念大学；二、设公园，置倡义纪念碑；三、设功裔教养所，附幼稚园；四、设伤军养济院，附工厂；五、铸张文襄铜像。”
过了一年，吴兆麟、夏道南就在蛇山西部南麓筹建“首义公园”，以纪念首义成功并安置伤残军人生活。其实，早在民国元年就曾有辛亥志士黄祯祥提出在武昌建立“崇勋纪念园”的构想，他在给民国政府的呈文中指出：在过去君主时代，立了大功的人会受到封赏，并建立纪念设施使其“名声施于无穷”，“功烈著而不灭”。我们后死者何，若不思所以表彰崇报，其何以慰其英灵而昭垂亿载？建立该园在于“崇德报功”，“旌死励生”，使广大民众受教育而增爱国心，从此民格日高，从咸知在位、在野义务同肩，就会各竭智识、精神，共图建设，从而富强可期，国家巩固，以何让法国之共和、美国之合众专美于前？
首义公园的建立合乎先贤遗愿、城市良知，由吴兆麟、夏道南这两位仁义之士促成了首义文化的最大建树。它东起文庙，西至臬水巷，北抵陈友谅墓，南止大成路乃园遗址。据《武昌辛亥首义铁血伤军清册》记载：
……辛亥之役，武昌首义……专制倾覆，民国奠基……迄今十年来政府尚无若何纪念之表现。道南及诸首义同人恐其日久湮没，系于十年十月，呈请督省两署备案，组立“武昌首义纪念事业筹备处”于都司巷。十二年春，道南被公推为园务主任，负责筹划建筑纪念公园。……开辟公园现址荒山，收买玉带街民房四十余间及……等地，并修葺大汉陈友谅墓，建筑墓旁双亭，全园石级等项计费洋二万余元。惟此项经费，既非政府拨给，又未各种募捐，其所自来，实为道南私人借垫。同年，又借粤汉铁路协会洋二万余元，修建纪念堂、西游厅等处，又集股洋一万五千六百元修建共和游艺社。十三年又借湖北官钱局洋一万元，补竣全园工程式，总计所费共洋六万五千六百元……
“纪念坊”大门、共和舞台、游艺社和西游厅等，以及陈友谅墓、“三楚雄风”牌坊的建立，使首义公园与奥略楼、纯阳楼（警钟楼）、抱膝亭、涌月台等景观连成一片，成为当时城区惟一的公园，为武汉公园之首。《民国日报》曾报道：“武昌首义公园，与黄鹤楼相毗连，山水花木，引人入胜，虽其内汉班剧社不甚佳，而一至夜间，清风徐来，黄鹤楼所不及也，所以日来游人甚多，尤其是文人墨士。”
1926年10月10日，武汉人民举行庆祝大会，会场设在汉口华商跑马场，到会群众10万以上。正在开会时，听到北伐军攻下武昌城的消息，群众欢呼踊跃，盛况空前，是辛亥革命后一次隆重的纪念日。
1927年的“双十节”却比较惨淡，形势急转直下，正是国民党大行“分共”之时，空气非常紧张，环境十分恶劣。在武昌阅马场红楼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大礼堂仍然召开了一个纪念会，前文学社社员詹大悲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他回顾了武昌首义之光荣，对革命党人的胜利纯属偶然之说痛加批驳。指出：不错，起义那天晚上瑞澂、张彪逃到楚豫军舰上去了，但他们的逃，是知道大势已去才逃的，他们绝不是神经病，知道自己有办法而偏把江山让给别人。不过詹大悲还是悲观地说道：辛亥革命以后的情况很不好，不但距离革命的理想很远，甚至与革命的理想背道而驰。革命的人已杀的弄得尸骨没有人掩埋；活着的人也不免穷困潦倒。倒是那些残杀革命党的人，却大享其革命之福，大做其革命之官！两个多月后詹大悲即被悲惨地杀害，这段话成了他的“墓志铭”。
1928年夏道南等又在首义公园建造“总理孙中山先生纪念碑”与纪念堂。纪念碑占地100平方米，碑体以花岗岩砌筑，碑高7米。正面镌刻“总理孙中山先生纪念碑”与“中华民国十七年国庆日落成”，背面刻有“辛亥首义同人敬撰、江陵张知本书碑记”等字样。抗战时期纪念堂被毁，纪念碑则幸免于难。1955年修建长江大桥改变了一切，蛇山文脉面目全非，首义公园由原址迁到了现址，而“首义公园路”街道名仍留在原处大成路北。
附录
夏道南与首义公园
2009年春天，夏道南的后裔十余人来到首义公园内的孙中山先生纪念碑下，这些孙辈、曾孙辈中有的还是第一次看到碑上刻的“中华民国十七年国庆落成辛亥首义公园经理夏道南伤兵代表何正方监造”文字，发出惊异之声，没有想到他们的先辈曾经为城市做过这么大的事。那一个早晨，夏道南的后裔们滋生出难得的崇敬和庄严。
那天，我们一直到金口、簰洲湾和嘉鱼县城，寻访夏道南及其家族的生活足迹。
据夏道南自述，他“幼嗜诗书，早年入泮，岁十七，肄业省城书院，即得友陈天华、刘成禹诸君。虽醉心革命，究未敢以轻躁进行，且稔知革命非从事军队，万难成功。于是投入军伍，借为秘密运动。后因散布《警世钟》、《猛回头》等书事发，遂逃亡在外，风霜多年。再行来省，考入师范学堂。居无何，陈天华、宋教仁、鲁鱼诸君函促东渡。正苦远游乏资。适张文襄公以成绩最优者选派出洋，留学陆军，道南与焉。”（《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
夏道南1906年春在日本东京入振武陆军学校。1909年，与张伯烈同被推举为回鄂争路代表而回国。次年，清廷批准成立湖北商办铁路股份公司，张伯烈留鄂协理路事。夏道南返回日本，又因校方以军人不应干涉政事为由被开除。经胡惟德公使交涉，始准送入参谋本部研究军事学，兼习测量。1911年，得知武昌首义成功消息，夏道南赶回国内。由刘公荐为都督府顾问，后应军务部长孙武之请任军务部参谋长。阳夏保卫战中，夏道南曾率部属四百余人赴汉阳，于11月23日至25日在扁担山、磨盘山一带奋战。南北停战议和后，孙武、张振武赴上海，夏道南接任军务部副部长。“道南与聂、刘、邱三君持极端主义，宁可城破身碎，决不可移动部署，致乱军心。部长亦极赞成，故初七至十二日之间，任炮弹如何坠落，道南办公如常。初十日午间，并有一弹落道南座右而不开花，益信死生有定，毋庸趋避为也。”
1912年，夏道南从都督府顾问任上辞职，1913年又辞去鄂省临时议会议员，开始其实业救国生涯。他曾在汉口组织东亚大同社，开办汉口大舞台。1919年春，他在嘉鱼狗尾山、虎山开办同益公司煤矿，矿区面积1700多亩，后又开辟猫儿巷、龟山1260亩矿区。同时在汉阳琴断口创办和兴砖瓦厂，设置轮窑，以机器生产。1926年，为繁荣故里，在簰洲镇建起10千瓦火力发电厂，开办鸿成电灯公司及机器碾米厂、压面厂。一般资料认为他1930年因病逝世，经其后裔考证，《嘉鱼县志》记载，夏道南“生于清光绪九年（1883），卒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武汉园林史料》载，夏道南曾于1934年就首义公园建设事宜向省府呈送过报告。
夏道南民国后兴办实业成功，就以全部精力和财力投入首义公园建设，为伤军谋福利，为城市添光彩，可以说是“首义后”最具铁血情怀的文化传承者。中华民国十年大庆，辛亥革命同志会在武昌都司巷城立“武昌首义纪念事业筹备处”，夏道南任主任，开工修建纪念堂、西游厅、共和游艺社等，同时修葺陈友谅墓，在墓旁建双亭。建园经费共计银元6.56万元，夏道南出资2万，其余为粤汉铁路协会、湖北官钱局和社会集股。两年后，首义公园粗具规模，夏道南任经理。时任湖北省长兼督军萧耀南为“辛亥武昌首义纪念坊”题书。
1928年，首义公园新建了总理孙中山先生纪念碑，监造者夏道南和伤军代表何正方的名字铭刻到碑上。此碑1955年移到武昌桥头引桥南侧山坡，1994年又移到现址。1933年，首义公园又建成了黄兴铜像，据说由夏道南出资完成，碑后曾有铭文。1985年黄兴铜像迁到汉阳龟山时夏家后人还找武昌区交涉、讨过说法。
武昌首义公园是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首义文化载体，检索历史，它能延续至今，既是吴兆麟、夏道南、李书城、耿伯钊等辛亥志士的精神体现，也是这座城市文脉的主题传承。游斯园者，莫不为其首义特色的一方净地而感怀。
对于这位为缔造共和并执意弘扬首义精神的先贤，我们并不能搜索到他的更多资料，只是从其后裔的口头上得知：夏道南有三位夫人，一位是嘉鱼簰洲籍原配夫人，一位是从日本留学时带回的日籍夫人，一位是去袁世凯政府短期任职时带回的北京夫人。夏道南的墓地原在琴断口砖厂（第二砖瓦厂）附近，非常豪华；1954年后因修堤占地迁到堤内彭家墩家人住地；2000年因修长丰大桥而再迁汉阳千子山，非常简陋，总算没有完全掩没。
世事变化之巨，时间冲毁之猛，令人深感怆然。那天，夏道南的外孙曾繁生拿出了一只有“夏道南赠”四字的玻璃酒杯。这是他从日本带回送给其妹的嫁妆。同一时期，夏道南还将此物赠送给张振武，其后人保存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