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攻掠汉口之后，工商界许多人士纷纷走避租界，乃至津沪一带，一方面是保家保命，“力为身谋”，另一方面则表现了对清军的不合作态度。“所以清军的前进部队如王占元等，达到市区，一时无法收拾。”（扬铎《辛亥革命时汉口大大及其扑灭的经过》）“北军初来，尝三度致书于汉口商会，询访情形，嘱其答复。又尝遣标统某亲至商会，而商会竟无一人接洽。故北军怒，而效咸阳一炬。”袁世凯在战云密布的气氛中，开始了和民军的和谈，当时武汉工商界和武汉商会、商团，出于其工商经营利益的考虑，力图在汉口大火后休养生息，重扩旧业。汉口商会在宣统三年十二月初九日（1912年1月27日）致清内阁电中表示“深望和议早成，共谋善后，以图振兴”，“转恳两方政府，将汉口、汉阳……划为中立地点，不再开战……以苏商困，而惠民生。”（《历史档案》杂志）他们认为，只要和议实现，清帝退位，总统即属意于袁世凯。
两天以后，汉口商务总会还要求将汉口汉阳划作中立地点，这从伍廷芳致大总统电文中可知：
孙大总统、黎副总统鉴：顷得袁内阁蒸二电如下：据汉口商务总会全体商人电称，汉口为华洋荟萃之区，汉阳乃各厂林立之所，商务繁盛，甲于中国，自经此次兵燹，汉口房屋，几被烧尽，汉阳财产，亦多损失，糜烂情形，惨难言状。嗣因停战议和，北兵撤退，各商陆续回汉，深望和议早成，各谋善后，以图振兴。乃停战期迫，和议尚未发表。未来者率多裹足，已来者咸有戒心，商业凋残，华洋交困。且值此年关伊迩，正商人清理账务之时，若再展延，则房屋既失于前，账款又耗于后，摧残殆尽，祸有不堪设想。为此，商等一再集议，拟请仿照欧西市政办法，转恳两方政府，汉口、汉阳，东至长江，西至蔡甸，南至沌口，北至滠口，划作中立地点，不再开战。至保护治安，则由市自募巡警，妥为办理。俾在汉各商，得以安业，市面亦得流通，庶阳夏商民，或尚有一线生机。伏思大总理素以恤商爱民为怀，再不忍阳夏生灵再受涂炭之苦。特冒渎钧听，倘蒙俯念商艰，准如商等所请……（《临时政府公报第五号》）
支持辛亥革命的武汉商人，可以开列一个长长的英雄名单：蔡辅卿（同泰参燕药号）、李紫云（福康隆字号），刘歆生（东方汇理银行）、徐荣廷（德厚荣字号）、宋炜臣（既济水电公司）、刘子敬（阜昌洋行）、韦紫封（应昌公司）、王琴南（公成匹头号），孙涤甫（采章绸缎号）、万撝伯（万鹤龄药店）、吕逵先（典当商）……等等。他们每在国难当头便毁家纾难，慷慨解囊，表现出大仁大义，大智大勇。此后的抗日救亡中，汉口商界更有可歌可泣的卓越表现，值得这座城市永远铭记。
附录
汉口青帮头领刘玉堂
对于武汉商人的高风亮节我一直是充满敬意的，主持《黄鹤楼·城》周刊时多有追怀报道。余生也晚，无缘得见先贤，其后裔有幸认识的不多，接触较多的有刘玉堂的女儿刘四育，故对这位青帮首领支持辛亥革命的事迹有所了解。
刘玉堂是具有商人和会党双重身份的本土人，祖籍咸宁圆山刘家庄，出身于汉口一印染作坊家庭。据说当时流行之蜡染印花布，即为其父所始创。刘玉堂稍长遍游长江中下游，于漕运中洞彻社会各阶层内幕，为青帮“大”字辈大爷之一。后在清政府任侦探长，“身在曹营心在汉”。适革命党人组织日知会，由友人卢保山、王玉成介绍入会，曾暗中资助发行过当时之秘密刊物，如陈天华之《警世钟》、《猛回头》等。后来结识长沙日知会会长黄吉亭、圣公会胡兰亭会总及支持中国革命之美籍教会主教吴德施、孟良佐等，遂加入基督教福音会，历任基督教青年会及格非堂（今黄石路荣光堂）董事长。
刘玉堂为掩护革命，利用其会党领袖身份在汉口招商局对面河街开设了大方栈，作为各省革命党人之秘密招待所，并对革命党人食宿舟车多作资助。由于其特殊社会身份，清廷侦缉人员对他不能不有所忌惮。有时明知大方栈住有革命党人亦佯作不知。辛亥革命前夕，谭人凤、彭寿松由宋教仁介绍寓于大方栈，刘玉堂由彭介绍加入军警同盟会，并为之发展会员多人。共进会成立伊始，刘玉堂被委为第三镇副都督驻扎武汉，办理一切起义事宜，加强会党与新军之间的联系。举凡购买武器弹药等，皆不惜生命危险勇于承担。孙武设革命总机关于汉口旧俄租界宝善里14号，刘玉堂家亦住宝善里28号，当时任庶务，暗购枪弹炸药。10月9日，宝善里14号引起燃烧，刘玉堂当时在东孚药房购买毒药，药房工人报告消息，他急至宝善里由旁道探视，知机关业已暴露，即折归大方栈。适彭寿松拟访宝善里，亦折入大方栈与刘玉堂相遇，相对不言而泣。
起义时，刘玉堂在汉口维持商民秩序、保护洋商财产，后被委为长江陆路稽查长，盘查奸细，以辅官兵之不及。时满官张彪、铁良等指使间谍来汉暗探鄂军情形，为部下吴肖韩识破，刘玉堂即捕送暗探至军政府讯实正法，免除了后患。阳夏保卫战期间，所有民军文告尤其是招降文告，多由刘玉堂设法分送敌军后方。为促成长江下游响应革命，他还亲赴南京、扬州、镇江联络米占元、岳德安及徐怀孔等人士。
民国成立后，刘玉堂先后任驻沪鄂军交通事务处处长、汉口总稽查、副总统府参议及参谋部本部副官等职，曾亲自到湖南去提盐，解除了武汉市民战时之忧。后他弃官从商，经营汉口楼外楼大饭店及光明电影院（兰陵路中南剧场）。1937年不幸患青光眼，虽经普爱医院美籍著名眼科专家白大夫手术治疗，又至北京协和医院求诊，终因当时医疗水平所限，最后双目失明。武汉沦陷前，杜月笙惟恐刘玉堂为日寇利用，特来同仁里邀他一同赴美或香港作寓公。他以目废体衰、不堪远行为辞。武汉沦陷初期，日宪兵队长三天两头去巴黎街寓所，动员刘玉堂出任挂名侦缉队长，他不为威逼利诱所动。
1949年正月十五，刘玉堂因心脏病逝世于兰陵路中南剧场二楼住所内，享年73岁，安葬于武昌四眼井武汉大学门外之自营墓园中，墓碑上刻有“辛亥革命同志刘玉堂之墓”，碑后为扬铎所撰之生平事略。1952年，中南军政委员会在四眼井建中南贸易学校，家人只好将刘玉堂遗骸火化后携往上海，与其妻周文典骨灰同存放于上海静安寺路静安公墓内，十年浩劫期间骨灰不知下落。
2009年是刘玉堂的60冥寿，我与他的爱女、已届九十的刘四育在天声街其出租屋中见面。晚景凄凉的她常以追忆父亲和自己的逝水年华度日，向我展示了父亲及全家在庐山牯岭度假的照片，还有她的“辛亥革命志士后裔联谊会”的入会证明——那是她惟一的精神安慰。
52.《鄂州约法》倡开百年民主之风
辛亥革命的目的是“驱除鞑虏”，“创立民国”。前者是军事斗争，后者是政治建设。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当武之弛，文亦更张。阳夏保卫战的更大意义在于政治，军事上失利了，湖北军政府的政治行动还要相机进行，即以民主共和应对可能的君主立宪。
一般认为，被称为中国民主宪法蓝本的《鄂州约法》主要起草者之一是湖南桃源人宋教仁，他描绘了一个中国从未有过的“桃花源”。宋教仁是同盟会中对各国政治制度较有研究的人，他1911年10月来到武昌，认为“武昌起义在行动上已为全国倡，而根本大法也要争取作表率”，便着力于中华民国的法制建设。据说宋教仁与汤化龙于夜深人寂时，常对灯促膝长谈，“达二十余日”，商定起草了《鄂州约法》。一说“他在汤化龙家奋战几昼夜，终于草拟出《鄂州约法》七章六十条。经约法起草委员会居正、汤化龙、胡瑛、陶德琨等人审定后，湖北军政府于10月19日颁布了这部《约法》。”
对于上述两种说法，刘公孙女刘重喜和陶德琨孙子陶耀善都发表过看法，认为不是历史真实，即便如此《鄂州约法》产生的集体努力不容忽视。鄂军政府成立初期，据说有个革命党人为主体的谋略处。刘公10月12日到武昌后，即主持各项工作，不几天就组建了约法起草委员会，自任主席，成员有刘公、居正、胡瑛、王正廷、汤化龙、陶凤集、陶德琨七人，开展了立法起草工作。当时刘公与王正廷都住在离红楼不远的黄土坡陶德琨花园洋房，在他家开会数次，议决了约法的章程、条目、原则后，由刘公商请汤化龙主稿，编成了一部《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
《鄂州约法》早在11月初之前就“遍布在外”，向各界公示。1911年11月14日《中华民国公报》上的一篇文告写得很清楚：
总监察处关于议决的特别通告起义同人：刻在鄂州暂设政府机关，所拟鄂州临时约法草案及官制草案业经刷印成本，遍布在外。此项草案，现定于半月后即行议决执行。在此半月以前，无论何人，均得对于此草案或承认或不承认。如有意见，尽可逐条指摘评论，录送总监察处，由监察长取决多数，以划定规，而昭合议制度。此告。黄帝纪元四千六百有九年九月念四日抱冰堂下军政府总监察处启
《辛亥武昌首义史》“大事略表”中也写道：“本月（10月）武昌军政府公布《鄂州约法》。”既然《鄂州约法》10月份就已产生，10月28日下午才同黄兴一起到武汉的宋教仁，不可能白手起家“奋战几昼夜”，更不可能与人商谈“达二十余日”。公允地说，宋教仁可能最后拍板约法的制定，起了重要作用。但不能就此抹杀刘公、陶德琨、汤化龙等人的前期起草之功，更不能说明湖北军政府只注重军事斗争而忽略法制建设。
还在11月9日湘军第二协抵达武汉时，黎元洪就以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名义通电各省，请他们派全权代表到武昌参与组织临时政府，使光复各省有一个共同的指挥机构。不久，黎元洪又通电独立各省，以电报推举中央临时政府各部政务官，尽快组织中央临时政府，统一全国军权，一举推翻满清政府。自11日起，已经起义的各省陆续给黎元洪复电，赞成湖北意见。20日，上海各省代表会议承认武昌为中央军政府，黎元洪为执行中央军政府任务之大都督，武汉在近现代史上第一次成立临时中央。
11月23日，汉阳战斗吃紧时，湖北代表居正、陶凤集到上海，请各代表赴鄂组织临时政府。一时应召而来的有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安徽、湖南、广西、四川、直隶、河南、湖北的代表。汉阳失守后，武昌处在炮火威胁下，汉口在虎威之下变得最安全。这些代表水陆两路到了汉口也不必过江过河，故假英国租界之顺昌洋行为代表会所。11月30日，各省代表开第一次会议，推谭人凤为议长，由雷奋、马君武、王正廷起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12月3日，各省代表公布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即《鄂州约法》。
因此，《鄂州约法》虽然是南京中央政府成立前的一个地区性法规，却具有国家约法的意义，称得上中国现代第一法；它具有全国意义，一颁布即为江西等省仿而效之，对这些省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对《鄂州约法》卓有研究的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邱远猷指出：《鄂州约法》是辛亥革命运动高涨的产物，是中国资产阶级拟定的第一个具有宪法性质的地区性重要文件。它以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论为理论基础，突出地强调了人民的各种权利义务，仿照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原则，设计了都督和政务委员会、议会和法司的权限与相互关系，试图建立有效的制衡机制，以防止独裁专制。它的出现，既否定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也摒弃了君主立宪制度，宣告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死亡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诞生。
《鄂州约法》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带有宪法性质的重要文件，这在中国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过去，同盟会只是通过《军政府宣言》、《略地规则》等勾画出了共和国的笼统图案。而《鄂州约法》，则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宣示了民主制共和的具体内涵。《鄂州约法》共七章六十条，宣布人民一律平等，享有言论、集会、结社、信教、居住、保有财产、自由营业等权利；有人身、住宅不受侵犯，非依法律不得逮捕、不得搜索的权利；人民享有任官、考试、选举及被选举之权利。又规定人民有纳税、当兵之义务。它的出现宣告了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皇权专制制度的破灭。其后在汉口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即以这个约法为依据。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的临时约法，就是在《鄂州约法》的基础上加以扩大的。
湖北军政府还颁行了一系列具有创建性的政策、法令、法规。如：1.保护实业。军政府发布《保存实业告示》，“无论军民人等，不准破坏侵占。”武汉三镇中的丝、麻、纱、布四局，造纸厂、工艺传习所、蚕种制造所等，以及各县的银、铜、铁、煤、硫磺等矿物，均受到保护；2.废除苛捐杂税。对于不法之徒，不肖官吏，敢于借端勒索者，要“严行究办，决不姑宽”；3.实行低薪制。决定自都督以下，不论官职高低，一律月薪20元，班长12元、士兵10元；4.扶植商、农。“搅乱商务者斩”，“维护商务者赏”，扼制乱罚款、乱收费的现象。对农民实行“本年下忙于漕概行蠲免”以及“本年以前积欠丁漕，概行蠲免”；5.改革司法。依照法律审判民事诉讼及刑事诉讼，实行公开审判，免除了清末诉讼黑暗的弊端。这些政策法规的实施，对破除专制统治、促进民主建设、发展民族经济起了积极作用。
冯天瑜将在他的修订本《辛亥首义史》一书中，对《鄂州约法》的产生作更客观的叙述。他认为，应该说宋教仁参与了起草或最后拍板，为约法的制定起了重要作用。但不能就此抹杀其他革命党人的作用，更不能说明湖北军政府只注重军事斗争而忽略法制建设。
从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始，中国的宪政走过百年。1911年的《鄂州约法》第一次把“人民”的民主权利提到应有的高度，此后百年，这一高度并没有实现，并时遭践踏。湖北军政府在辛亥革命中作出的政治贡献，为中国的民主建设和共和制度奠定了基础，值得后人永远为这些智者们心存感激。
53.复制大印认可南北议和
“两军相遇勇者胜”之说并非绝对真理。诚如袁世凯所分析的，两军势力如此悬殊，黄兴不求整军自保，反而自投罗网；不运筹帷幄把握军机，反而轻举妄动。不仅损兵折将，最后将汉阳拱手相让，这实在是黄兴不肯服输的性格悲剧。也有人为黄兴鸣不平，罗良斌1961年写道：“九月九日黄克强先生莅临武昌，组织战时司令部。本队隶属该部指挥。嗣后琴断口、蔡甸，以及反攻汉口诸役，无不参加。同时黄总之逆转，实乃大势所必致，当时国内部分人士，竟因此而不谅于克强先生者，予不禁代先生愤抱不平，且迄今犹想象其当年之大将风度也。”
其实，从“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武昌首义后去攻打汉口本来就很勉强，但民军当时气势很盛，情有可原；经过汉口较量失败后，民军还要去主动开战，以羊投虎，在同一个地方两次跌倒，就有点不自量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