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线告急，黎元洪曾派人携50万元和几十担酒肉犒劳退回到武昌两湖书院的王隆中部，并请他们速回汉阳。王隆中生性好酒，喜欢杀人。开到武汉后不久，杀掉的俘虏、汉奸就有七八十人。这时也英雄末路，跪下磕头，请求让他的连续激战9天9夜的队伍休息几天。黎元洪再派谭人凤、李国镛前来劝说，李国镛甚至长跪以求。黎元洪还亲自来敦请过。结果湘军最后还是人心哗变，半夜在鲇鱼套征用民船回返湖南；甘兴典部也向汉阳鹦鹉洲方向撤走。对于湘军此举，有人痛骂王隆中和甘兴典背信弃义。倒是蔡济民还算体谅，他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是王隆中他们抛妻别子，舍弃升迁来武汉和我们并肩作战。半个多月前他们到武昌时人强马壮，而现在多少湖湘子弟捐躯湖北，活着的人没有不身披创伤血洒武汉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是血肉之躯，青春年代，生死相许。我们湖北人应该世世代代记住他们，感谢他们！”
既然你无情我亦不义，湖北军政府急电湖南都督谭延闿，要求严惩王隆中和甘兴典。甘兴典在岳阳被捕正法，王隆中闻讯逃匿，下落不明（有的说被斩杀）。
这时，另一支湖南援兵到了，湖南协统刘玉堂率步兵一协前来接杀一番。救场如救火，此刘玉堂非汉口青帮的彼刘玉堂，他一来就上阵，坚守磨子山两日，英勇战死，喋血汉阳。这是阳夏保卫战最后一支援兵，虽然于事无补，但可以表明湖南人一衣带水的情谊和同赴国难的决心。
万耀煌在光绪三十三年从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投到二十一混成协四十一标当兵，他在辛亥革命50周年回忆汉阳保卫战时说，
汉阳位置最大的弱点是通往蔡甸这条平路。如由三眼桥攻击汉阳，须经过扁担山。这地区山很多，防御本来比较容易。但我们的新兵攻击固不行，防御也很困难。他们没有经过很好的训练，装备也实在不及人家。敌人的主力如果由蔡甸—三眼桥向汉阳这面进攻，另外由汉口从琴断口渡河来向我们夹击，再又从兵工厂这边攻过来，几方面同时攻击，我们防守相当困难。……这条防线是当时最大的弱点，总算我们肯拼命，几昼几夜的防御，使敌人的进攻并不太快，但我们的牺牲却很大。
万耀煌还讲了一段战时故事，以说明当时的艰苦情形：
克强先生身边的参谋都很劳累。有一天吴兆麟来武昌，要参谋部副部长杨玺章到汉阳去帮忙，说他几天几夜下命令指挥部队，已经很疲倦，非休息一下不可。杨玺章说：“我也很疲倦，才刚刚从青山回来，你一定要我到汉阳去作什么？我不去！”吴兆麟把手枪掏出来说：“是怕死吗？怕死，我就打死你！”我看情势严重，急忙把吴兆麟的手枪拿下来。杨玺章看见吴兆麟的手枪拿下来了，就说：“你这样是强迫我。你强迫我，我更不去！”他们本是好朋友，也都是参谋班的同学，这简直是开玩笑。吴兆麟说：“你去，也没有多大的事，只是替克强先生下下命令。”我一直在劝解他们，我说：“我陪他一起去好了。”杨玺章说：“畏三不去，我也不去，我一定不去！”兆麟没有办法，只有答应同着一道过江去。于是我们再加上晏勋甫，四个人一同去汉阳。我们到达十里铺总司令部，已是第二天中午。这时张振武已经开始攻击，不甚得手，敌弹已打到十里铺。杨玺章要出去看一看，刚刚走出司令部几步，一颗子弹把他的小肚子打穿。很奇怪，他竟一直在笑，大概子弹扎中了他的笑神经。还没有把他抬到汉阳西门，就死去了。杨玺章原是马队第八标的队官，也是参谋班毕业的。人很好，有智谋，是革命的健将，死得很可惜！
11月26日，汉阳西部门户最后一块高地扁担山被清军占领。黄兴命令驻归元寺观音堂的兵站总监胡祖舜速将归元寺所储之军械弹药及一切器材，移至城内汉阳县署，准备作背城一战。但这一部署因民军溃败太快未能实现。黄兴原定要将汉阳兵工厂、钢药厂炸毁，以免留给满清军队，并安排工程营实施。27日，十里铺已经失守，工程营即将起爆时，黎元洪派人送信赶到。指示：汉阳兵工、钢药二厂，各军勿得擅动。两厂是用湖北人无数膏脂经营而成，无论为敌为我所有，都是中国的重要军备，不得因一时内讧而忘外患！黄兴遂让副官传令：工程营立即撤除所埋全部炸药；将兵工厂机械上关键部件撤除运送武昌（有些实际上抛入江中）。这种做法跟1938年武汉沦陷前差不多，前为内忧，后为外患，汉阳兵工厂真是多灾多难。
45.归元寺在大火中涅槃
汉阳上空也冲腾着黑烟，那最后的燃烧是归元寺。
黄兴在汉阳昭忠祠设司令部，在归元寺设粮台和军械库，首先是因为这两处相连，屋宇众多，场地宽敞，且处在几方军事要地的中心点上。北有梅子、大别二山以扼守汉水；西八里之许为十里铺，再往西则有美娘山、仙女山、锅底山和扁担山，此四座山被称为汉阳城西第一门户，是由蔡甸进入汉阳的必经之地；东面汉阳府城濒临长江天堑，过江就是革命军刚刚占领的武昌。
当时寺院的长老是云岩，江夏法泗洲人，时年59岁，早年在金口镇朝阳寺出家。其逢“末法衰微，时局变迁”之时，宣统元年，归元寺方丈大绘心绘执请他任西堂、维那各职。“干纲解纽，鄂州首义，南北对垒，汉上为墟。”云岩深知，国不兴佛法难兴，振兴佛教，则振兴国家为首要。热情接待排满抗清的民军，安排粮台总办枣阳人王安澜住在藏经阁、军械库主任嘉鱼人胡祖舜住在观音堂，仅一墙之隔。
阳夏保卫战是当时的国内重大新闻，司令部亦为新闻中心。寺祠里住着很多人，包括上海《民立报》、《申报》等报社的记者。他们曾报道当时情况：“沿堤（毛公堤）迂回数十步，忽睹一宏壮庙宇”，“是即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部之所在”，室内“壁悬文天祥《正气歌》”，“黄（兴）颜色赭黑，盖为日所炙也，容仍肥满，身御缟衣，无杂色，足蹑黄皮靴，气象凛然，令人起敬。谈笑间，文书札子自都督府来者络绎不绝，黄一一与以复书，裁决如流，虽甚繁剧而处之裕如，且语且判答。”
黄兴在司令部的最初几天还是有条不紊的，他在整顿部队、布置防线的同时，还忙里偷闲笔耕不辍，从文韬武略的高度于9日这天写下两篇雄文：一份是《对民军将士的密谕》，一份是《致袁世凯书》。提出“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就像“文革”中人们熟知的“革命不分先后，造反不分迟早”流行语，希望袁世凯反戈一击，“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并给前来作新闻采访的日本友人内藤、荻原，分别墨书“秋高马肥”、“杀机”二笺相赠。
黄兴书法以行楷著称，在民元革命党领袖中，其书法当属上乘。显然，有“东坡”之誉的黄克强，舞文弄墨还是比舞枪弄棒更得心应手。
阳夏之战，设在归元寺的后勤机关在战斗进行过程中，按炮弹、枪弹、粮食、器材编为四个大队，每队派辎重兵一二百人，从归元寺本部至琴断口沿线，每隔半里至一里之间设一兵站，采取分途递运的办法，将军用物资及时准确地运往前线。云岩长老率归元寺僧人投身革命，参与粮食弹药器械保管和运输、救护伤员等支前工作，还参加由湖北军政府组织的和尚队，直接上前线与清军作战。据11月11日《民立报》载：湖北军政府军务部有某志士见武汉和尚甚多，特组织和尚队一营，现在报名，投效者实繁有徒，将来必有特别妙用也。报界对于这一义举还发布专评：“释教宗旨以普救众生、脱离苦海为事，然我国僧侣大都崇尚虚文，徒食无事，有损于家国，真非浅鲜。今汉口有和尚队发现，绍兴僧团又将成立，实行素袍主义，将来拯救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彼释界之功岂不大哉！愿我各省军政府速提倡之。”自由谈专栏作家嘉定二我随从黄兴到达武汉后亲历阳夏战火后草成诗作《阿弥陀佛》，11月20日在《申报》发表：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归元寺和尚投军去了。阿弥陀佛，罪过——罪过——若不获罪于佛、菩萨，必获罪于众生。从前除荤茹素，节饮食，戒杀生，现在是要枪林弹雨，马革裹尸，杀人不怕血腥气了。手执大钢刀，喃喃高宣法号，三十六位天罡星君，七十二位地煞星君。佛云佛云：吾不入战场，谁入战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普渡一切众生，善男人、善女人，一切众生，一切同情。哈！哈！！哈！！！寺名‘归元’，若不去归黎元洪，去归那个？快快去去——去——”
《民立报》东南西北专栏有杂论这样写道：“佛法以大雄大无畏为极归，以舍己爱人为宗趣，故能救苦救难。念佛不离心，我心即佛心，知诵佛之言而不行佛之行，是谓谤佛。佛从何处做起？曰从救众生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