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社会革命，更是一种全新的思想形态。20世纪之初，中国的文化与思想环境发生了转折性变化，传统观念式微，为王朝守节有被视为“封建余孽”或“异族奴仆”的危险。以“种族”为主题的叙事策略在极大程度上抵消着晚清士人的道德言说，故替“异族”守节显然已不再具备合理的道德基础。民族主义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也是中国国民性中非常缺乏、而又为当时形势非常需要的一种时代精神。1903年6月13日《苏报》上文章称：“民族主义不伸，而欲吾四万万同胞，一其耳目，齐其手足，群其心力，以与眈眈列强竞争于二十世纪之大舞台，吾未闻举国以从也。”“方里二千万，倍半于全欧；人民四百兆，六倍于北美；开辟五千余年，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遗教，有英雄豪杰龙战虎斗之历史，且地处温带，人性聪慧，国多平原，物产饶裕，皆地球万国之所无，而我中国所独有者也。”（《国民报》1901年第一期《二十世纪之中国》）本来就具有“雄视宇内，威震环球，操纵万国，凌铄五洲之资格”的伟大国家将沦为列强的完全殖民地，他们不甘心，国人不答应。拯救祖国使免遭灭亡的厄运，是最先觉醒的那批中国人自己揽到身上的神圣使命。革命在中国几成流行语，昌言革命，以革命为题的书籍如《革命军》、《大革命家孙逸仙》也辗转流传。显然，这个时候的“革命”意义已经明确，不但要“革其王命”，“若转轮然，从根柢处掀翻之，而别造一新世界”也是题中应有之义，革命遂成为改朝换制的举动。（严昌洪《辛亥革命与20世纪中国社会》）
中国近代舆论一开始，主题就是有声有色地为这一思想形态和革命潮流即时代精神推波助澜。
甲午战争以后，“外患日亟，国人竞讲新学，津、汉、沪、广诸埠，报馆云兴。”据刘望龄主编《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中所述，清末至辛亥革命前夕，武汉迅速成为全国的中心重镇，地位日益显要。与此相适应的是报刊的逐渐兴起，很快跃居全国先进之列。这些报刊为传播近代西方文明、介绍社会政治学说、呼号救亡维新、鼓吹反清革命，进行了大量的宣传，为武昌首义奠定了思想基础。湖北革命党人高唱“警钟”、“木铎”，若“无声之金鼓，诛奸之妙器”，“胜过十万毛瑟”。报刊所起到的“精神变物质”的重大功用，在武昌首义中得到充分体现，从而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
据统计，1866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54年间，武汉共创办了191种报刊，这些报刊的存续时间或长或短，共同经历了外国人独占、官府把持、民报勃兴和民初新旧思潮激烈较量的四个阶段。武汉是早期西方文化渗透的重要地区，1866年1月6日《汉口时报（Hankow times）》创刊，馆设汉口英租界。美国人汤普生编辑，专供在汉欧美人士阅读，发行两年。武汉也是近代中国民办报纸最早发源地之一，1873年8月汉口《昭文新报》由艾小梅独资经营，每日报行，遍售各埠。
“鄂省一区自戊戌变法以来，风气大开，凡士商莫不以阅报为惟一目的。”武汉人读报习惯之养成，盍源于此？
城市的重要决定报业的发达。有研究者认为，晚清武汉报纸虽起步于沪港之后，但发展迅速，影响较大，在传播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介绍先进科技知识、宣传维新以及鼓吹革命等方面起过振聋发聩的重大作用，在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通观清末民初的武汉报业史可以知道，武汉是革命报刊丛集之所，是公开呼号以“大乱”救中国的舆论制造所，同时又是统治阶级舆论摧残文化专制最为严厉的地区。惟其如此，在武汉，报界的英雄比军界的英雄更为闻名。
梁启超民国元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去秋武汉起义，不数月，而国体丕变。成功之速，殆为中外古今所未有。……问其何以能如是，则报馆鼓吹之功最高，此天下之公言也。……我中华民国之成立，乃以黑血革命，代红血革命焉。”同样是天才演说家的孙文也作如此肯定：“此次民国成立，舆论之势力与军队之势力相辅而行，故曾不数月，遂竟全功。”
为一场革命而大造舆论，在中国是从辛亥革命始创的。
16.《湖北学生界》横空出世
“春江水暖鸭先知”，20世纪曙光照耀时，神州大地发生的剧烈震荡，新闻舆论是最先感知的。
近代中国的历程到了辛丑年，一看这年号就触击“国痛”。这一年，上有立宪党，下有“义和团”，闹得八国联军北来，慈禧太后西去，李鸿章奉命与列强11国签定《辛丑条约》，国已不国。康有为七上清帝书，终于实现“百日维新”，接着是戊戌政变，流血牺牲。1900年2月1日康有为逃出国门，由香港达新加坡，正式接受英国政府保护。与此同时，慈禧太后命李鸿章将广东南海、新会的康家梁家祖坟彻底铲平，以警“凶邪”。然而，这些南方人仍然要跟北方人过不去，康党的影响还在。在中国当时最具活力的两大城市，汉口《汉报》和天津《国闻报》仍在妄传“康党讹言”、“诬诋慈圣”。有鉴于此，湖广总督张之洞1900年2月10日特电湖北留日学生监督钱恂，饬令与日本外务部婉商，请予采取措施，约束各报。为什么要找日本人求情，原来上述二报都是受日本人保护的（《汉报》1896年由日本人宗方接办）。遵照2月14日清廷发布通缉康有为梁启超、严禁康党所设报馆并严惩购读者的上谕，3月7日，张之洞又札饬江汉关道查禁《天南星报》、《清议报》等，同时禁止汉口、汉阳“续开报馆”，禁止购读与发卖。“防口如防川”，统治者历来都高度重视对舆论的管制，武汉三镇在张之洞治下更显得森严。他既倡导阅报，又俨然新闻检查官，凡认为有损君权皇统的言论即加指控，经他批驳的报刊达十几种，都予以封杀。
“北方之患在匪，南方之患在谣。北方除患在平匪，南方除患在息谣。”1900年7月1日《汉报》发表《论南方官绅宜镇定以弭乱》一文，多少有点歌功颂德。今之湖北，鄂军精勇异常，枪械尽善尽美，“无事则足以镇守，有事则足以攻击。”“纵有小丑，万不能轻举妄动。”义和团“现与西兵相持，势不能南窜；即欲南窜，西人财产多寄长江一带，亦将竭力防堵”。因此“南方现为乐土”，农工商贾尽可各安生业，不必“无端惊悸”。然而，在张之洞的严禁购阅与递送的种种限制下，《汉报》也难以为继，终以三千两价银让与湖北官宪，拿钱走人。9月28日《汉报》刊发最后一篇社文，由冈幸七郎亲笔撰着。吹嘘功绩，隐瞒实质。“……专此述芜词以为停报辞，并祷大清皇上万岁！大日本国皇上万岁！中日两大陆士君子万岁！”文中有意无意间报道了刚刚发生的自立军案：“唐党企不轨，事觉，被拿者已三百余人，伏诛者前后不止一百余人，犹就缚临刑者每日不绝，鲜血淋漓，腥气蔽天，居民为之悚然矣。然余孽未尽，残党潜窜，将来再激成大事亦未可知也。呜呼！今日之局，大与小，缓与急，可忧可畏者甚不省也，当此时报馆之任务亦实不轻也。”
康党与“拳匪”之乱，是当朝最痛的两块心病。武昌沙湖沟口的琴园是清末民初武昌重要风景区之一，园中一对楹联：“琴谱茶经轮换风雅，园花池月悟彻禅机”是康有为的手笔。梁启超比康有为名气更大，有“文妖”之称。时人对绝妙词句和文章的评赞往往是“梁笔”，又称“良文”。1897年和1922年梁启超两度来鄂，前一次到江夏讲学，传说造访张之洞时，留下两人的妙对。张出上联：“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先生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梁答下联：“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何敢在前，何敢在后？”后来一次还在武昌粮道街中华大学的操场上演讲，首次提出中国文化两源说，即黄河与长江两大源流。高度评价：“湖北不独能代表长江文化，并能沟通黄河文化。”他通过对二十四史中列传人物籍贯的比较，发现自前汉迄明末湖北籍人士都在5％左右。尤其武昌首义推翻清廷建立民国，“湖北在政治上的地位应列于中国各省之上，人格之高，无以复加。”
20世纪之初，康梁影响在武汉已著。1900年的唐才常自立军起事，就是直接受命于康有为而在武汉发动的。房县人戢翼翚于1898年赴日学习，第二年与沈翔云等发起成立了第一个留日学生团体“励志会”，1900年回国参与自立军起义。事败后潜返日本，参与主编《国民报》。1902年12月9日，也就是北平“12·9”学生运动爆发前33年，戢翼翚与秦力山、杨廷栋等在上海创办《大陆》杂志，开中国学生在国内办报的先河。
日历翻到了1903年，新年伊始，时光急迫，留学日本的湖北学子们认识到，“今之闭户自精而漠然于国事之缓急者，几何而不为庄生之所讥也？”从而站到时代的前列，创办了第一个以省区命名的革命刊物《湖北学生界》。以“输入东西之学说，唤起国民之精神”为宗旨，馆设东京神田区骏河台铃木町十八番地“清国留学生会馆”内，湖北同乡会主办。1月29日创刊后，月出一册，朔日发行。在武昌中东书社等地分设总发行所，并于全国分设代派所30余处。这是湖北人大举跻身报界的开始，“吾楚昔之为天下重也”，“吾楚之影响于全局者，若斯其大也”，“庸知夫中国将来不为地球第一强国，吾楚不为文明之中心点，而斯报不为启山林之筚路蓝缕也。”作洋洋洒洒数千言发刊叙论的是枝江人张继煦，后曾任武昌高师（武汉大学前身）校长、湖北通志馆总纂，并著有《张文襄公治鄂记》。湖北武汉的地位之重要为时人共知：“故江汉之会，在昔日为长江上游之重镇者，在今日则为世界竞争之聚点也。”“危哉中国，其为各国竞争中心点也。呜呼！夫孰知以中国竞争之局卜之，吾楚尤为中心点之中心点乎？”（《湖北学生界》第一期）《湖北学生界》横空出世，在当时国内外震动不小，风行一时。后来它改组更名为《汉声》，“以光复祖国而振大汉之天声”为主旨，公开宣传要与清王朝“喋血苦战”。无论是张继煦还是李书城，湖北青年才俊很快以文章道德在新世纪崭露头角。
李书城的职业革命生涯始于热血青年时。2月27日《湖北学生界》第二期发表他的《学生之竞争》一文：
二十世纪之中国，学生之中国也。其兴也惟学生兴之，其亡也惟学生亡之。
今日之世界，非竞争风潮最剧烈之世界哉？今日之中国，非世界竞争风潮最剧烈之漩涡哉？俄虎、英豹、德熊、法貔、美狼、日豺，眈眈逐逐，露爪张牙，环伺于四千余年病狮之旁……望中国之前途，如风前烛、水中泡耳，几何不随十九世纪之影以俱逝也。……欲挽此劫运，若补漏舟，若救火炉，苟非具有武健果毅之气概、伟大磅礴之精神，剀切诚挚之肝胆、明敏活泼之脑浆者，不能使中国之国旗，仍翻飞于二十世纪竞争之大活动场也。今日中国之负此资格造此能力者，果谁属乎？吾得而断言之曰：学生哉，学生哉！
读着这样激情澎湃的文字，想想当年学生肩负的天下兴亡之责，与那个世纪60年代我们的“誓死捍卫”之激情何其相似乃尔！而21世纪的中国之现实学生，则不知会对此作何理解，或许他们可以与前辈们媲美的只有对歌星影星追捧之热烈。
《湖北学生界》第四期，编者改署“湖北同学会杂志报”，增设总发行所于北京咸宁馆。其中有《中国民族主义第一人岳飞传》，文曰：“世界民族的国家、民族的历史，必有一绝大民族的人物，为本族庄严金碧深入人心之标准，俄之大彼得、法之拿破仑、日本之丰臣秀吉，诚一族之英雄哉！非民族的国家、征服统一的民族，不敢有此。中原豪杰之士，有敢以岳忠武飞为本族第一者乎？盍来一读此传。”岳飞毕竟是南宋人，离清末已远，时下的民族英雄当是谁呢？难道还没有产生？对于那个年代来说，只能是一群真心报国的英雄群体。
今日者十九、二十两世纪之交也，中国而亡也，其必于斯，中国而兴也，其必亦于斯。斯时也，正天地所为造成最重最大反动力之时势，以待我之斡旋转移，而演出空前绝后独一无二之雄快的活历史也。（《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四期《尊我篇》）
“廿纪英雄属少年”，二十世纪中国光辉历史的序幕就是由他们拉开的。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罗福惠认为，从1903年的《湖北学生界》到武昌起义前的武汉革命报刊、再到辛亥革命后的首义史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发展阶段，是近代湖北文化和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它不仅反映了辛亥革命的思想酝酿、宣传发动、事后总结的过程，也体现了二十世纪前期湖北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状况。
17.宣传革命的进步报刊
1902年春天，《汉口日报》在汉口后花楼河街创刊是一个重大事件，它的重要性在于：一、沈习之、王华轩任经理；二、聘上海著名小说家吴研人主笔，“创刊之始，抨击时政甚烈”；三、由武汉大商人宋炜臣、蔡永基等参与投资；四、最先采用新闻纸并双面印刷，在技术上一改武汉单面印刷的落后局面，这说明其时武汉已达到相当高的办报水平。
吴研人是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由冯特民任经理的中文《楚报》出版时，也邀他作过主笔，《楚报》在香港注册立案，馆设汉口英租界。报馆职员多为日知会会员，倾向革命，“纵论鄂省政治，不避嫌忌”，“持论颇激昂”。
1905年10月，湖北第一个新闻团体“汉口报界总发行所”正式成立，设于汉口后花楼笃安里。由五家报馆联合组成，负责联合发行、统一告白价码、催缴报费等事务。当年12月27日，《汉报》曾刊发社文“论报界不宜有冲突”，呼吁汉镇各报不要挟持私见，相互攻讦，而共担提倡文明之责。“寸墨尺楮，挟欧风美雨而来；一笔千言，为明智国权而发。”
新闻传播的功能一在事件表达一在意见表达。国势将倾的清末，夹缝中生存的报纸最为人关注的当然是事件的发生，但在事件没有发生之前的意见表达（鼓动和宣传），成为报馆和报人最为着重经营的。尤其在舆论高度控制的压迫之下，谁敢于意见表达谁就可能脱颖而出，成为不可一世之英雄。20世纪之初是中国新闻史上“意见表达”的高峰时期。
